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國寶《清明上河圖》的真假之辯

2019-03-20 05:06:03

這幅異常出色的民俗風情畫,比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達.芬奇《最後的晚餐》等名作,問世要早上三百多年!不過,此畫雖久已膾炙人口,但它的“本來面目”其實並未徹底弄清;而近日,又鬧出了原作似有“雙胞胎”的疑案。本文將嘗試破解有關謎團,令真相白於天下。

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圖》真跡為絹本,淡設色,縱高24.8公分,橫長528.7公分,以手卷形式,精細勁煉的筆墨,再現了九百年前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省開封市)清明節之繁華景象。無論是驢馬牲畜、諸色物品以及舟車、河橋、樓房等等,都描繪得形象逼真,而八百多個身份、姿態各異的人物更是栩栩欲活,整體藝術水平達到很高的境界,當時已被稱為“神品”,由宋徽宗趙佶用“瘦金體”親書標題,加蓋雙龍小印,藏入皇家內府,成為畫苑奇珍。引致社會上很快便出現許多慕名的仿作和藉之謀利的贗品。

明代著名書畫家、鑑藏家董其昌認為,傳世的《清明上河圖》都是南宋人的仿本(見《容台集》),也就是說,原跡已湮滅不存。而事實是:真本尚在,且一直流傳有緒。這由該圖的技法、所繪內容、絹素、色、墨以及卷後所附的金、元、明人十四段題跋足以充分證明。其中金代張著的跋文彌足珍貴:

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遊學於京師,後習繪事,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按《向氏評論圖畫記》云:《西湖爭標圖》、《清明上河圖》選入神品。藏者宜寶之。大定丙午清明後一日,燕山張著跋。

這段由北方金朝人於圖成後約六十年(1186年)寫下的跋語,明確無誤地證實了畫家的姓名、履歷及其北宋畫院翰林之身份,而且,還肯定了此圖作為“神品”的高度藝術價值(並非只有文獻價值)。另外,元代楊準及明代著名學者、詩人李東陽的跋文(分別撰於1352年及1515年),則對圖卷內容與流傳經過作了詳細介紹。

綜合有關資料概略言之,此圖因北宋淪亡(1127年),一度流出民間,其後收入元秘府,又“為裝池官匠以似本易去”。到明代幾換藏家,輾轉落到嚴嵩父子手裡,至嚴世蕃失勢伏法(1565年),家財充公,該圖便收歸明內府。後來再度流出,最終入藏於清宮。而在明、清兩代,同時流傳的仿摹本或偽冒本,則不下百數十種之多,有些還魚目混珠,令知名的鑑藏家也大跌眼鏡,所以清宮所藏並不止一本。

辛亥革命後,清室覆亡,末代皇帝溥儀把一批文物珍寶挾帶出宮,包括數卷《清明上河圖》(其一為真本)。直至1945年日寇敗降,偽滿政權覆滅,《清明上河圖》才被追回歸公。但其中那捲真跡,起初還被誤判,到五十年代初才被專家確認,從此,張擇端手繪的《清明上河圖》真跡始得以重見天日,珍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年前專程運送來香港展出的,就是該圖卷;上海世博會動態電子版所據的藍本,也是該圖卷。至於流散世界各地,包括台灣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六卷,都不過是後世的臨仿本或偽冒本。

有人說,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但俗諺亦云: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高明的仿製品,有時的確可以亂真,比如張大千當年仿石濤的畫作,便曾經騙倒不少中外藏家。不過《清明上河圖》應屬例外,因為那樣一幅長卷佳構,要摹寫得絲絲入扣,維妙維肖,談何容易!古人難見真跡,亦無印刷品可參考,多憑臆想,或以訛傳訛,故對著眾多的版本,殊難判別真假。但現在不同,有原作供對照,贗本便無所遁形了。

比如,作為全圖重點所在、為畫家“極力描繪”的“虹橋”,據宋人記載,應是“其橋無柱,皆以巨木虛架,飾以丹駎,宛如飛虹”(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的木結構建築,但明清幾乎所有仿冒本所繪都是清清楚楚、如假包換的磚石橋。那是它們一個極大的“死穴”。而北京故宮藏本卻不同,它描繪的恰恰就是那樣一座巨梁飛架、結構特異、完全符合《東京夢華錄》所述樣貌的木拱橋。兩相比照,孰真孰偽,已不難得出結論。

除了這樣一個鑑別標準,還有另一個標準,就是畫家的技法。前人對原本《清明上河圖》一向推崇備至,評價極高:

其市橋、郭徑、舟車、邑屋、草樹、馬牛以及於衣冠之出沒遠近,無一不臻其妙。余熟視再四,然後知宇宙間精藝絕倫有如此者,向氏所謂“選入神品”,誠非虛語。(元.劉漢跋,1354年)

所謂人與物者其多至不可指數,而筆勢簡勁,意態生動,隱見之殊形,向背之相準,不見其錯誤改竄之跡,殆杜少陵所謂“毫髮無遺憾”者。(明.李東陽跋,1515年)

這“筆勢簡勁,意態生動”八字,非常貼切地概括了《清明上河圖》真本的藝術成就。就算是“明四家”之一仇英的摹本,頂多也只能用“細緻工巧”四字去形容,完全未能達此境界,其他不知名的仿效者便更不用提。畫有“六法”(見南齊.謝赫《古畫品錄》),張擇端的原作可謂六法俱備,而反觀諸仿冒本,卻往往大有瑕疵。

不過,隨著近世製版、印刷技術迅速發展,不少高質素的名畫印本亦陸續面世,為臨摹古畫提供了很大方便。於是,有別於過往流傳的仿冒本,在景物(包括虹橋)與技法方面都較忠實於原作的《清明上河圖》摹本(例如吳灝本)開始出現。但一些“有心人”亦乘機偽造名跡,藉以謀利。廣東肇慶市發現梁氏家藏之《清明上河圖》“真跡”,該圖卷首有“清明上河圖”五字篆書,旁署“翰林學士趙孟俯題”,畫卷上方又有他人長題。收藏者聲稱:“我這幅才是真跡!”但其實,那只是上世紀後期仿冒已公布的故宮原本的魚目混珠之作而已,筆墨庸滯,無氣乏韻,僅略得其形。本來此圖原作肯定成於北宋末年,故《宣和畫譜》未及收錄,但該梁氏藏卷上竟鈐有“宋太祖、英宗的印璽”,豈非自曝其“假”?而報上引述的梁某之言還有不少常識錯誤,比如把卷首五字篆書說成是宋徽宗“瘦金體”的御筆親題,又說蓋在“明”字末筆上的車馬肖形印是張擇端的“張”字私人寶印,等等。

稍諳藝術史的人都知道,北宋畫院畫家上呈“御覽”之作例無作者款、印;就算退一步說,畫作既已呈獻,畫者又有何神通,可把自己的印章加蓋在皇帝趙佶或元代趙孟俯所題的字跡之上?而畫卷上方所謂南宋“涼州太守楊如壽”的長跋更出現諸如“趕集”等近代口語,破綻百出,令人失笑。查實,類似的所謂“趙孟俯題本”之《清明上河圖》近年於市面流傳已非止一卷,梁氏收藏者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東施效顰,“畫虎類犬”,並無價值可言。

總之,《清明上河圖》原作真跡從古至今僅得一卷,絕對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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