尋找江南皮革廠

2018-10-06 14:57:52

中秋節前一天,位於溫州機場大道618號的幾家工廠仍未停工。走進院子便能聽見機器轟鳴的聲音,院落里雜亂地堆放著廢舊設備和垃圾,廠房外牆銹跡斑駁,一身油污的工人們沉默幹活。門口拉貨的司機告訴記者說,“現在裡面租給好幾個廠子,有生產螺帽的,有生產鋼圈的……”

這裡原本是江南皮革廠的廠區,七年前的一樁新聞令這家企業名聲大噪,一首神曲更是在這些年裡傳遍大江南北,“浙江溫州,浙江溫州,江南皮革廠倒閉了,老闆黃鶴欠下3.5個億帶著他的小姨子跑路了……”

只是,真實的故事遠不如歌詞狗血,但卻比歌詞更辛酸。

走訪原江南皮革廠廠區↑

如今,就連溫州當地人似乎也遺忘了這裡發生的故事。在他們看來,工廠倒閉、老闆跑路的事情稀鬆平常,不值得深究。而廠區大門口已沒有任何標牌顯示這家企業曾經的身份,告示欄里張貼著幾家工廠的招聘信息,圍欄上只剩下“江南”二字。

相距不足300米,一道圍欄之外的機場大道616號便是江南閥門廠,門口不時可見穿藍色工裝的工人進出。工廠大樓外牆簇新,院子裡乾乾淨淨,和江南皮革廠斑駁破舊的景象形成鮮明對比。

何思妤攝

門口保全在這裡工作快十年了,他說,“皮革廠2011年就倒閉了,我們閥門廠和那邊是獨立經營的,當時工人的工資都是我們老闆黃作興墊付的。”

據其介紹,黃作興和黃鶴是叔侄關係,黃作興二哥去世時將14歲的兒子黃鶴託付給了他。“那幾年,皮革廠生意挺好的,還出口,2009年在福建還辦了一個分廠。當時普工工資也能達到三四千,還解決了一些殘疾人就業。”

頗有經營頭腦的黃鶴卻好賭。《浙江日報》刊發的一篇文章曾寫道,黃鶴早在出逃前幾年就曾在澳門賭博輸了一千三百萬元,逃到泰國躲債。黃作興得知後讓他回來認錯,黃鶴再三表態不會再犯,於是黃作興幫他還了賭債。想不到,黃鶴竟然又進賭場輸了個精光,還帶著老婆孩子逃往國外。2011年4月6日,一位親眷在接到黃鶴的告別電話後,去機場開回了他的保時捷。

在《溫州民營企業經營狀況的調查》中也曾提到:2011年初,由於黃鶴受國際賭博集團引誘,參與大額賭博,欠下巨額賭資後外逃,造成公司經營整體癱瘓。

“那個人(黃鶴)看起來儀表堂堂,說話也合情合理的,誰能想到他會冒出跑路的念頭來。他跑路我們都很驚訝,因為當時他在溫州龍灣區挺有名氣的,還是區裡的人大代表,也是上得了台面的人。”提及過往,保全不甚唏噓。

侄子留下的爛攤子令黃作興痛心,更承受了慘重的損失。

“黃鶴的逃走,對企業的打擊是致命的,造成一千多工人失業,股東損失重大,連帶幾十個小股東全軍覆沒…….到了這個地步,什麼鈔票不鈔票,都不重要了。企業的生命懸於一線,自己大半生的奮鬥成果可能毀於一旦,只要能夠拯救,什麼都值了。”

4月6日,黃作興從外地一飛回溫州,便馬上召集江南皮革所有股東、擔保人和黃鶴的盟兄弟開緊急營救會議。“我出一億,你這個擔保人想辦法籌一億,你們幾個看在黃鶴兄弟的分上,每人出一千萬或兩千萬,總的一億。這樣,湊三億元,大家共同努力,把債務危機度過去。另外,想辦法叫黃鶴回來。”會議從下午五點開到晚上十時多,竟然無一人表態。

黃鶴跑路的訊息傳開後,工廠停止了生產,搶砸嚴重。位於臨海的江南皮革老廠,發電機組都被人拆了。據《溫州都市報》報導,4月8日開始,陸續有員工來到公司要求支付經濟補償。公司行政辦公室設在廠區一樓,董事長辦公室里凌亂不堪,到處都是檔案和紙屑,辦公桌抽屜被人打開,地上扔滿了空禮品盒。當時,政府成立了工作組進駐企業,甚至派公安和防暴車到現場維持秩序。

據南方周末獲得的《江南皮革破產清算專項審計報告》顯示,截至4月6日,江南皮革公司負債約2.6億元,其留下的資產總計約為1.7億元,所有者權益約為-8741萬元,嚴重資不抵債。“這只是賬面上,最近幾個月又有很多債權人登記,沒統計在內。”清算組內部人士透露,“還不知道黃鶴私底下跟民間借了多少錢。”

而更緊急的是,作為大股東,江南控股為江南皮革擔保1億元,本息達1億2600萬元,銀行採取緊急措施要求立即歸還,否則就要凍結江南控股和江南閥門的賬號,降低信用等級。

事後,黃作興在接受《浙江日報》採訪時講述了那段艱難歲月。當時他借了400多萬給近千名工人發了工資,在相關部門協調下對債權人進行了登記,還賣了八套房和房地產公司的部分股權,湊齊一億兩千六百萬,還了銀行的錢。

擺脫信用危機的江南控股集團仍在正常經營。2011年底,黃作興已從董事長位置上退下來,自己只擔任總工程師,將企業交給了兒子。

而江南皮革廠的故事卻被人添油加醋,成為了一種行銷手段。許多地方的街頭都曾出現打著江南皮革廠的旗號清倉甩賣鞋包的景象。

2013年,數百名四川溫商集體維權,要求工商等部門打擊“江南皮革廠神曲錄音”等詆毀溫商的方式和行為。而直到2016年,神曲作者才在微博上聲明刪除視頻,並向被影響的溫州一系列皮革廠致歉。

黃作興和黃鶴叔侄二人只是溫州民營經濟變遷的一個縮影。

歷史上的溫州無論在地理物產,還是交通政治上都不具優勢,生存環境促使溫州人不斷思變。溫州小商品經濟在“前店後廠”的家庭小作坊模式下興起,僅在柳市一個鎮就出現了“八大王”,他們在五金、礦燈、螺絲、電器等領域紛紛崛起。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發題為《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長篇報導,“溫州模式”首次見諸媒體。黃作興第二年創辦了江南閥門。90年代以後,溫州個體私營經濟發展更加迅猛,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加工廠。2004年,江南控股集團成立,下轄江南閥門、江南皮革等八家子公司,黃作興在閥門之外將事業版圖延伸到了皮革、鑄造、礦山開採、房地產等領域。

黃鶴早年曾在叔叔的閥門廠里打工,2008年他以每年1250萬元承包了江南皮革,成為法人代表。一年後,江南皮革通過開發新產品,拓展國內外市場,實現銷售額兩億八千兩百萬,利潤6000多萬,成了溫州最大的皮革生產商。

何思妤攝

2008年不僅是黃鶴的好年份,也曾是溫州老闆們的好年份。作為全國民營經濟的先發地,溫州民營經濟於2008年達到鼎盛。據保全回憶,當年機場大道上基本都是皮革廠。高峰時期,溫州鞋服類企業多達4萬多家。如今,奧康、紅蜻蜓等本土鞋企的廣告仍樹立在溫州龍灣機場和高鐵站。

同年,金融危機爆發,國務院公布“四萬億救市計畫”,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限制被取消,開擔保公司成了當時不少溫州老闆的副業。

但2010年銀根收緊後,企業對資金的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間金融利率。中國人民銀行溫州支行2011年發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即使是親友之間借錢,年利率也在12%到36%之間。

為何錢都流向了民間借貸?在南方周末當年的報導中,溫州炒房團的始作俑者、超然不動產董事長吳昊的一段話,或許揭露了原因:

“房子不讓炒了;炒煤礦被國企收編了,山西煤改讓溫州民間資本在煤礦上損失了900多個億;收藏品市場可能80%以上都是贗品……資本是要逐利的,不去放高利貸,難道把錢放在銀行等著CPI吃掉嗎?”

民間借貸曾為溫州民營經濟做出貢獻,但瘋狂逐利卻為其埋下了禍根。

在金融危機和民間借貸資金鍊斷裂等因素疊加之下,2011年,老闆跑路、企業破產等事件在溫州接連上演。黃鶴只是其中之一。

據不完全統計,僅2011年,由於無力償還巨額債務,溫州就有上百家企業破產,老闆失蹤,甚至出現一天內9家企業主負債出走的情況。而“眼鏡大王”胡福林欠款20億跑路、“一代鞋王”王躍進攜千萬跑路、“溫州八大王”之一莊吉集團鄭元忠的6家公司破產的訊息,更是在溫州引發動盪。

多米諾骨牌仍在倒下,一批涉足民間借貸的中小企業和擔保公司扎堆倒閉。

涉嫌高利貸的“老高”跑路事件屢見報端:波特曼咖啡老闆嚴勤為、天石電子老闆葉建樂、巨邦鞋業老闆王和霞、錦潮電器老闆戴列竣、耐當勞鞋材公司老闆戴志雄等均出走,百樂家電女老闆鄭珠菊攜款潛逃被警方追捕歸案。

2011年9月26日,浙江溫州,討要材料款的供貨商躺在信泰集團辦公桌上。

數據顯示,僅在2011年1月至8月期間,溫州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數同比增長25.73%,涉案金額50多億元,同比增長71%。另據《中國新聞周刊》統計,僅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民間借貸類立案數累計高達1000多起。

在2011年下半年溫家寶親赴溫州之後,當地政府組織聯絡組進駐25家市級銀行機構,要求銀行不抽資、不壓貸,以防中小企業資金鍊斷裂。不過,溫州市銀監分局的一項統計顯示,2014年初,溫州全市仍有重大風險擔保圈33個,涉及信貸金額618億元人民幣。

“當時多數資金都是來自於銀行,所以也引發了地區性金融危機,銀行不良資產迅速上升,銀行抽貸、斷貸現象非常普遍,再到2015年至今逐漸演變為信用危機,所以溫州人都被搞怕了。”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曾對媒體表示。

今年8月8日,《溫州晚報》刊登了一則公告: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正面向該公司債權人,對其破產財產實施二次也是最後的分配。巧合的是,這一天也是一年一度的“溫州誠信日”。

故事落幕,至於故事的主人公黃鶴,無人知其下落,江湖上只留下那首著名的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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