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抗戰之魂:張自忠

2018-09-30 13:08:54

值此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謹轉高華先生文章,與諸宗親共讀。讓我們銘記歷史,不忘英雄。

以下是高華先生刋發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原文,(原文標題:慷慨赴死易,從容負重難:抗戰之魂張自忠)

“抗戰軍人之魂”一語,出自周恩來為悼念張自忠將軍所寫的文章:“其忠義之志,壯烈之氣,直可以為中國抗戰軍人之魂。”
張自忠是以上將軍銜和集團軍總司令身份為國捐軀的,是中國在抗日戰爭中,也是世界50個同盟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戰死沙場的最高將領。在張將軍戰死於棗宜會戰後4年——1944年,中國又一位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在豫中會戰中撤退受敵伏擊而殉國。但因張將軍犧牲在前,更因為犧牲的極為壯烈,國人仍將張自忠列為“中國抗戰名將第一人”、“抗戰第一英雄”。
一、出身官宦家庭秘密加入同盟會
張自忠,字藎忱,1891年8月11日出生在山東臨清唐元村的一個官宦家庭。
張自忠6歲入私塾就讀,3年後,父親張樹桂前往江蘇贛榆就任巡檢,把張自忠也帶了去。1905年,張樹桂因政績不錯,署理贛榆知縣,官晉五品。此時張自忠14歲,已長成一個英姿勃發且充滿正義感的少年。張樹桂見兒子長大了,又生性剛烈,就把他送回了臨清老家。張自忠回臨清不久,就從贛榆傳來噩耗:父親因病卒於任上。
父親病故,全家悲痛,張自忠更為自己沒有好好孝敬父親而難過。張樹桂故後,夫人馮氏就成了一家之主。馮氏雖沒有讀過書,但為人通達,處事幹練,治家教子都頗有章法。每逢冬春之交,青黃不接,心地善良的馮氏總是拿出糧食和棉布接濟貧窮的鄉親,深得鄉民愛戴。由於父親早逝,實際上張自忠的成長受到母親的影響更大一些。
1907年,16歲的張自忠由母親做主,與臨清縣咨議局議員李化南之女、17歲的李敏慧結了婚。夫婦倆育有2子1女,次子因傷寒病夭折。
1908年,張自忠考入了臨清高等國小堂。張自忠從懂事起就開始接受舊學的薰陶,父親的影響和學校的教育,都毫無二致地歸一於孔孟之道,因此,強調忠、孝、仁、義的舊道德,從小便在張自忠的內心深深紮下了根。學習之餘,張自忠常借一些小說來閱讀。《三國演義》、《說唐》和《說岳精忠傳》等古典名著對傳統道德作了活生生的注釋,關雲長、岳武穆和秦叔寶的忠義俠行和浩然之氣,令他心馳神往,由衷敬慕。
1910年夏,張自忠從高等國小堂畢業。次年10月,武昌起義成功,一時間,革命浪潮激盪全國。這年冬天,張自忠考入了當時中國北方有名的天津北洋法政學堂。學校中的進步思想和革命氣氛令他興奮。在這裡,他接觸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這些進步思想對他日後的成長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年底,張自忠秘密加入了同盟會,親身投入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
當時,濟南有一所“山東省法政專門學校”,校長丁惟汾是山東同盟會的負責人。1911年,他聯合各界進步力量迫使山東巡撫孫寶琦宣布獨立。一時間,山東出現了和平革命的大好形勢。張自忠聽到這個訊息,便由天津來到濟南,轉入山東法政專門學校,投身於山東的革命浪潮之中。
然而,武昌起義的勝利和山東的獨立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袁世凱憑藉北洋勢力和帝國主義的支持,篡奪了辛亥革命的果實,山東的獨立也被取消。隨後,袁世凱指派親信入魯捕殺同盟會員,革命黨人軟弱無力和慘遭殺戮的命運使張自忠意識到,要挽救民族危亡,僅靠坐在學堂里埋頭苦讀或四處奔走呼號、鼓吹革命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擁有強大的武力才有取勝的希望。經過深思熟慮,他毅然決定投筆從戎。後來的事實證明,投筆從戎的決定成為張自忠一生成功的起點。
二、投筆從戎加入到馮玉祥軍中

1914年秋,張自忠到奉天(今瀋陽)新民屯陸軍第二十師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團車震部下當兵。不久被提升為司務長。1917年,到十六軍混成旅馮玉祥軍中。起初被派為差遣,不久升任排長。1919年被選送到軍官教導團學習,結業後即升任模範二連連長;以後繼任學兵團營長。1924年升任團長。1925年升任第十五旅旅長。1927年4月被委任為第二十八師師長兼潼關警備司令。1928年兼第二集團軍軍官學校校長和開封戒嚴司令。1929年調任第十一軍第二十二師師長;同年冬原二十五師改編為第六師,任師長,後參加中原大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西北軍餘部改編為國民政府陸軍第二十九軍,任該軍三十八師師長兼張家口警備司令。
張自忠雖出生於官宦之家,卻絲毫沒有富家子弟的嬌氣,在軍中吃苦耐勞,很快嶄露頭角。張自忠以帶兵嚴格著稱,訓練中特彆強調“夏練三伏,冬練三九”。炎炎盛夏,他親率部隊進行赤腳行軍比賽,每人負重20公斤,並限定在上午11點至下午2點烈日當空的時候往返20公里。行軍路上,他全然不顧路上的荊棘和滾燙的沙土,總是第一個到達終點。寒冬臘月,平地積雪很厚,張自忠就下令部隊集合,官兵一律全副武裝,將棉褲卷至膝蓋上,不準戴手套;脫掉鞋襪,在雪地上行軍和跑步。
張自忠注重整飭軍紀。平時,如果部下有人違反軍紀,他就毫不留情,高聲斥罵,並予嚴懲。張自忠身先士卒,嚴於律己,生活中對部下極為愛護,關心部屬甚過關心自己。他堅持和士兵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大鍋飯,推一樣的光頭,並且一樣參加勞動,因而深得部屬的愛戴。
1927年二次北伐後,西北軍的實力得到擴張,成為蔣、馮、閻、桂四大軍事集團中兵力最為雄厚的一個。為削弱馮、閻、桂各系軍隊實力, 1929年1月1日,蔣介石主持召開編遣會議,規定全國軍隊的一切權力收歸中央;各軍原地靜候改編;各集團軍無權自行調動和任免軍官。這種做法引起馮、閻、桂各派的強烈不滿。遂組成反蔣聯軍,武力倒蔣。1930年5月,中國近代史上規模空前的軍閥混戰——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了,雙方投入的兵力高達130萬人。此時,張自忠任第六師師長,編入南路軍。 作戰中,張自忠勇猛果斷,指揮若定,顯示了大將之才。
三、二十九軍與張自忠的名字聲震華夏

中原大戰以蔣介石軍事集團勝利而告結束。馮玉祥軍事集團瓦解,西北軍許多部隊相繼投蔣或脫離西北軍,餘部約六七萬人,在宋哲元、張自忠、劉汝明等人的帶領下,退入山西,名噪一時的西北軍就此分崩離析。1931年1月,西北軍殘部被張學良收編,成為東北邊防軍第三軍。同年6月,改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晉東南是閻錫山經營多年的地盤,二十九軍駐紮在此寄人籬下,軍費無著,窮困潦倒,士兵們衣衫襤褸,形同乞丐。一年多後二十九軍移防察哈爾,不得不夜間行軍,就是怕被人當做土匪。
1932年8月,在張學良的大力推薦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任命宋哲元為察哈爾省主席。二十九軍在張家口擴編為3個師,軍長宋哲元,副軍長秦德純,參謀長張維藩,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暫編第二師師長劉汝明。
1933年1月,日軍向山海關發起進攻,這是自1931年日軍侵占東三省後進行的又一次擴張。3月9日,日軍先頭部隊攻占喜峰口東北制高點孟子嶺,以火力控制喜峰口。喜峰口是河北省遷西縣燕山山脈的中段,是萬里長城的重要關隘,也是塞北通往京都的交通要衝,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大敵當前,二十九軍被緊急調往喜峰口。軍長宋哲元特地委任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為前線總指揮,這是張自忠第一次同日軍交戰。二十九軍不是蔣介石嫡系,裝備很差。根據西北軍傳統,部隊給每位士兵打一把大刀。
二十九軍抵達喜峰口後,立即與敵展開激戰。日軍源源不斷增兵,三十八師雖然頂住了敵人的攻勢,卻未能克復孟子嶺高地。經過三天血戰,幾個陣地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形成艱苦的拉鋸戰。日軍裝備優良,戰鬥力也很強。由於受到敵炮火的猛烈射擊,我軍傷亡很大。張自忠感到這樣與敵人硬拼消耗不是辦法,於是決定揚己之長,克敵之短——組織大刀隊對日軍進行夜襲。在他的動員下,很快一支2000人自願組成的敢死隊成立了。
當晚,三十七師一○九旅旅長趙登禹和副旅長何基灃挑選了500名大刀隊隊員,夜襲敵營。大刀隊分左右兩路,於3月10日深夜2時先後到達目的地。此時的日軍正蒙頭大睡。大刀隊如同神兵天降,撲向敵營,掄起大刀,橫殺豎砍。大刀隊在敵營英勇拼殺了近3個小時,打死500多名日軍。
日軍不甘心遭此痛擊,天剛亮,即組織反撲。雖然二十九軍的將士們給敵人以有力回擊,但因為雙方力量懸殊,在敵方的強攻下,我軍傷亡極大。張自忠感到這樣與敵人硬拼消耗終非善策,於是決定再次組織大刀隊對日軍實施大規模第二次夜襲。3月11日夜組織動用了4個團的兵力,左路由趙登禹旅長率兩個團從潘家口出擊,右路兩個團從鐵門關出擊。凌晨3時戰鬥打響,砍死200多敵人,燒毀敵軍車200多輛,繳獲野炮、大炮20多門,並把炮彈全部射向日軍陣地,炸得敵人血肉橫飛,防線被迫後撤15餘公里。二十九軍在喜峰口一帶固若金湯的防禦,使日軍士氣大跌,他們見雷池不可逾越,遂將主攻方向轉到羅文峪方面。
二十九軍在喜峰口與敵對峙達3個月之久。張自忠的三十八師擔任著全軍防守陣地的四分之三,雖然在對敵作戰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卻大大挫傷了日本侵略者的銳氣。喜峰口抗戰是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打的第一個大勝仗,使日軍遭受了侵華戰爭以來的首次敗績。自此,二十九軍與張自忠等英雄的名字聲震華夏。
四、張自忠被懷疑為“漢奸” 萌發死志

雖然二十九軍在喜峰口獲得勝利,但蔣介石嫡系中央軍第十七軍的3個師在古北口卻相繼被打殘,日軍從冷口突破,造成中國軍隊整個防線的崩潰,30萬大軍敗於5萬日軍之手。北平軍分會委員長張學良引咎辭職,何應欽接任,於1933年5月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事實上承認了日本對東三省的占領,並將冀東、察東列為“非武裝區”,任由日軍進入。
長城抗戰以後,宋哲元帶領二十九軍回到察哈爾,此時正值馮玉祥在察哈爾組織的民眾抗日同盟軍遭到蔣介石取締,不得不解散,於是全部被二十九軍收編。宋哲元徵得中央同意,將二十九軍擴充為4個師,全軍6萬多人。
1934年,日本繼續在華北挑起事端。迫於日本的壓力,1935年6月10日,國民政府同日本簽訂“何梅協定”,同意國民黨中央軍、東北軍及黨務、特務機關從河北及平津撤出。6月28日,察哈爾地方政府由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出面,同日本東北軍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簽訂“秦土協定”,割讓察東六縣,二十九軍撤到張家口以南。
“何梅協定”簽署以後,中央軍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現權力真空。這時漢奸糾集地痞流氓,打起自治的旗號公然向北平進軍,全國震動。此時北平周圍除了察哈爾的二十九軍,已經沒有中國軍隊,北平軍分會調二十九軍前來救駕,宋哲元在天津聞訊,立刻命令馮治安的三十七師強行軍趕到北平,又陸續將張自忠的三十八師調到天津周圍,趙登禹一三二師調往河北省中部,劉汝明一四三師留駐察哈爾,自此二十九軍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爾等地,宋哲元夢寐以求的地盤終於到手了。
二十九軍進駐平津,也是得到了日本華北駐屯軍的默許。日本為防止蔣介石收復東北,要求在華北建立“非軍事緩衝區”。經過艱苦談判,雙方協定,華北只留駐一支中國軍隊。日本人認為,西北軍長期受南京政府排擠,早就和蔣介石離心離德,最有可能培養成親日勢力。但是日本人顯然低估了宋哲元和二十九軍的民族氣節。8月28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為平津衛戍司令、冀察綏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
長城抗戰之後,日本為進一步侵略中國,竭力主張“華北自治”,妄圖製造第二個“滿洲國”,不斷地對宋哲元及南京政府施加壓力。經過日軍、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間一系列的討價還價,1935年12月18日,終於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體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實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宋哲元親任委員長,委員會裡西北軍、東北軍和親日分子三足鼎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在日本人眼裡是華北自治政權,在南京眼裡是地方政府,算是對日本和南京兩方面都有了一個交代。這段歷史,被稱做“華北事變”。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愛國學生運動,就是為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而爆發的。
華北事變後,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二十九軍迅速擴充為5個師,總計48個團,總兵力達10萬以上。其中張自忠第三十八師轄5個旅,兵力近3萬人。
1935年“華北事變”後,張自忠任察哈爾省主席,1936年兼任天津市長。蔣介石給二十九軍的訓令是,“忍辱負重”,不主動打仗,也不放棄華北,與日軍做長期周鏇。可這支軍隊曾經浴血抗戰,一直視日軍為死敵。如馮治安師長,總想找日本人麻煩,一心想把事情鬧大,發泄心中的鬱憤。在全軍高級將領中,唯有張自忠不僅二十九軍官兵敬仰他,日本軍政要人也喜歡與他打交道。張自忠在華北危亡的複雜局面中,艱難維繫著苦澀的和平,不能丟中國人的臉,不能違抗中央的指令,還不能得罪日本人。對於一個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其內心痛苦可想而知。
但是,張自忠的表現,使他的形象在外人眼裡逐漸發生變化。大家只是看到,第二十九軍全軍將士對日本人全都橫眉立目,唯有張自忠一人,竟與日軍保持往來!1937年4月,日方伸出橄欖枝,製造和平假象;日軍華北駐屯軍一反常態,主動和冀察當局改善關係,還邀請宋哲元、張自忠兩人訪問日本,參觀陸海空聯合演習。宋哲元不願去,於是由張自忠率領代表團訪日,受到歡迎和敬重。於是國內輿論沸沸揚揚,說張自忠與日本訂了“密約”,日本人贈其巨款,還送給他一個東洋美人。實際上,據有關資料披露,張自忠在訪問日本期間,“言行謹慎,態度堅決,並多次對日方的不友好行為進行了抵制”。日本人為了離間,才故意放出“親日氣氛的造成已收到相當效果”的謠言。抗戰結束後,從日本公布的檔案資料看,找不到任何張自忠訪日期間有負職守的記載。
抗戰英雄張自忠,一晃竟變成了嫌疑漢奸!張自忠很清楚這樣做的結果,但必須還得去做,因為總得有人去做;他忍受不了也得忍,因為事關大局,只有忍辱才能負重。
對於張自忠全面的誤解,是盧溝橋事變之後。
1937年7月7日,日軍尋釁滋事,炮擊二十九軍駐守的宛平縣城,馮治安部奮起抵抗,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國開始了為時8年的全面抗戰。
當時宋哲元於是年5月回山東樂陵原籍掃墓未歸。秦德純、張自忠、馮治安等聯合急電宋哲元,報告事變發生情況。後又派人赴山東請宋速返主持一切。而宋的態度是祈求“和平”的。7月11日晚,宋哲元從山東返抵天津,認為“目前日本還不至於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只要我們表示一些讓步,局部解決仍有可能”。南京方面的指示也是“應戰而不求戰”。根據這個精神,二十九軍各部都按兵不動。由於二十九軍在平津和日軍膠著對峙已經有兩年,其間衝突事件不斷,但都得以政治解決,因此從上到下都比較麻痹大意,對日軍的頻繁活動缺乏重視。另一方面,二十九軍將士也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實力,認為平津地區日軍以區區3萬人,斷然無法和10萬之眾的二十九軍對抗。實際上,日本政府已經作出了擴大戰爭的決策,與冀察當局的交涉只是緩兵之計,爭取時間增調部隊。宋哲元等對此缺乏清醒判斷,仍致力於通過外交斡鏇解決事變,於是與日方簽訂了停戰協定。
至7月下旬,日軍陸續從國內和東北增調到平津地區的部隊,加上原來的駐屯軍,總兵力達到十幾萬人。26日晚,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發出最後通牒,限二十九軍於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被宋哲元嚴辭拒絕。日軍先發制人,於28日凌晨發動全線進攻,二十九軍倉促應戰,南苑的二十九軍軍部遭到日軍主力攻擊,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陣亡,軍部直屬部隊和一三二師寡不敵眾,被擊潰。南苑丟失,二十九軍防線被攔腰砍斷,局勢非常不利。。
這時蔣介石發來電令,讓宋哲元撤到保定。在7月8日至28日間,蔣介石相繼給宋哲元發出5封急電,指示他速赴保定扼守。宋哲元是邊疆大吏,守土有責,不戰而退,輿論和國法難容;若戰,二十九軍命運不堪構想。走還是留,這無疑是個十分敏感的問題——任何人都清楚,此時此刻,留在被日軍占領控制的地方,進行善後維持工作,必定被全國人民罵為漢奸!
在宋哲元召開的高級軍事緊急會議上,在座的6人一言不發,氣氛悲憤、凝重。最後,張自忠站起身來。
宋哲元深知張自忠這一站意味著什麼,臨行時,他握住張自忠的手說:“藎忱,慷慨赴死易,從容負重難。我今晚就走了,讓你為難了。二十九軍現在戰線過長,你設法在北平拖住日本人,為我們爭取到一個禮拜的緩衝時間,待我軍收縮集結之後,便可恢復有利態勢。”在七七事變前後任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北平市市長的秦德純在《我與張自忠》一文中也提到:“當盧溝橋戰爭經過二十餘日,7月28日我軍在南苑失利後,宋將軍即遵蔣委員長電令,赴保定坐鎮指揮。當時宋將軍寫了三個手令:一、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由張自忠代理;二、北平綏靖主任由張自忠代理;三、北平市市長由張自忠代理。一面電呈中央核備,並立即決定當晚9時由宋宅出發。臨行,張將軍含淚告訴我說:‘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漢奸了!’其悲痛情形已達極點。”
當天晚上,宋哲元留下4個團維持治安,帶著主力部隊悄悄地離開了北平,安全脫險。29日凌晨,北平人民發現二十九軍已經拋棄他們退走了,而張自忠署名的告示四處張貼,勸告民眾各安其業,不要驚惶自擾。於是輿論大嘩,都認為張自忠做了漢奸,一時間舉國聲討。張自忠是一個自尊心、榮譽感非常強的人,這段時期的特殊經歷遭遇,對他打擊很大,從此萌發死志。
五、張自忠被韓復榘拘押送往南京候審

二十九軍大部隊撤退前,張自忠給所部三十八師副師長及旅、團長們修書一封,說:“明奉命留平,暫離部隊,叮囑部下團結一致,在副師長率領下聽軍長指揮,堅決抗戰,努力殺敵。”張自忠僅指定副官、參謀、勤務等六七人隨他留在北平。
張自忠深知自己的特殊使命一時難以讓局外人理解。他不想向別人解釋,就是想說,在當時的情況下他也是有口難辯!事實上,日軍在進入平津後,就大張旗鼓地與漢奸勾結成立偽政權,並多次軟硬兼施地要求張自忠通電反蔣、反共,這些都被張自忠一一拒絕。日本人並不相信他,派出不少漢奸、特務跟蹤他,想把他完全控制在日本的掌握之中。
張自忠一邊儘量敷衍日本人的各種要求,拖延時間,一邊加快了自己的行動步伐。他秘密下令開倉放糧,幫助戰亂中的百姓度過饑荒;他通過過去冀察政委會中的熟人和紅十字會,秘密轉移未撤出的部隊,掩埋陣亡將士屍體,分散隱蔽傷員,並專門接濟安置留平軍屬……
然而國人並不明真相,在人們眼裡,這是一個偽市長!“張自忠”成了成了叛徒、大漢奸、賣國賊的代名詞。1937年後半年的報紙,多在痛罵他“賣國變節”,一律稱之為“張逆自忠”。那時的中國人,沒有誰沒罵過張自忠。一些大報用醒目的大標題配文,諷刺張自忠“自以為忠”,其實是“張邦昌之後”。 就連南京政府軍政部派駐北平的簡任參事嚴寬,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的電文中也說張自忠是漢奸。9月28日,《大公報》發表《勉北方軍人》一文,頌揚老將段祺瑞和吳佩孚,而把張自忠與漢奸殷汝耕名列一處:
在北方軍人的老輩中,便有堅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當日不受日閥的劫持,輕車南下,以民國耆老死於瀘上,那是北方軍人的光輝。最近北平淪陷之後,江朝宗遊說吳子玉先生,謂願擁戴他做北方的領袖,經吳先生予以斷然拒絕。這種凜然的節操,才不愧是北方軍人的典型。願北方軍人都仰慕段、吳兩先生的風範,給國家保持浩然正氣,萬不要學鮮廉寡恥的殷汝耕及自作聰明的張自忠!
當年的《大公報》完全是民意代表,從不與政府保持一致,被視為社會的良知,公眾影響力相當大,其連連發文鞭撻張自忠,效果可知。
在一片痛罵聲中,張自忠始終緘默著,周鏇著,估算著第二十九軍向目的地有序撤離的時間,努力使京津免於屠城。8月7日,也就是宋哲元帶隊撤離的第十天,張自忠見延緩日軍一周的計畫業已完成,自己留在北平已無意義,便宣布辭去一切代理職務,躲進了一家德國醫院。後他又化裝成司機助手,乘坐美國人的汽車逃到天津,與家人匆匆見了一面;再換乘英國輪船去青島,至濟南,企圖轉道南京。
8月9日凌晨,張自忠在煙臺一上岸,就被武裝押解到了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所在地濟南市。張自忠親耳在門外聽到時任山東省主席的韓復榘說:“他當他的漢奸,我救我的國,來見我幹啥?”面對過去西北軍老同事,張自忠不卑不亢地正色道:“我不是漢奸,我是抗日的軍人!請允許我給宋哲元將軍寫封信告知此事。”
“行!打電報快。”韓復榘倒是答應得爽快。於是張自忠當著韓復榘的面草擬了一張電文。
駐守滄州的二十九路軍軍長宋哲元收到張自忠拍來的電報,深為張自忠蒙受不白之冤憂慮。立刻急電南京總統府,向蔣介石陳述原委,又火速派人到南京請馮玉祥、張治中二人向蔣介石直諫出面保釋。
張自忠被韓復榘拘押。韓叫來秦德純,另派一名大員,一同押解張自忠去南京候審。在韓復榘看來,張自忠的確是漢奸,必須懲辦。
張自忠被押上火車時,京滬各大報紙皆發電訊,報導“張逆自忠今日解京訊辦”,連車次也作了詳報,所以火車一進徐州站,秦德純忽然看見車站上圍了許多學生,打著白旗,上面寫的好似有“張自忠”的字樣,就勸張自忠到廁所躲一躲。張自問無愧,不肯,被秦推了進去,隨手把門鎖上。學生衝上車,咆哮著要抓“漢奸張自忠”,秦德純頗費一番口舌,才把憤怒的學生騙下火車。
這件事,對張自忠的刺激極大,讓他清醒地知道了自己的公眾形象。
就在張自忠南下赴寧的路上,南京國民政府下達命令,以張自忠“放棄責任,迭失守地”,將其撤職查辦。
在濟南拘押期間,張自忠曾給同事和部下寫信說:“社會方面頗有不諒解之際,務望諸兄振奮精神,激發勇氣,誓掃敵氛,還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國,不能自救,並不能見諒於國人。事實勝於雄辯,必死而後能生。”是從那時起,“死”這個字,就頻繁出現在他話語和筆端。
10月10日下午3時許,張自忠由秦德純等陪同,來到南京四方城拜見蔣介石。蔣已經聽過馮玉祥、張治中二人的諫言——“張自忠有勇有謀,更有將帥之威嚴,對部下以身示範,艱勞率先,且有謙遜之美德。這樣的良將苦撐華北,忍辱負重,置個人名譽於不顧,反倒被誣做漢奸,乃是天理所不容。”
蔣介石說:“你在北方的一切情形,我均明了,我是全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切統由我負責,你要安心保養身體,避免與外人往來,稍遲再約你詳談。”
秦德純問蔣介石對張如何處理,蔣介石說:“現在輿論反應很大,他的身體、精神都不好,先在南京休養一段再說吧!”
蔣介石的表態,讓張自忠大為感動,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著淚對秦德純說:“如果委員長令我回部隊,我一定誓死以報領袖,誓死以報國家。”
秦德純北返後,經與宋哲元商議,立即以宋的名義給蔣介石發了一封電報,請其準張自忠歸隊。但不見音信。二十九軍南撤後,被擴編為第一集團軍,宋哲元任總司令,馮治安副之。關於五十九軍軍長的人選,蔣介石曾考慮秦德純。但該軍是由張自忠一手訓練的,除了張自忠本人外,誰也帶不了。11月12日,上海淪陷,國民黨軍向西潰退,日軍跟蹤追擊,直逼南京。蔣介石批准張自忠以軍政部部附名義暫代五十九軍軍長。
1937年12月7日,張自忠回到河南道口李源屯五十九軍軍部。與官兵老部下見面時,張自忠只說了一句話:“今日回軍,就是要帶著大家去找死路,看將來為國家死在什麼地方!”官兵聽到這句話都哭了,張自忠也落淚了。 為什麼說得這么狠?因為張自忠是不能打敗仗的!一個被全國罵為“華北頭號漢奸”的人,從一開始便失去了可以撤退可以打敗仗的權利,他只能勇往直前,痛擊日軍。
六、正名:台兒莊戰役、鄂北大捷、襄東大捷……

二十九軍撤出平津後,軍委會將其編成3個軍,番號分別是五十九軍、六十八軍(軍長劉汝明)、七十七軍(軍長馮治安),頭尾兩數相加均是“十四”,意味著紀念“七七事變”二十九軍奮起抗戰。
1938年3月,日軍投入七八萬兵力,分兩路向徐州東北的台兒莊進發。號稱日寇“鐵軍”的坂垣師團在山東半島登入,一路西進,待至臨沂、滕縣時,同我軍發生了激烈的戰鬥。台兒莊戰役打響。
當時守衛臨沂的是龐炳勛的第三軍團。由於實力過於懸殊,傷亡慘重。李宗仁電令五十九軍“即日赴臨沂,接龐任務,擊破莒、沂方面之敵,恢復莒、沂兩縣而扼守之”。並致電龐炳勛,大意為:臨沂為台兒莊及徐州屏障,必須堅決保衛,拒敵前進。除已令張自忠部來增援外,並派本部參謀長前往就近指揮。
張自忠奉調率第五十九軍以一晝夜90公里的速度及時趕來增援。張自忠與龐炳勛原來都是西北軍將領,後龐投蔣,二人不和,積怨甚深,但張自忠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擯棄個人恩怨,率部與龐部協力作戰。聞聽宿仇張自忠馳援,龐炳勛又喜又憂,而且憂大於喜:畢竟從前曾對不起張自忠。但隨著張自忠高大身影在自己指揮所的出現,心中高懸的石頭一下落了地。他迎上前握住張自忠的手。二人相視,默然良久,數年積怨,頃刻冰釋。張自忠說:“大哥你放心,我決心盡力幫你打贏這一仗!”龐炳勛也動情地說:“老弟呀,人家說你要在北平當漢奸,我才不相信呢。我了解你的為人!”張自忠則落地有聲:“今天倒是要他們看看,我張自忠是不是漢奸!”
龐炳勛約定張自忠部在城外側擊圍城的日軍,並切斷敵人退路,他從城內向城外全面出擊。張自忠召集營以上軍官部署戰鬥,指出:“自喜峰口戰役以來,我軍已先後和日軍交戰多次,只要我們能充分發揚我軍善於近戰、夜戰的長處,根據現有條件,集中使用輕重武器,就一定能夠打敗這個驕橫不可一世的坂垣,為中華民族爭光,以盡我們軍人保家衛國的天職。即使戰死疆場,也是雖死猶榮。”
3月14日凌晨,戰鬥打響。五十九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強渡沂河,向日軍發動猛烈進攻。一時間,槍炮大作,地動山搖。五十九軍插入坂垣師團的右側背,經激烈戰鬥,突破敵軍防線。臨沂城內守軍備受鼓舞,士氣大振,開城出戰。坂垣師團受到前後夾擊,首尾難顧,一夜之間被殲千餘人。坂垣師團像一隻受了傷的猛獸,立即放棄攻城,轉對五十九軍作戰。雙方在沂河兩岸反覆衝殺。
張自忠下定死戰的決心,與敵人一拼到底。他命令全軍各級軍官,一律到前沿指揮作戰,師長要到團指揮所坐鎮,張自忠本人也親臨師指揮所。他集中了全軍大炮,向敵軍陣地猛烈轟擊,方圓數十里內,炮聲槍聲不斷。激戰到17日深夜2時,號稱“鐵軍”的坂垣師團被打得一敗塗地,兩個聯隊被殲,遺屍千餘具,潰敗而去。張自忠率部銜尾急追,一日追擊60公里,坂垣征四郎數次羞得要自殺。日軍受到沉重打擊,其向台兒莊前線增援的戰略企圖被完全粉碎,保證了台兒莊大戰的勝利。
是役在史書上被稱做“臨沂大捷”。
經此一役,張自忠以其卓越表現,洗刷了他抗戰前期的屈辱,聲譽鵲起,被提升為第二十七軍團軍團長。軍事委員會軍令部致電李宗仁指出:“張軍堅忍抗戰,斃敵累累,希傳諭慰勉。”同時,國民政府以張自忠建樹奇功,特頒令撤銷對他的“撤職查辦”處分。是年10月,張自忠升任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五十九軍軍長,不久又兼任第五戰區右翼兵團司令。
1939年8月,日軍以10萬之眾,兵分兩路大舉進犯鄂北的隨縣、棗陽地區。張自忠一面命正面部隊死守,一面火速派兩個師迂迴到敵後方,兩面夾擊包抄日軍。他還親自率兩個團渡過襄河向敵猛攻,粉碎了日軍圍殲第三十三集團軍的企圖。他一以對十,擊斃日軍3名聯隊長,殲敵1.3萬人,隨後第五戰區左右兵團全線反攻,最終挫敵潰退,一舉收復棗陽、桐柏等地區,贏得“鄂北大捷”。
同年12月,日軍又集中大量兵力向駐守長壽店地區的第三十三集團軍所屬第一三二師等部陣地進攻,雙方激戰七天七夜,我方陣地多次被突破。張自忠決定用奇兵打敵神經中樞的戰法挫敗敵人。他調一三二師的三五九團另配一個營,令其於夜間繞道偷襲日軍設在鍾祥縣的總指揮部。臨出發前,他鼓勵將士們說:“國家養兵就是為了打仗,打仗就會有傷亡。人總是要死的,多活二十年少活二十年轉眼就過去了。但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為國家為民族而死就重於泰山,否則輕如鴻毛。”在張自忠的激勵下,奇襲部隊當晚潛行15公里,一舉端掉日軍總指揮部。正面進攻的日軍驚聞老巢被端,大為恐慌。張自忠指揮部隊趁勢猛烈反攻,打得日軍狂退30公里,大獲全勝,此役稱做“襄東大捷”。
蔣介石得知後立刻通電嘉獎,稱張部為“最優部隊”,其防區為“模範戰場”。老百姓則更是歡欣鼓舞,稱張自忠為“活關公”。不過,即使軍功在身,為民族獨立而死和為洗清自己而死,這兩種死念依然纏繞在張自忠的心底。但是,幾次大仗、惡仗下來,他都勝利了,他沒有死。所以國人包括各地各報記者在內,都承認他確實很能打仗,可要說他是民族英雄,似乎還差得遠。
這期間,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趕到鍾祥縣採訪張自忠。但像絕大多數記者一樣,史沫特萊對張的印象並不好,認為他至少曾經做過漢奸,現在不過是將功補過罷了。在採訪中,史沫特萊問到“偽軍”問題時,張自忠非常敏感,不再說話了。或許,他感到很憤怒,已經打了這么多大仗勝仗,“投降”問題卻依然包圍著他,“漢奸”的陰影還像幽靈一樣糾纏著他。
史沫特萊無法理解張自忠的沉默,認為是羞愧和面子使然,而對於張自忠來說,沉默是他唯一的選擇。就像史沫特萊一樣,輿論仍然認為,張自忠的勝仗不過是彌補過去做漢奸的罪過,只有張自忠知道——他必須用壯烈的死來證明自己從未做過漢奸!
這個機會終於讓他等到了。
七、棗宜會戰:一代名將壯烈殉國

張自忠擔任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後,即駐防襄樊一帶,成為第五戰區機動部隊。1940年5月1日,日軍為了控制長江交通、切斷通往重慶運輸線,集結10餘萬大軍,在100多輛坦克、70多架飛機的配合下,向襄河東岸第五戰區部隊發動大規模進攻,棗宜會戰打響。
張自忠一面下令襄河東岸部隊分頭迎敵,一面指示西岸部隊做好出擊準備。他親筆寫信,告諭五十九軍各師、團主官:“看最近之情況,敵人或要再來碰一下釘子。只要敵來犯,兄即到河東與弟等共同去犧牲。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我們的國家及我五千年歷史之民族,決不至於亡於區區三島倭奴之手。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願與諸弟共勉之。”張自忠作為集團軍總司令,本來可以不必親自率領部隊出擊作戰,但他不顧部下的再三勸阻,堅持由副總司令留守,5月6日晚致書集團軍副總司令兼七十七軍軍長馮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
因為戰區全面戰爭之關係,及本身之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拼,現已決定於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到河東後,如能與三十八師,一七九師取得聯絡,即率兩部與馬師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若與一七九師、三十八師取不上聯絡,即帶馬師之三個團,奔著我們最終之目標(戰死)往北邁進。無論作好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後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以後或暫別,永離,不得而知,專此布達。
小兄張自忠手啟
五、六月於快活店。
5月7日拂曉前,張自忠帶領手槍營和七十四師,從宜城窯灣渡口渡過襄河,奔赴河東戰場。這已是他第4次過河督戰了。渡河後,張自忠陸續與各部取得聯繫。河東將士得知張總司令親臨前線,士氣大振,戰鬥更加有力,幾乎將日軍後路完全切斷。5月11日,張自忠率部冒雨向東追殲逃敵,次日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敵攔腰切斷,使敵重創。14日,張自忠率部與南竄之敵激戰於方家集,擊退日軍多次進攻。然而,狡猾的敵人不但沒有撤退,反而大量增兵。15日拂曉,張自忠僅率2000餘人截擊由襄陽沿漢水南下的日軍,下令猛烈攔擊行進之敵。向人數比他多一倍半的日軍衝殺十餘次。日軍傷亡慘重,不明白這支中國軍隊何以這樣能戰,遂調集重兵5000餘人南北夾擊方家集,企圖消滅這支勁敵,以絕後患。是日夜,張自忠率七十四師兩團及特務營突出重圍,向鍾祥開進,率總部轉移到南瓜店,以阻止日軍大部隊渡河西進之企圖。
16日拂曉,敵人突然集中上萬名士兵、30餘門大炮、數十架飛機,向南瓜店及其兩側發起猛攻。張自忠所部雖英勇善戰,擊退敵人多次進攻,但終因敵眾我寡,陷入重圍之中。當天上午,敵人集中多數兵力,從東、南、西三面向張自忠的總部猛撲。蘇聯顧問提出撤退,手下的參謀建議他轉移,避免與敵決戰。張自忠火了,大聲說:“當兵的臨陣退縮要殺頭。當總司令遇到危險就可以逃跑?這合理嗎?難道就我們的命是命,前方戰士都是土坷垃?什麼包圍不包圍,今天的事有我無敵,有敵無我,一定要血戰到底!”鏖戰午時,張自忠身邊僅餘不到千人,但官兵士氣旺盛,視死如歸,與敵人展開白刃戰,附近山頭得而復失4次。
由於敵我兵力過於懸殊,張自忠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長山。日軍以飛機大炮將南瓜店轟成一片火海。這時西渡漢水,或東撤大洪山,均可脫離險境。為保護總司令安全,部下多次勸他退走。張自忠厲聲拒絕,說:“我奉命截擊,豈有自行退卻之理?”
16日,援兵仍未趕到,而日軍的三面包圍圈已經合攏,開始對張自忠發起猛攻。張自忠一直疾呼督戰,直至午時,他左臂中彈,但仍堅持督戰。張自忠身高一米八,高大魁梧,而且身著黃色軍服,目標明顯,日軍從3個方向用交叉火力向他射擊。下午2時,張自忠手下只剩數百官兵,他將自己的衛隊悉數調去前方增援,“今日是我報國時矣。”他掏出筆向戰區司令部寫下最後近百字的報告,交給副官馬孝堂時說,“我力戰而死,自問對國家對民族可告無愧,你們應當努力殺敵,不能辜負我的志向。殺敵報國!”
此時,日軍發現,對方有個電台不停地在向四處發報,他們斷定有中國軍隊的高級指揮官到了前線,於是通過技術手段確定了電台的位置,迅速集中兩個師團的兵力從3個方面進行包圍。
剛剛由排長提升為連長的王金彪指揮本連剩下的幾十個弟兄堵擊來犯之敵。見總司令不肯撤退,便回身跑過來用腦袋頂住張自忠的胸脯,一邊往後頂,一邊噙著淚說:“總司令,我們不怕死,請您先走一步,我們不打退當面敵人,死在這裡也不走!”接著,他示意弟兄們將衝上來的一股日軍消滅了。望著王金彪雄壯勇猛的身影,張自忠大吼:“好樣的,不愧是我張自忠的部下!”
此時,日軍包圍圈尚有東北角一個缺口,但誰都可以突圍,唯張自忠不可以,他不能因為做逃兵而勾起公眾豐富的聯想。於是,他讓蘇聯顧問和文藝兵衝出了缺口。
戰至下午3時許,天空下起了瀝瀝細雨。東山口守軍大部戰死,餘部潰散。張自忠派出的手槍營士兵回撤至杏仁山腳下,做最後的抵抗。面對步步逼來的大批日軍,這些跟隨張自忠多年的忠誠士兵,表現出驚人的勇敢和頑強,他們將生死置之度外,用血肉之軀將絕對優勢之敵阻於山腳下。
戰至下午4時,部隊傷亡殆盡,身邊只余高級參謀張敬和副官馬孝堂等幾人。張自忠腰部被機槍子彈擊中,臥倒在地,浴血奮戰。日軍步兵已沖至跟前,多處負傷的張敬高參舉槍擊斃數名日軍,被蜂擁而上的日軍用刺刀捅死。張自忠身中8創,仍高喊殺敵。1940年5月16日下午4時,一代抗日名將張自忠壯烈殉國,時年49歲。隨張自忠東渡作戰的2000官兵亦全部戰死。
在日軍戰史資料《二三一聯隊史》中,記錄了張自忠將軍生命的最後一刻:
第四分隊的藤岡一等兵,是衝鋒隊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著刺刀向敵最高指揮官模樣的大身材軍官衝去,此人從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岡。當衝到距這個大身材軍官不到三米的距離時,藤崗一等兵從他射來的目光中,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威嚴,竟不由自主地愣在原地。這時背後響起了槍聲,第三中隊長堂野軍曹射出了一顆子彈,命中了這個軍官的頭部。他的臉上微微出現了難受的表情。與此同時,藤崗一等兵像是被槍聲驚醒,也狠起心來,傾全身之力,舉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軀深深扎去。在這一刺之下,這個高大的身軀再也支持不住,像山體倒塌似的,轟然倒地。
這一刻,張自忠將軍知道,他絕對不再是漢奸了,他將是永遠的民族英雄。
八、日軍對張將軍遺體 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尊重

棗宜會戰,我軍傷亡慘重,但日軍損失也不輕,在局部甚至超過我軍。從5月1日至16日之戰果,計傷斃敵4.5萬人以上,繳獲大炮60多門,戰馬2000餘匹,戰車70多輛,汽車400餘輛。但日軍對讓他們付出巨大代價的張自忠將軍,卻表現異乎尋常的意味深長的尊重。
張自忠將軍陣亡殉國後,日軍軍曹堂野從他隨身攜帶的手提箱中,翻出了“第1號傷員證章”,藤岡也從將軍的胸兜中掏出一支派克金筆,上面刻著“張自忠”3個字。日軍大為震驚,不禁倒退幾步,“啪”地立正,恭恭敬敬向遺體行了軍禮。然後靠上前來,仔細端詳仰臥在面前的這個身穿將軍戎裝、佩戴中將領章的血跡斑斑的“大個子支那人”。隨即,前線日軍向上級二三一聯隊長橫山武彥大佐報告。橫山下令將張自忠的遺體用擔架抬到戰場以北10餘公里的陳家集日軍第三十九師團部,請師團參謀長、與張自忠有過數面之交的專田盛壽核驗。至時天色已黑。專田盛壽手舉蠟燭,目不轉睛地久久注視著張自忠的面頰,突然悲戚地說道:“沒有錯,確實是張自忠!”
在場者一齊發出慶祝勝利的歡呼聲,接下來則是一陣鴉雀無聲的肅穆。師團長村上啟作命令軍醫用酒精把張自忠的遺體仔細擦洗乾淨,用繃帶裹好,並命人從附近的魏華山木匠鋪趕製一口棺材,將遺體莊重收殮入棺,葬於陳家祠堂後面的土坡上,墳頭立一墓碑,上書:“支那大將張自忠之墓。”
武漢日軍廣播電台隨後發布的報導也欽佩地說:張總司令以臨危不驚、泰然自若之態度與堂堂大將風度,從容而死,實在不愧為軍民共仰之偉丈夫。我皇軍第三十九師團官兵在荒涼的戰場上,對壯烈戰死的絕代勇將,奉上最虔誠的崇敬的默禱,並將遺骸莊重收斂入棺。
事隔16載,1956年,岡村寧次在日本東京與來訪的何應欽曾談到了張自忠之死,岡村寧次說:“我們成了冤家對頭,不過這種冤家對頭奇妙無比。您也許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認識了張自忠司令官,而在進攻漢口之後,不幸得很,我們在漢水(即襄河——編者注)東岸之戰兩相對峙下來。那個時候戰事爆發,張先生勇往直前,揮兵渡河,進入我方陣地,唯遇我方因戰略關係向前進擊,他竟沖至我軍後面戰死。他之死令我感慨無量。”
當日軍像護送自己將軍的屍體一樣護送張自忠的遺體離開戰場,從一個市鎮通過,百姓們得知那具蒙著白布的屍體就是張自忠時,不約而同地擁到街道上,跪倒失聲痛哭。對此,日軍沒有進行干預,只是肅穆前行。
九、張將軍靈柩被護送重慶,沿途數萬民眾揮淚祭奠

5月16日下午,張自忠戰死沙場,當天深夜,奉命馳援的國軍第三十八師趕到南瓜店。師長黃維綱得此噩耗,悲痛萬分。蔣介石驚聞張自忠殉國,立即下令第五戰區不惜任何代價奪回張自忠遺骸。繼任第五十九軍軍長的黃維綱率部再渡襄河,與敵激戰兩晝夜,付出了200多人的傷亡,終於在陳家集尋得英烈墳墓,開棺將忠骸起出搶回。
18日上午,將軍的遺骸在第三十三集團軍將士的痛哭聲中運抵快活鋪,馮治安和兩名蘇聯顧問含淚察看了張自忠的傷勢,發現全身共傷8處:除右肩、右腿的炮彈傷和腹部的刺刀傷外,左臂、左肋骨、右胸、右腹、右額各中一彈,顱腦塌陷變形,面目難以辨認,唯右腮的那顆黑痣仍清晰可見。馮治安命前方醫療隊將遺體重新擦洗,作藥物處理,給張自忠著馬褲、軍服,佩上將領章,穿高筒馬靴,殮入楠木棺材。
5月21日晨,李致遠參軍、徐惟烈顧問奉馮治安將軍之命,率手槍隊乘6輛卡車從快活鋪啟程,護送張自忠靈柩前往重慶,沿途數萬民眾,揮淚祭奠。在濛濛細雨中,張自忠的遺體從宜城運到宜昌,停靈東山寺,10萬民眾自發前來送殯。當日,日軍飛機在上空盤鏇吼叫,卻無一人躲避,無一人逃散。目睹此萬人同悲的莊嚴肅穆之景,入侵日機居然一反常態,未投一彈,未開一槍。
張自忠將軍靈柩在宜昌換船,溯江而上直奔戰時首都重慶。從宜昌到重慶數百里,兩岸處處是祭奠,時時聞哭聲,白日縷縷青煙,夜間點點紙火,人們哪怕是借,也要做得擺上一盤餃子一碗麵,對江中那艘靈船叩頭失聲。
5月28日晨,船到重慶,10萬人在儲奇門下設奠等候。蔣介石率馮玉祥、何應欽、孔祥熙、宋子文、孫科、于右任、張群等軍政大員,臂綴黑紗,肅立迎靈,並登靈船弔祭,市民前往者更絡繹不絕。蔣介石這位一向不甚動感情的最高統帥,此刻悲從中來,撫棺大慟,將自己的哭聲匯入千萬民眾震天的哭聲中……據史沫特萊報導,蔣先生的辦公桌上從此擺著張將軍的遺像。
28日下午,蔣介石親自主祭,軍政百官及各界代表為張自忠舉行了隆重的祭奠儀式。當天,蔣還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通電全軍,表彰了張自忠將軍的勳績。
為了不影響全國軍民的抗戰士氣,張自忠殉國的訊息當時沒有公布。一個多月後,七七事變三周年紀念日,《中央日報》對外公布了這個訊息,同時國民政府頒布褒恤令及追晉張自忠為陸軍上將令:“故將軍上將銜陸軍中將張自忠追晉為陸軍上將,此令。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七日”。
各地軍政當局及各界民眾紛紛舉行隆重的悼念活動,軍政要員、社會名流紛紛賦詩題詞,以誌哀思。淪陷區人民也以各種方式悼念這位抗日名將。
中國共產黨對張自忠的犧牲也深為震驚!然而,由於路途遙遠,交通阻隔,延安軍民直到8月6日才獲悉張自忠殉國的訊息。當天《新華日報》就發表了《悼張自忠將軍》的社論,稱讚張自忠“抗戰之功極大,今並以身殉國,將其最後一滴血獻給了抗戰,既成功又成仁,的確配稱為炎黃的優秀子孫,模範的民族革命軍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
8月15日下午,延安各界代表1000餘人齊聚中央大禮堂,為張自忠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主席台正中懸掛著巨幅張自忠遺像。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分別題寫了“盡忠報國”、“取義成仁”、“為國捐軀”的輓詞。朱德、彭德懷題詞:“一戰捷臨沂,再戰捷隨棗,偉哉將軍精神不死;打到鴨綠江,建設新中國,責在朝野團結圖存。”朱德總司令代表八路軍獻花圈,並莊嚴宣讀祭文。追悼會結束後,中共中央專門給張自忠家人發了唁電。
十、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沒有忘記這位抗日英雄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並沒有忘記這位血灑疆場的抗日英雄。黨中央撥出專款對張自忠在四川、湖北的衣冠冢重新修繕,並在北京、天津、漢口、上海等大城市設立了張自忠路。1982年4月16日,為緬懷英烈、表彰張自忠的抗日業績,國務院民政部特意追認張自忠為“革命烈士”,頒發證書給他的後人。
張將軍夫人李敏慧得張自忠壯烈捐軀的噩耗後,平靜地說:“自忠為國家戰死疆場,我不難過。我雖是一個婦女,也應當有份。”不久,她將家事交給張自忠的弟弟張自明,自己絕食而死,時距張自忠犧牲僅3個月。時年6歲的將軍之子張衛國,原由將軍委託給二十九軍總參議蕭振瀛中將撫養,後輾轉由周恩來送往蘇聯,與毛澤東的兩個兒子、朱德女兒及劉少奇子女、張聞天之子等同窗學習,19歲時回國,現已離休。將軍之女張廉雲於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
1940年11月16日,國民政府在重慶北碚雨台山為張自忠舉行“權厝下葬儀式”(即暫時淺葬,以待抗戰結束後移靈南京國葬),在蔣介石、馮玉祥等軍政官員及將軍親屬注視下,第三十三集團軍將領馮治安、黃維綱、劉振三揮土封棺,蔣介石親題“英烈千秋”及馮玉祥手書“張上將自忠之墓” 刻石碑立於墓前,馮玉祥並題“藎忱不死”4個大字。
1942年,馮玉祥仿效明史可法墓葬揚州梅花嶺之意,將雨台山改名為梅花山,並用薪金購梅花樹植於將軍墓側。
張自忠將軍殉國後,國軍第三十三集團軍官兵在士兵手冊上寫下這樣一句話:是誰殺死了總司令?此仇不報不是人!5月21日凌晨,日軍第三十九師團在偷渡白河時遭西岸國軍猛烈伏擊,擊斃聯隊長神崎哲次郎等300餘名日軍。
張自忠將軍殉國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悲痛之餘,仰天長嘆:如果何基灃(國軍第一七九師師長)在,不會有襄河之敗,張自忠不會陣亡。何基灃聞言如刀刺心,決心在戰場上找到殺害張自忠的日酋,血祭兄長在天之靈。1943年3月18日,何基灃在湖北當陽設伏,擊斃了率部主攻張自忠將軍指揮部的日軍原二三一聯隊長、時任第十八旅團少將副旅團長的橫山武彥。
1941年5月,國民政府在南瓜店將軍殉難處的山頭建“張上將自忠殉國處”紀念碑,並在山下修建十里長山陣亡官兵公墓。1945年,為紀念張自忠將軍,湖北宜城縣改為“自忠縣”(1949年5月恢復宜城縣建制)。
當1937年12月7日張自忠重又被任命為代五十九軍軍長、終於有機會殺敵報國後,他便處處顯露出“以死洗冤”的心態來。在徐州會戰前的全軍營以上幹部會議上,他說:“無論誰都可以打敗仗,獨我張自忠不能打敗仗!我的冤枉,只有一拼與死,拿真實的戰績,才能洗刷乾淨!”每逢戰事,他都“親赴第一線督戰”;“馬不停蹄地奔波於各個陣地,給官兵打氣,與官兵們一起戰鬥。”他給胞弟張自明的信也說:“吾自南下參加作戰,瀕死者屢矣。”甚至他升任為集團軍總司令和戰區右集團軍總司令後,仍然在“找死路”。
張自忠生性儉樸,平日衣著十分簡便,與下級軍官無異。但在棗宜會戰渡河迎敵時,他卻穿上黃呢將軍軍服,戴上中將領章,一反平日所為。事後人們才知道,他出發時已未打算回來,身為國家高級將領,死也不能隨便,所以衣著整齊。
張自忠陣亡訊息傳到重慶,蔣介石大為震驚,也極為氣恨——這仗是怎么打的?何以副總司令、軍長、師長等等均未陣亡,集團軍總司令卻戰死了,而且死得如此慘烈? 當然,蔣介石後來明白了,張自忠的烈死,正如他自己生前所言: “當粉身碎骨,以事實取直天下!” 蔣介石在為張自忠發出的悼電里還特意就他在七七事變前後的這段歷史感言:
藎忱之勇敢善戰,舉世皆知。其智深勇沉,則猶有世人未及者。自喜峰口戰事之後,盧溝橋戰事之前,敵人密布平津之間,乘間抵隙。多方以謀我,其時應敵之難,蓋有千百於今日之抗戰者。藎忱前主察政,後長津市,皆以身當樽俎折衝之交,忍痛含詬,與敵周鏇。眾謗群疑,無所搖奪,而未嘗以一語自明。惟中正獨知其苦衷與枉曲,乃特加愛護矜全,而猶為全國人士所不諒也……夫見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猶多有之。至於當艱難之會,內斷諸心,苟利國家,曾不以當世之是非毀譽亂其慮,此古大臣謀國之用心,固非尋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尋常之人所能任也。
悼電里說他“未嘗以一語自明”,是不確的。事實上,張自忠一直不停地在為自己辯解,說自己不是“漢奸”,可惜的是,當時的輿論不能認同他的做法。他的辯解,一說出來就會淹沒在滾滾的輿論里。比如,他在天津說:“我姓張的決不做對不起民眾的事。”但“為全國人士所不諒”,報紙諷刺他說:“我們聞其‘聲’,如見其人。拍著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這樣並無用處,是在做給人看。”
面對如此輿論,如此民意;如此壓力,如此痛苦,縱然有最高當局“獨知其苦衷與枉曲,乃特加愛護矜全”,縱然有累累戰功和陣陣讚譽,對一個具有強烈自尊心和榮譽感的大丈夫來說,也不能寬釋其胸,痊癒其痛。換句話,張自忠不這樣烈死,就不是張自忠了。性格決定命運,張自忠的烈死,不僅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和中國抗戰史增添了輝煌的一頁,也為中華民族的性格氣質和人文精神書寫了奇麗的篇章。
作為一個集團軍的總司令,張自忠不會不知道,他的職責是運籌帷幄,指揮前線的將士戰鬥,而不是憑著血氣之勇衝鋒陷陣。事實上,他死之後才半個月,他守了兩年的襄河防線就在5月31日被日軍突破,接替他指揮右翼兵團的陳誠中途上陣,無力回天,重慶和西南大後方的咽喉重鎮宜昌失守。張自忠的死,給中國抗戰大業造成了極大損失。
在南瓜坡戰鬥最激烈的時候,身經百戰的張自忠不會不明白當時的戰場局勢意味著什麼。當他的參謀長李文田一再勸說他轉移未果後,無奈之下說:“你實在不走,我可要走了。”按以往的張自忠的脾氣,不槍斃了李文田,也要大罵一頓,但張自忠沉思了一會兒,抬起頭來溫和地對說:“老李,你們誰都可以走,我是不能走。你們趕快走吧,不要管我了。”然後又命令他的參謀轉移。顯然,他在這時已下定了死的決心,因為他已經判斷出形勢不可挽回,不再要求別人陪同在一起犧牲。到下午4時,日軍已經近在咫尺,他親自上陣衝殺,被日軍機槍打中。隨從忙給他包紮,他說:“我不行了,你們快走!我自己有辦法。”他拔出腰間短劍要自殺,被隨從攔住。敵人已經沖了上來,他的最後一句話是:“我這樣死得好,死得光榮,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良心很平安。你們快走!”
他的良心,終於可以得到平安了,沒有人再罵他是或曾經是“漢奸”了!他實現了自己說過的話:“一死報國,以示清白。”
斯人遠逝,音容宛在;回首當年,直令人感慨萬千!
(本文來源:《文史精華》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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