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國好父親--曾國藩

2019-03-01 02:13:29

湖南荷葉有個好父親——曾國藩的父職教育(圖)

作者:王大龍 提供人:中國家長教育網時間:2009-9-21

不久前,曾寫“台灣有個好父親”一文,其中寫道:蔣介石對蔣經國讀書的內容和方法最為關切,特別重視國學教育。他指導蔣經國要讀好“四書”,尤其要讀好《孟子》、《曾文正公家書》、王陽明全集等。
蔣介石說,曾文正公對子女的訓誡可作模範,要認真體會,並且依照曾氏家訓去踐行。蔣經國常寫信向父親請安,蔣介石有時無空作復,就指定以曾文正公家訓的第幾篇代替回信,要他細細參閱。蔣經國偶爾身體有病,蔣介石回信就說是他沒有好好地讀曾文正公家書的緣故,因為那書里對於如何保持健康,是說得很詳盡的。蔣介石還常把自己閱讀過的各書交給他讀,書中有蔣介石的親筆圈點、批語和心得。
1937年4月27日,蔣介石寫信指示:“至於中文讀書寫字之法,在曾公家訓與家書中,言之甚詳。你們如能詳看其家訓與家書,不特於‘國學’有心得,必於精神道德皆可成為中國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時代已過而忽之也。”
蔣介石為何如此重視曾文正公的家教思想,為解此疑惑,窺其中之奧妙,九月上旬,又去訪問了曾文正公的故里——湖南雙峰荷葉鎮。
曾文正公(1811-1872年),湖南湘鄉(今雙峰縣荷葉鎮 )人。少聰敏好學。1838年朝考點翰林。他推崇程朱理學,篤好古文,對乾嘉訓詁諸書,也有涉獵。他接受各個學派的滋養,成為中國近代集封建思想文化之大成者。
1871年9月3日,曾文正公同李鴻章一起奏請選派幼童赴美學習,1872年11月,在曾文正公的支持下,第一批官費留學生由容閎等帶領赴美,開創了中國官費留學之先河。
曾文正公不是教育家,他的一點教育活動是零碎的,但是在他的《書札》、《家書》、《文集》中卻飽含著豐富的親職教育思想,如他認為, “大抵士宦之家,子弟習於奢侈,繁榮只能延及一二世;經商貿易之家,勤勉儉約,能延及三四世;而務農讀書之家,淳厚謹飭,則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則延澤可及八至十世”。這裡所說的“務農讀書”,就是他對家中兄弟和子女的教育中反覆強調的“耕讀為本”或曰“半耕半讀”的思想,尤其是曾文正公的治家、家教、家風更是令後人傳誦。

一、 家風的精髓在耕讀
故居里的這幅楹聯最能概括曾文正公的理想家風。上聯中明確提出:家風半讀半耕。他認為應當“耕、讀”並列,不要丟失農家子弟的本色。“耕”(包括種菜、養魚、養豬等)可養子弟勤勞之品質並使家衣食足而有生機;“讀”則可使家有書香之氣。二者結合,則既能提高子弟的各種能力,又能磨鍊他們的意志品質。
在耕讀教育方面,曾文正公強調:“吾家子侄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柴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必須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習之。”又嚴格規定:“子侄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椅、牧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 曾氏把“耕讀”教育擺在了一個重要的位置上。它是家道充滿活力、延續不改的輔助力。如果不進行耕讀,家庭就像一輛車沒有了潤滑油一樣,會影響其運轉的。所謂“耕”,在他看來,就是家中男子要耕地施肥,種菜(蔬)、養魚、餵豬等;對家中女子主要是“學洗衣煮菜燒茶”、製鞋、做小菜等他規定的日定功課。如他規定女兒、兒媳每年必須做鞋一雙,以考其女工,必須“作些小菜如腐乳、醬菜之類。至於“讀”,並不只是讀四書五經、八股試帖之類為今後中舉做官打基礎的書,而是要讀能經世致用的書。讀書並不求其子孫做官、發財,早日成名,只求其成為讀書明理之君子。
曾氏家族立家的“八字訣”即“考寶早掃,書蔬魚豬”中的核心內容仍是“耕”與“讀”。對此“八字訣”,曾文正公要求要“永為家訓”,一再叮囑諸弟“斷不可一日忘之,忘則家或敗矣”。
曾文正公用精闢的語言闡述了讀書對於人生的重要意義:“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者,並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的確,但凡傑出之生命,無不是刻苦治學的。
曾文正公還利用自己好學的行為勉勵兒子說:“余在軍中不廢學問,讀書、寫字未甚間斷,惜年老眼蒙,無甚長進。爾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擲光陰。
1、讀書目的在明理 曾文正公一生拜相封侯,但他教育子女:“凡人皆望子孫為大官,余不願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還說:“凡富貴功名,皆有天命,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又說自己志在讀書著述,不克成就,每自愧悔,“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札記,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則餘歡欣快慰,夜得甘寢,此外別無所求矣。”
他日理萬機,但對於子女的教育從不懈怠,在家書中反覆叮嚀:“銀錢田產,最易長驕氣逸氣。我家中斷不可積錢,斷不可買田;爾兄弟努力讀書,決不怕沒飯吃。”“爾等長大之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必作官。……吾當軍事極危,輒將此二事叮囑一遍,此外亦別無遺訓之語。”

2、讀書的方法在讀、考、問、思、行結合 曾文正公認為,讀書要靠勉強磨練,考、問、思、行結合才行。他說“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鍊而出耳。”“誠能考信於載籍,問途於已經,苦思以求其道,躬行以試其效,勉之又勉,則識可漸進,才又漸充。”
他主張,買書不可不多,看書不可不知選擇;讀書要“虛心涵泳,切已體察”,看、讀、寫、作缺一不可等,他能根據不同的對象提出不同的方法,並結合自身的體會來言傳身教,易於使人接受。其子曾紀澤在曾文正公的嚴格督促及耐心指導下,“自幼究心經史”,後“潛心有用之學”,研讀經世致用的書籍,以後又學習英、法語文和西學洋務,成為著名的外交家。
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之中,曾文正公既是父親又是朋友,既是經師又是人師。他贏得了孩子們的尊敬和愛戴,他的孩子們都非常欽佩他、崇拜他,把他視為自己的人生偶像和坐標。
那么該讀什麼書呢?他對不同的個性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如要求大兒子攻國小、詩文、天文等,要小兒子攻算學。大致說來,曾文正公認為學問有四,要讀的基礎書有十,分別為:①義理之學:《四子書》、《近思錄》;②詞章之學:《曾氏讀古文鈔》、《曾氏讀詩鈔》;③經濟之學:《會典》、《皇朝經世文編》;④考據之學:《易經》、《詩經》、《史記》和《漢書》。和前人相比,增加了經濟之學這一新類別。他要求子孫們對這十種書要“爛熟於心中”,在此基礎上,他為兒子們開列了古今“聖哲”三十二人,認為只要“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這三十二人為: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馬遷、左丘明、莊子、諸葛亮、陸敬輿、范仲淹、司馬光、周敦頤、程頤、朱熹、張載、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李白、杜甫、蘇東坡、黃魯直、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秦惠田、姚鼐、王念孫。包括哲學家、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詩人、學術家、樸學家。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成為洋務派後,他認為必須學習外國的知識。“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
在曾氏的家書中,除了介紹應讀的書籍外,還介紹了讀書的方法和治學的先後順序等。
讀書要有志,有識,有恆。
治學必先守志。“譬如樹木,志之不立,本則拔矣,是知千言萬語,莫先於立志也。” 他在給諸弟的家書中說:“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敢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讀書之道

一要定課程:
每日課程: 讀熟讀書十頁。 看應看書十頁。習字一百,數息百八。記過隙影(日記)。記茶餘偶談一則。
每月課程:逢三日寫回信。逢八日作詩,古文一藝。(熟讀書是:易經、詩經、史記、 明史、屈子,莊子,杜詩,韓文)
二要手到口到 每日所看之書,皆過筆圈點;讀文以聲調為本, 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

三要做到“三有”“三法”“三有”即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
“三法”即是約、專、耐。
“約”,讀書如同萬壑爭流,必有主脈,能把握神理所在,其他次要問題均能附會旁通。
“專”,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凡人為一事。以專為精,以紛而散。 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讀書如譬若掘井,掘數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見泉。
讀書總以背熟經書,常講史鑑為要,每日有常,自有進境,萬不可厭常喜新,此書末完,勿換彼書耳。
“耐”,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寫字,凡事都有極困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
要做到“看、溫、習、思”。
讀書時應看、溫、習、思四事並行。看生書應該求快,不多讀就顯得孤陋寡聞;溫習舊書應該精熟,不背誦則容易忘記。思考要經常,不這樣就好比人啞不能說話,馬跛不能飛弛。這四點缺一不可。
要做到看、讀、寫、作並舉。“看”多用猛火煮;“讀”則如雞伏卵”。 “寫”指練字書法,“作”指作文吟詩。

二、齊家的精髓在勤儉
曾文正公用一生實踐了“勤”,他“勤於事功,故得以建立奇功異勛;勤於學業,故得以遺存著述卅卷;勤於修身,故得以為家族後人尊為楷模;勤於教子,故得以晚輩桃李成蔭”。曾文正公看到京城中不少高官子弟奢侈腐化,揮霍無度,胸無點墨,且目中無人。因此,他不讓自己的孩子住在北京、長沙等繁華的城市,要他們住在老家,並告誡他們:“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習氣,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 他說:“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勤勞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

在曾文正公看來,能夠儉約自持者,才可謂君子。所謂“儉”的意義:“第一莫著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僱工。”“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返儉,難於登天。”要持儉,必須去奢侈之風,而“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輿馬僕從習慣為常,此即日趨於奢矣。”“京師子弟之壞,末有不由於驕、奢二字者”,他告誡家人,生活要“以儉字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儉,此居家居鄉之要訣也。”對此他還曾作過自我批評,“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今署中內外服役之人,廚房日用之數,亦云奢矣。”他也為自己未居高官而以公肥私而感到慶幸,“衙門奢侈之習,不能不徹底痛改。余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榮幸不負始願。”他要求子弟居家“須學陸梭山之法,每月用銀若干兩,限一成數,另封秤出。本月用畢,只準贏餘,不準虧欠。”希望“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於懶惰”,而要“力崇儉德,善持其後而己。”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輿馬僕從習慣為常,此即日趨於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僱工則頤指氣使,此即日習於傲矣。”同治三年七月,國藩受封侯爵,紀鴻正赴長沙考試,國藩特別寫信告誡:“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為主。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屬……場前不可與州縣往來,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他對女兒也同樣嚴格,鹹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信云:“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鑲大緣,過於絢爛。”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信云:“余每見嫁女貪戀母家富貴而忘其翁姑者,其後必無好處。余家諸女,當教之孝順翁姑,敬事丈夫,慎無重母家而輕夫家。”
鹹豐八年,在江西建昌行營時,又函促家中子侄讀書,種菜,養魚,餵豬。規定“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懶,宜學燒茶煮菜”鹹豐十年,奉旨署兩江總督,後兼欽差大臣,功名到頂峰了,還在發愁:“余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喚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於膏肓而不自覺,吾深以為慮。”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諭紀鴻:“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

三、家教的根本在育人
曾文正公在寫給兒子的一封信中高度概括地說:“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在他許多家書中反覆強調了謙遜、戒驕、寬容,就是“敬恕”。他曾說:過去覺得自己本領特大,別人總是不成。現在知道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要發現別人的優點。一方面對自己要嚴格地戒驕戒傲;另一方面對別人要寬容忍讓。他主張“與人為善”,寫給他長子的信中說:“君子之道,莫大乎與人為善。”就是對錯誤的人,也要寬容待之。

無論在讀書或做人方面,曾文正公對子弟的要求都極其嚴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責,而是根據自己親身體會,出之以研究的態度,所以指導切實中肯,收效也就十分顯著。他日理萬機,但一有時間,就給孩子寫信,為他們批改詩文;還常常與他們交換學習、修身養性的心得體會。此類例子,觸目皆是,不勝枚舉。但選抄其鹹豐八年八月二十日諭紀澤一信就足夠了:
“……餘生平有三恥:學問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恆星五緯亦不認識,一恥也;每做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二恥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三恥也。
“爾若為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恥。推步算學縱難通曉,恆星五緯觀認尚易。家中言天文之書,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一種。每夜認明恆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識矣。凡做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易有始有終。作字時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毫不費力,將來以之為學,則手鈔群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櫝,無窮受用,皆從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彌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場,或中或不中,無甚關係。榜後即當看《詩經註疏》,以後窮經讀史,二者跌進。國朝大儒,如顧、閻、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光陰難得,一刻千金!
“以後寫安稟來營,不妨將胸中所見、簡編所得馳騁議論,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不宜太寥寥,此諭。”
曾文正公生前封侯拜相,滿族榮華,死後沒有留下什麼財產田地、金銀珍寶,留給子孫後代的,是一樓富厚的藏書、一道著名的遺囑。他認真思考了很長一段時間,把自己一生所得歸納為四條,並將它端端正正地寫下來,要兒子懸掛中堂,每日誦讀,恪遵不易,並一代一代傳下去。
“一曰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養心之難,又在慎獨。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內而專靜統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為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若人無眾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人達人之人,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韙之,鬼神許之,以為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饈,衣必錦繡。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為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練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為天下計,則必己飢己溺,一夫不荻,引為餘辜。大禹、墨子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勞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祗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條為餘數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記之行之,並傳之於子子孫孫。則余曾家可長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文正公遺囑對子孫的影響是深遠的。曾家後裔恪遵遺言,沒有一個帶兵打仗的。長子曾紀澤精通詩文書畫,在清代末年,他自己刻苦學習英語成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在處理西北邊境危機中,曾紀澤憑著堅強的鬥志和高超的談判藝術舌戰強敵,從沙俄口中奪回了伊犁城,從而取得清末外交史上唯一的勝利。次子曾紀鴻一生不仕,專研數學;孫子曾廣鈞雖中進士,長守翰林;曾孫、玄孫輩中大都出國留學,無一涉足軍界、政界,全部從事教育、科學、文化工作,不少成為著名專家學者。曾文正公及其四兄弟家族,綿延至今190餘年間,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人,沒有出一個紈絝子弟。如此長盛興旺之家,在古今中外皆屬罕見。其原因當歸於曾文正公的教子有方。
百年以來,人們對曾文正公的評價,從“兩間柱石”、“古今完人”到“漢奸劊子手”,隔若天淵,判如冰炭。這些評價,從不同的時代要求和不同的政治目的出發,各有各的理由;但無論何人,都不能不承認曾氏的學問和能力。毛澤東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致黎錦熙信中,亦極力推崇曾文正公為有“大本大源”之人:
曾文正公對子女的親職教育非常嚴格,雖然他常年在外做官、帶兵、打仗,但家信未嘗間斷,溫言細語,言傳身教,諄諄誘導,勤勞儉樸,知書達理,不求做官發財,不以優越地位自居。
曾文正公終生注重親職教育,對子女在修“心”、修“身”、修“行”上的教誨可謂盡心盡智。修“心”是人心智心力的砥礪和磨鍊,是人道德品質的培養與修煉。通過修“心”可綜合反映人的品性、心態、價值觀念和思想境界。曾文正公提倡修“心”是要其子女集中做到:“慎獨”、“不忮不求”、“孝友”、“仁”、“敬”、“謙”、“恕”等。
慎獨 是通過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評,以求自知之明,達到心底無私和“善”的境界。“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為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慾,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即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孟子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慾’,皆不外乎是。”這裡強調通過自我修養來“為善去惡”,把道德方面的要求大大強化了。
不忮不求 聖賢修心之道要求遠離嫉賢妒能和貪圖名利。曾文正公說:“餘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忮不求為重。忮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有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名貪利,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忮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俟、勢位相埒之人;求不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忮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污。”
孝友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處理好家庭內部關係的基礎,是家庭和睦祥瑞的體現。曾文正公說:“孝友為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曾文正公對“孝友”之家極為讚賞,在他眼裡,官宦之家只能延續一二代,商賈之家不過三四代,耕讀之家可延五六代,而孝友之家能綿延十代八代。所以家庭成員必須作到“孝友”2字。
曾文正公非常強調子弟處事“須有一種謙謹氣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12]他視“子弟驕怠”為居家四敗之一[13],必欲戒之。
曾文正公注重修“心”、修“身”,也注重修“行”,望自家子弟在言談舉止上講求“渾厚莊重”。
“渾”指言談舉止要樸實,不驕飾。曾文正公字諭紀澤曰:“澤兒天質聰穎,但嫌過於玲瓏剔透,宜從渾字上用些功夫。”“厚”指為人不能清高,更“不宜妄生意氣”,待人要誠懇、寬容、不刻薄。他告誡紀澤:“爾稟氣太清。清則易柔,惟志趣高堅,則可變柔為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閒遠,則可化刻為厚。”“重”指“舉止端莊”,為“人德之基”]。他要自家子弟終身牢記“舉止要重”一語,“無一刻可忽也。”他曾對紀澤說:“余嘗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於星岡公。爾之容止甚輕,是一大弊病,以後宜時時留心,無論行坐,均須重厚”,作到老成煉達。“不妄言”指“說話宜遲”“立身以不妄語為本”,“須緘默寡言,循循規矩。”然而這並不是要其子弟萎縮不前。他對紀澤說:“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這時不試為之,則後此彌不肯為矣。”
訓誡 這是曾文正公最重要和基本的教子方法。是通過直接地教導、訓誨和告誡來講述事理,直接了當地要求子弟或為或不為,毫無遮掩、開誠布公。
批評 是對家人缺點錯誤的直接批評。它使受批評者因受到指責而感到羞愧,從而達到教育的目的。他批評澄弟說:“吾家子弟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便道人短長,笑人鄙陋,均非好氣象。賢弟欲戒子侄之驕,先須將自己好議人短、好發人覆之習氣痛改一番,然後令後輩事事警改。”他還批評諸弟說:“諸弟不好收拾潔淨,比我尤甚,此是敗家氣象。嗣後務宜細心收拾,即一紙一縷、竹頭木屑,皆宜檢拾伶俐,以為兒侄之榜樣。一代疏懶,二代淫逸,則必有晝睡夜坐,吸食鴉片之漸矣。四弟、九弟較勤,六弟、季弟較懶。以後勤者愈勤,懶者痛改,莫使子侄學得怠惰樣子,至要至要。”於致學,他批評紀澤說:“爾寫字筆力太弱”;“作詩文是爾之所短”;“爾閱看書籍頗多,然成誦者太少,亦是一短。”於性情,他批評紀澤說:“爾之容止甚輕,是一大弊病,以後宜時時留心。無論行坐,均須重厚。”批評之後,曾文正公往往又指出改正的方向,態度嚴肅中肯而又平和,令家人信服並易接受。
家庭賢人的出現,在曾文正公看來,不僅僅取決於天性,且在於後天的家教。他說:“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穀積產積衣積書,總是枉然。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這裡道明了曾文正公注重家教的全部動機。他要利用家教的手段,通過具體的教育內容使其子弟成為“賢人”。“賢人”的標準不盡相同,而曾文正公眼中的“賢人”是指“自樹立”之人,“所貴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在乎能自樹立子孫。”而這種“自樹立”之人,是指具有維護家風,興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此去荷葉,深深感觸到,曾文正公的家教思想深深影響著曾文正公的家鄉,曾文正公故里雙峰縣荷葉鎮民風淳樸,尊師重教,研究曾文正公的家教思想之風方興未艾。最近中國親職教育專業委員會批准荷葉鎮為全國家教基地,並同意了他們的重要課題研究。曾文正公家教思想含有許多精華,值得我們提取、升華,發揚光大。
60周年國慶前夕
寫於京城琅琊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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