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人,那些錢

2018-09-07 13:54:13

有趣且深度的硬核財經

經史縱論-No.14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錢

作者:楚團長

數據支持:遠川研究

1949年4月20日晚8點,長江樅陽段水面上,倏然響起急促而密集的炮聲。銜枚疾進的渡江先頭部隊27軍79師235團,經過短暫而激烈的交火,強行登入了長江南岸,馬上向天空打出三顆信號彈,紅色的信號彈拖曳著長長的尾巴,照亮了千帆競渡的江面,拉開了百萬軍隊席捲中國南方的序幕。

在渡江戰役打響的這一天,一支由四十輛大卡車組成的車隊,趁著北方清晨的薄霧,靜悄悄地從山東青州出發。這些滿載的卡車裡只裝了一種物資:一捆捆的人民幣。

車隊大多數成員,雖然身穿粗布軍裝,但看起來並不像能攻善戰的解放軍指戰員。事實上,他們都是中共華東局財政委員會抽調的業務骨幹。這隻車隊緊跟在攻城略地的作戰部隊後面,隨時接管沿線大中城市的國民黨金融機構,他們打的是一場沒有硝煙的貨幣戰。

北海銀行的印鈔幹部們,山東,1949年

4月25日,南京解放後的第二天,車隊從揚州過江,前往丹陽休整,他們前方的目的地只剩一個:上海。

此時擔任華東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和金融家駱耕漠一起搭了輛吉普,從南京方向前來和車隊匯合。兩人餓著肚子深夜才趕到丹陽,飯店都已打烊,街邊只有一個賣餛飩的小販。他們匆匆吃了碗餛飩後,駱耕漠猶豫了片刻,遞給小販一張嶄新的人民幣,試探性地問道:“這種錢,你願意收嗎?”

小販兩眼放光,樂不可支地道:“這個票子值錢,能買好多東西,大家都願意要。不像國民黨的票子,只能當草紙擦屁股。”鄧小平聽得笑出聲來,對駱耕漠說:”這就是人民的心聲。”但坦白講,人民幣能不能順利搶灘登入中國金融大本營的上海,兩人心裡都沒數。

車隊在丹陽稍作休整,很快就開往上海。這隻隊伍群星閃耀:車隊的總隊長是天才經濟學家顧準;公開身份是上海灘商界大老闆的盧緒章和吳雪之,穿著軍裝談笑風生地坐在卡車裡,他們實際都是資深地下黨;而上海地下黨情報系統負責人劉少文,也攜帶海量的情報跟著車隊重返上海。

5月25日,人民解放軍攻進上海,三天后,這只不拿槍的車隊就跟在陳毅的座駕後面抵滬。他們原打算跟野戰軍戰士一起睡馬路,陳毅卻果斷地說:“不!你們一進上海就去住高級飯店!”車隊成員只好服從命令,帶著卡車上的4億元人民幣,住進了南京路上最豪華的金門飯店。

華東財委會,金門飯店,上海,1949年

人民幣之所以要緊跟著前線部隊進入上海,也是在鬥爭中汲取和總結出來的經驗。在幾個月前解放北平時,由於對接管大型城市準備不足,一度出現了貨幣混亂,給經濟恢復造成了嚴重障礙。此後,中央和軍委下達死命令:'軍隊推進到哪裡,鈔票必須要跟到哪裡。'

金融中心上海的接管難度,比北京更大。國民黨一度狂言“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1949年6月,軍管會發布命令,宣布人民幣為唯一合法貨幣,並開始用人民幣兌換金圓券。上海軍管會本來預計幾十輛卡車裝的那4億人民幣就夠用,但很快就發現,實際需要的貨幣量是10倍還不止。

在投機和炒作風潮引領下,上海老百姓把金圓券兌換成人民幣後,轉手就去曹家渡的黑市上換成銀元。短短一周之內,人民幣對銀元就貶值了十倍,根本無法成為流通貨幣。華東軍管會向市場投放了41萬枚銀元,都被炒家和黑市全部吃進。最終陳毅決定用最簡單的辦法來處理,方針就一個字:抓。

6月10日早上8點,兩百多名便衣衝進了漢口路422號上海證券交易所大樓,隨後5個組控制了大樓的所有進出口通道,現場2100人被要求登記並接受訓話,最終238名嚴重違法並涉嫌通敵的奸商被正式批捕。此役效果立竿見影,一個月後,銀元被徹底清理出市場,人民幣正式確立了在上海灘的貨幣地位。

宣傳畫,上海,1949年

中國資本市場要是走了邪路,公安出面的效果最好,在之後的很多年裡,這個規律還要被驗證多次。

這場貨幣戰只是上海經濟戰的序曲。很快,在北方坐鎮的陳雲南下上海,打響了那場著名的物資大戰。在二陳的推動下,人民幣徹底征服亞洲金融中心上海,而在此後的70年裡,這種誕生在革命戰火里的貨幣,從粗糙到精美,從硝煙到繁榮,從中國到世界,一步一步地登上了屬於它的歷史舞台。

1. 不印毛主席的第一套人民幣

1947年3月,董必武帶著妻兒從陝北出發,前往河北武安縣指導召開華北財經會議。當他們走到傳言順治帝出家的山西五台縣時,所帶的乾糧吃完了。警衛員拿著從延安帶的陝甘寧邊幣去買燒餅,但路邊的店家卻都不收這種錢,甚至連解放區公家開的店都只認當地的晉察冀邊幣。

兩歲的孩子忍不了,餓的哭叫起來,董必武夫人只好以物易物,把身邊的一匹新布換了小販的兩個燒餅。61歲的董必武看在眼裡,對即將召開的會議,多了一分緊迫感。

解放前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分割包圍、嚴密封鎖,解放區之間互不相通,這就導致各根據地的財政和貨幣都相互獨立。東北有東北銀行、山東有北海銀行、陝甘寧有陝甘寧邊區銀行……,這些銀行都發行獨立貨幣,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各解放區發行了400多種貨幣。

伴隨著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解放區開始連成一片,各區之間物資交流、貿易往來開始增多。但是各地貨幣體系紊亂,一個區內可能都有四五種貨幣流通。想像一下“英鎊與朝鮮圓齊飛,美元共越南盾一色”的場景,經濟發展必然陷入困境。

194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華北財經辦事處成立,著手開展貨幣統一工作,醞釀籌建中央銀行。經毛澤東、任弼時等領導商討,擬定中央銀行的名稱為“中國人民銀行”。朱德總司令很喜歡人民銀行的稱法:“這個名字取得好。它叫我們記住,人民銀行是為人民服務的。”

在第一套人民幣最初的設計票面上,有毛澤東頭像,送審時遭到了毛主席的堅決反對,他強調:

“人民幣是屬於國家的,是政府發行的,我現在是黨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么能把我的頭像印上呢?”

後來才根據董必武“票面上要反映解放區生產建設圖景”的指示,改成了反映解放區工農業生產情景的方案。

隨著河北重鎮石家莊、山東省會濟南的先後解放,華北 、華東、西北三大解放區的貨幣逐漸實現了固定比價,相互流通。1948年12月1日,華北政府將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併為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人民幣。

人民幣發行布告,石家莊,1948年

第一版人民幣僅有50元“水車礦車”券、20元“運肥火車”券和10元“灌田礦井”券3種面額。值得一提的是,時任人民銀行發行科科長的石雷在經領導同意後,用5000元冀南鈔換下了第一批人民幣中號碼為“00000001”的第一張50元鈔,這張價值連城的寶鈔至今完好無損。

第一版人民幣的三種面額,石家莊,1948年

第一套人民幣肩負著打贏對國民黨“貨幣戰爭”的使命,國統區的老百姓對這種新貨幣一開始並不太接受。人民銀行的第一任總經理南漢宸充分發揮了我黨宣傳工作走民眾路線的特點,編了一段快板《大家愛護人民幣》,組織銀行工作人員上接傳唱:

諸位同胞和兄弟,聽我談談人民幣。

從前咱們解放區,花的票子種類齊。

三個銀行合併了,統一發行新貨幣。

十二月一日開始花,名稱就叫人民幣……

朗朗上口的程度,簡直可以直接套用《燃燒我的卡路里》的節奏了。

當時由於國民黨濫發貨幣,國統區法幣、金圓券、美元、甚至袁大頭都在混雜流通。每解放一個城市,都需要用大量人民幣進行收兌。當時銀行和印刷廠的技術骨幹常常隨軍出征,解放哪兒,就接管當地的印刷廠,就地發行人民幣,“把蔣幣驅逐到它的墳墓里去 ”。

這也導致第一套人民幣面額眾多、版別複雜,從1元到5萬元總計12種面額,57種底版,62種版別,5萬元也是人民幣史上幣值最大的一種。這裡面既有延安光華印刷廠用羊皮革、蜂蜜、麻紙粗製的5元“水牛券”;也有瀋陽造幣廠用蘇聯進口五星線水印紙精美印刷的200元“排雲殿券”。

第一套人民幣的精心設計和粗放生產的落差,反而誕生了許多稀罕貨:當年1萬元的“牧馬圖”和“駱駝隊”等12種面額鈔票被收藏界稱為“十二珍品”,價格高的離奇,2011年在上海建國賓館舉辦的上海泓盛秋拍中,單張高品質的“牧馬圖”一萬元券被拍得460萬元,堪稱“中國紙幣之王”。

這種價格高昂的收藏品必然會引來造假者,但對第一套人民幣最瘋狂的造假並不是現在。

1949年6月,剛剛解放的上海就出現了通貨膨脹,一枚銀元由原來兌換人民幣600元,飆升至1800元。後來在軍法處長瞿道文的偵查下,破獲了由敵特分子艾中孚、周月英組織的假幣案,造假金額高達1.6億元。這是人民幣與假幣戰爭的開端,這場矛與盾的對決,要等到70年後,才能決出勝負。

第一套人民幣自娘胎里就帶著戰時性、過渡性,董必武在1947年12月給中央的報告中就提到“這是一種暫時過渡的貨幣,發行必然是帶有適應戰爭需要的性質,本位值不能定,票面太大,均與永久通用貨幣不適。這說明我們將來要發行的紙幣,在貨幣史上還是一個閨位,還要準備下一次的幣制改革。”

不過這套過渡性質的人民幣,統一了全國貨幣市場,結束了中國近百年混亂的貨幣流通歷史,在建國初期經濟恢復時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但由於先天不足,使得它發行流通的時間只有短短几年,早早的退出了歷史的舞台。

2. 蘇聯代印刷的第二套人民幣

在上海經濟戰爭中,關閉上海證券交易中心,是黨內第一算盤陳雲下的命令。陳雲和華東軍管會,面對紗布和糧食價格的瘋漲,不得已才痛下此殺手。當然,代價也是巨大的,上海就此告別金融市場,證券交易所再次回到這裡,已經是41年之後的事情了。

陳雲事後反思,政府在市場中處於不利地位的主要原因是通貨膨脹。由於軍費、救災、經濟建設等開支較大,而新政權財政收入又不足,人民幣的發行量很快就翻了幾番。物價的幾次大漲,嚴重的傷害了民眾對人民幣的信心。

從當時情況看,第一套人民幣的通脹已經難以挽回,必須另外發行一套人民幣,這套新人民幣必須是穩定的,以此重新樹立人民民眾對人民幣信任。

1953年11月3日,陳雲向中央上報《關於發行新幣問題的請示報告》,確定了第二套人民幣的兩個設計原則:一、單位價值高;二、票面額小。中央同意了“發行一種單位價值較高的新幣來收回現行的人民幣,以整理籌碼,縮小票面額”的意見。

陳雲親自主持了第二套人民幣的發行工作,他批准人民銀行聘請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羅工柳擔任設計總負責。羅教授參考英鎊上的女王像、美元上的總統像、盧布上的列寧像,為有些票券設計了毛澤東肖像,但提議再次被毛主席否決:

“中央早就做過決定,禁止為黨的領導人祝壽……,以制止傳統的歌功頌德現象。你們要遵守決議,不得在人民幣上印刷我的像。”

最終,結合黨中央和陳雲的意見,第二套人民幣的主題確定為各族人民大團結和社會主義建設。

周恩來對這套人民幣的設計稿提出了很多精細的修改意見:一分券中美式卡車、戰士手中的“美式卡賓槍”、農婦的蒼老神態……周總理作為甲方楷模,改動要求細緻到了“左眼皮往上撩”的地步,設計人員十分感動。

第一套人民幣上“中國人民銀行”的題字是由董必武親自撰寫的,為體現新中國的民主和平等,第二套人民幣上的字請了人民銀行里書法比較好的普通職員馬文蔚來寫。這一字型沿用至今,僅有部分偏旁做過改動。馬文蔚一直到1984年才拿到題字的潤格:一筆5000元的巨款。

馬文蔚先生是一個傳奇,他跟徐向前、薄一波、程子華都是山西省立師範上下級的校友,而他在人民幣上題寫的那幾個字,無疑是中國流傳最廣的書法作品。

在第二套人民幣設計定稿後,陳雲力主由蘇聯代為印製。長期主持經濟工作的陳雲深知偽鈔對經濟穩定的危害,請蘇聯印刷,可以在防偽上做的更好。於是周總理親自向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委託此事,而中國駐蘇聯大使也要蘇聯請求“將使用於盧布上的奇異技術用於我國新幣上。”

中央最早擬定的方案是將100元、50元、10元、5元四種大面額鈔票,委託給蘇聯印製;1元主幣和6種輔幣交給國內印鈔廠。不過就在蘇聯方面準備開工之際,大陸方面得到了確切訊息:台灣方面準備借用美國技術,大量製作100元、50元、10元、5元的假幣,試圖擾亂大陸的經濟穩定。

陳雲當機立斷,馬上提出了暫不發行5元以上的大面額鈔票,並增發三元券的方案。後來在了解到美蔣放棄了假鈔計畫後,才又向蘇聯委託增印了10元券。因此,第二套人民幣中,面額3元、5元、10元的鈔票都是由蘇聯代印,被稱為蘇三幣,而3元的人民幣也僅此一茬,後來再也沒有發行過。

珍貴的3元面額的人民幣

第二套人民幣於1955年3月1日起發行。之後,一箱箱採用膠凹套印,版紋深、墨層厚、反甲防偽功能強的精緻貨幣,通過西伯利亞的鐵路,源源不斷的從莫斯科運往內蒙古滿洲里。發貨者寫的是“蘇聯木材公司”,收貨方寫的是“滿洲里進口公司”,貨物明細寫的是“技術設備”。

蘇聯幫忙印鈔,好處是防偽技術先進,不過關鍵的問題在於,另外一個國家能隨便印刷你家用的錢,這事兒總讓人感覺哪裡有什麼不對。

3. 畫上王進喜的第三套人民幣

上世紀60年代中蘇交惡,蘇聯大規模撤走援華專家的同時,也中止了代印人民幣工作。更下作的是,蘇方還利用手中的印版製作假幣,通過新疆和東北邊境投放到我國境內,擾亂我國金融市場。北方鄰居翻起臉來,會立馬從忠厚慷慨的老大哥,變成獠牙咆哮的北極熊。

蘇聯在為中國印製第二套人民幣時,為了壟斷對中國的印鈔權,對我國購買印鈔設備、印鈔技術橫加阻攔,強令東德停止向中國出口先進的“奧爾洛夫”集色印鈔機。中國年輕技術員李根緒在向蘇聯專家討教印鈔機技術,就碰了個閉門羹:“這是僅次於核子彈的絕密技術,不能外傳 。”

李根緒的民族自尊心一下子就被激發了,在柳溥慶、沈永彬、陳宏閣等印鈔專家的支持下,他夜以繼日的鑽研,最終成功研製出我國第一代國產印鈔機。這也成為第三套人民幣得以發行的技術基礎,朱德總司令很是為此自豪,放出豪言中國印鈔“要為世界人民服務”。

第三套人民幣發行於1962年4月20日,陸續發了7種面額、8種底版、9種票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5元煉鋼工人券,鈔票正面中間是煉鋼工人生產圖,兩側以松柏、杜鵑花相襯,背面是露天煤礦圖。票面人物栩栩如生,畫面細節豐富,曾在一次國際鈔票界的評比中,被評為“世界紙幣精品”。

精美的“煉鋼工人”5元面額的人民幣

但5元券的設計者侯一民,當時卻吃了不少苦頭。這位師從徐悲鴻的央美老師,親下鞍鋼、首鋼體驗生活。通過對煉鋼工人的細緻觀察,侯一民將鼓風機把搭在工人肩上的毛巾吹起來這種細節都進行了深度還原,這才有了這張傳世之作。

“煉鋼工人”素描(圖片來源網際網路)

但讓侯一民萬萬沒想到的是,5元券背後遼寧撫順露天煤礦上的大鏟車是蘇聯造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因此被帶上“崇洋媚外”的罪名。更為嚴重的是他設計的紅一角券,由於人物形象全部“自左向右”行走,被認定反了嚴重的右傾錯誤,為此受盡了苦頭。

第三套人民幣直到2000年7月1日才停止流通,在我國市面上共流通了38年,是流通時間最長的一套人民幣。這38年見證了我國從貧困走向富強,從“十年動亂”到“改革開放”,崢嶸歲月之間,第三套人民幣見證了億萬中國人悲歡離合,凝聚著人們對那個時代的複雜情感。

它也是我國第一套完全自主設計、印製的貨幣,結束了依靠外國人印鈔票的歷史。在我國貨幣發行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章。

人民幣本身其實也是反映民族文化和精神風貌的藝術品,融繪畫、書法、篆刻等多種藝術手法於一體,蘊含了豐富的民族文化。央行旗下機構與騰訊合作,普及人民幣知識,在微信公眾號“中國印鈔造幣”、“中國錢幣博物館”中,發布了很多有意思的小故事,值得一看。

比如,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是,第三套人民幣中有過一張印製完成、未曾發行過的人民幣,這就是有“鐵人”王進喜的兩元券。

票的正面正是“鐵人王進喜”的肖像,背面是建設中的大慶油田。據說,此幣原來準備在1976年10月發行。但時逢毛主席去世和粉碎“四人幫”等重大歷史事件,因而發行被耽誤,最終沒有流通。王進喜的名言“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在這裡沒有兌現。

“鐵人王進喜”兩元券

王進喜兩元券是第一次有確定的歷史人物登上人民幣,而屢次拒絕自己的畫像登上人民幣的毛主席,也以一種意外的方式,被人民請上了人民幣。

4. 四偉人亮相的第四套人民幣

文革期間,造反派們提出第三套人民幣沒有樹立毛主席偉大形象,1元券的天安門上沒有毛主席像、也沒有紅旗和標語,是對革命的褻瀆。人民銀行不得不提出以歌頌毛主席為主題的新版人民幣設計構想。

1968年7月16日,總行向國務院報送新版人民幣設計初稿,主要以“三突出”(突出毛主席的光輝形象、突出毛澤東思想、突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兩反映”(反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核心思想。

周總理對此嚴肅批評“這個設計搞得不像貨幣了”,要求重新設計。但當時侯一民、羅工柳等專家們大多被打倒,被發配到了五七幹校,而奪了權的革命小將並不懂設計。1969年人民銀行搶在九大召開之前,又上報了一版方案,但還是主要反映極左內容,也未獲批准。

1975年鄧小平復出,開始“全面整頓”,他制定財政部來承擔第四套人民幣的籌備工作。當年11月,財政部上報了新的設計稿,這個主要反映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知青上山下鄉的方案是當時政治氛圍的產物。國務院副總理兼財務部長李先念也不便否定,只好批示放一放。

在四人幫被打倒後,國務院於1978年指示中國人民銀行設計第四套人民幣。撥亂反正後,確定由設計專家羅工柳、侯一民等開始重新籌備,他們設計的第四套人民幣以56個民族人物頭像為票面圖案,反映民族大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的主題思想,這個設計思路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肯定。

這個方案最初沒有設計50元、100元兩種大面額的票卷,但隨後中央根據當時經濟發展快,貨幣流通量大的情況,決定臨時增設兩種大額紙幣。這給設計人員們出了道難題,民族團結的主題已成體系,人口最多的漢族已經用在了10元券上,50元和100元上用什麼內容合適呢?

當時正逢新中國30周年國慶,有設計人員看到國慶遊行隊伍的彩車上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和朱德4位領袖的頭像,受到啟發,提出100元券上放出4位領袖頭像的方案。這一想法得到了設計團隊的集體贊同,最終確認100元券用四偉人,50元券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

鈔票上四位偉人“毛周劉朱”排列,是根據當時《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的人物排序來的,相當有講究。

“四偉人”百元券

第四套人民幣的設計中人物頭像比較多,設計小組根據當時人口普查的結果,將人口超過100萬的少數民族都畫上了人民幣。1角錢上的高山族是個例外,因為它象徵了台灣,寓意祖國統一。

第四套人民幣的誕生經歷曲折,從籌劃到設計報批歷時最長,但見證了中國經濟的騰飛。它背後祖國的雄山大川,正面的花團錦簇都成為了改革開放後一代人最深刻的記憶。

第四套人民幣曾深受假幣困擾,八十年代後期,伴隨著電子分色、雷射照排製版技術的成熟,偽造的人民幣難以分辨,且數量巨大,那一時期我國出現了第二次制售假幣的犯罪高峰。

因而在1990年版的一百元券、五十元券中,新增了安全線、無色螢光油墨兩項全新的防偽技術,給偽造人民幣增加了難度。不過,人民幣和假幣的鬥法,似乎就沒有停歇過,難道這會是一場無限戰爭?

實際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伴隨著紙幣造假技術的更新換代,人民幣防偽的技術提升地更快。目前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和騰訊金融科技合作,只需要用手機QQ對準第五套人民幣100元紙幣正面掃一掃,就可以通過一段AR視頻,充分了解人民幣防偽的特徵。

5. 毛主席包攬的第五套人民幣

在籌備第五套人民幣時,李鵬總理希望能夠有一款一看就知道是中國鈔票的設計稿,朱鎔基後來就提出建議:票面統一採用毛主席頭像。

原因很簡單:毛澤東在國際上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如今文青們將切格瓦拉視為人文圖騰,他帶著貝雷帽的頭像無處不在,但實際上切格瓦拉最崇拜的就是毛澤東。主席的思想和頭像,也曾經成為風靡一時的流行文化,比如拳王泰森,就在右臂上紋了一個領袖的頭像。

我們目前在第五套人民幣上看到的毛澤東頭像,來自1950年毛澤東與全國戰鬥英雄、勞動模範的合影。這還是後來出任證監會主席的周正慶提議的,他說“這張照片是毛澤東精力充沛、風華正茂的時候,最能代表他的形象的一張。”

毛澤東會見民眾,北京,1950年

國務院後來採納了這一意見,邀請中國畫壇畫毛主席頭像最多的畫家劉文西執筆,繪製了我們現在看到的設計稿。

第五套人民幣做工細緻, 圖案精美,底襯採用了我國著名花卉圖案,背面主景圖案選用了風景名勝和著名建築,充分展現了我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壯麗的山河景色。這套人民幣的色系較之前幾套明亮了很多,這離不開經濟高速發展下熱烈奔放的時代精神。

同時也是因為第五套人民幣在1999年10月1日發行,有為祖國五十周年獻禮的意思。紅色的百元大鈔也深受國人的喜愛,認為喜慶吉祥。

中國2001年加入WTO,開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進入到一個快速發展期。現金流通和現金處理手段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ATM到刷卡消費,從移動支付到數字貨幣……第五套人民幣在這一歷史時刻,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讓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可人民幣。

第五套人民幣在防偽性能和貨幣現代化方面都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它同時也處在一個獨一無二的時代中: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程度,在影響著已經存在上千年的紙幣。

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紙幣,都不會像人民幣那樣感受到金融科技的日新月異。移動支付、數字貨幣等新技術,給貨幣領域帶來深刻的變革,但這些新生事物並沒有改變人民幣在經濟生活中定海神針的地位,反而在防偽、支付、清算等方面,提升了社會效率。

比如,2014年央行發出了構建中國移動支付安全可信公共服務平台的號召後,騰訊積極回響,成為第一批獲得移動支付牌照的企業,微信支付也積極配合監管,有效地推動了移動支付的發展。而央行日前聯合多部門開展了“金融知識普及月”,騰訊更是積極配合,包括開展親子財商課、聯合央行旗下另一機構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開展志願者成長行動等。

人民幣那細薄又精美的紙片,是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綜合國力的體現之一。七十年來,它從粗糙到精美,實際上正是中國人民邁向美好生活的寫照;而它從廢墟到繁榮,也見證了這個龐大複雜的經濟體所蹣跚走過的每一步。

無論是製作它的幕後軼事,還是支撐它的國家經濟,還是追逐它的黎民萬眾,在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面前,他們還會有更多的故事要講,有更遠的路要走。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閱讀,請順手點個讚吧~

參考資料

[1]. 南下大軍里的“青州總隊”,許元,2017年

[2].徐悲鴻弟子侯一民:兩次設計人民幣,姜猛,2011年

[3].李根緒:中鈔事業的精神坐標,劉德林,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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