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才逆淘汰500年

2019-02-15 21:17:03

逆淘汰,是一個殘酷的概念,但它所折射的歷史真實,更加殘酷。

官場上,小人淘汰君子、庸才淘汰天才、狗熊淘汰英雄,這樣的逆淘汰進程,歷朝歷代都少不了。

可以說,中國歷史整個呈波浪形態發展,其間,逆淘汰與正淘汰輪番成為決定社會走向的主要力量。

當逆淘汰成為一個朝代選人用人的根本狀態時,小人當道,君子遠走,或遭迫害,或遭放逐,這個朝代就跌入發展的谷底;反之,當正淘汰的原則順利運轉時,君子、小人各歸其位,一個朝代就會迎來上升期。

逆淘汰—正淘汰交替的規律,從先秦開始,就成為中國歷史的一條隱線。與之對應的明線,則是朝代的興衰與更替。

不過,大概從明英宗正統年間(1436—1449)開始,逆淘汰幾乎單方面主宰了此後歷史的發展,一直到清代滅亡(1911),從未退出歷史舞台。

這將近500年的時間,簡直就是精英人才的至暗時期,逆淘汰獨霸中國的倒退時期

▲明英宗朱祁鎮。

1

明英宗統治時期,為什麼是中國人才逆淘汰五百年的開端?這裡面有兩個原因:宦官專權和廷杖泛濫——逆淘汰的兩根導火索,均從此時埋下。

先說第一個。明朝第一代專權宦官王振,此時出場。這個落第秀才出身、為求發達自閹入宮的太監,史書稱他“狡黠”,善於伺察人意,一開始在東宮服侍皇太子(即後來的明英宗),即獲得皇權的青睞。

1435年,明宣宗去世後,9歲的英宗繼位,王振成為宦官中權力最大的司禮太監。

不過,此時朝中有張太后垂簾聽政,有三楊(楊榮、楊士奇、楊溥)忠心輔政,王振還掀不起什麼大浪。相反,他必須把自己偽裝成正淘汰原則的信奉者,才能立得住腳。

一次,小英宗和幾個太監在宮內擊球玩耍,被王振看見了。第二天,王振故意當著三楊的面,跪勸英宗說:“先皇帝為了球子,差點誤了天下,陛下今天復踵其好,是想把國家社稷引到哪裡去呢?”

三楊為王振的責任心而感動。實際上,王振在暗中開始抓權。

等到三楊病死的病死,辭職的辭職,王振已經羽翼豐滿,本性暴露。朝中選人用人,全憑王振一句話。誰若順從和巴吉他,誰就立刻得到提拔;誰若違背或抵抗他,誰就立即受到貶黜。

一個叫王佑的工部郎中,很會阿諛奉承。一天,王振問王佑:“你為什麼沒有鬍子?”王佑回答:“老爺您沒有鬍子,兒子我怎么敢有?”

王振一聽很高興,立馬給王佑升官,提拔為工部侍郎。

想要升官發財的人,如法炮製,溜須拍馬,送錢賄賂。當朝中充斥小人之時,正人君子就都靠邊站。王振形成了自己的集團勢力。

王振的“巔峰之作”,是慫恿英宗御駕親征瓦剌。太監干政,直到左右皇權,莫此為甚。

這次親征,英宗被俘,王振喪命。壞人集團貌似戛然而止,實際上“陰魂不散”。王振之後,明朝大太監代有人出,從汪直到魏忠賢,一個比一個膽肥,難怪明朝被稱為“最大的太監帝國”

2

太監弄權的土壤,正是從明英宗時期培育起來的。據說,明太祖嚴禁太監干政的祖訓鐵牌,就是王振當權後摘下丟掉的。

組織打贏北京保衛戰的救時英雄于謙,最早嘗到了這一撥逆淘汰的惡果——心懷社稷的忠臣,下場永遠不如滿腹諂媚的變色龍。明英宗復辟後,殺掉了于謙,同時為王振樹碑立像,整個帝國的價值觀完全顛覆。

價值觀顛倒之後,人才的逆向淘汰變本加厲。中晚明,政治、文化上天才輩出,最愛君之前就寫過不少,但是這些人才,沒有一個過得順當,一個個都經過百死千難。論原因,不是他們狂傲不羈什麼的,而是已經被異化的政治環境,接納不了他們。

由太監、寵臣、權相把持的政治生態,導致清廉的不如腐敗的,親民的不如霸道的,琢磨事的不如琢磨人的,不站隊的不如站對隊的。一個人只要心中有道德戒律,他就適應不了這種環境,要么被淘汰出局,要么只好主動放逐自己。

舉兩個對應的例子,都是最愛君之前寫過的,這裡就簡單過一下:

一個是被逆淘汰的海瑞。海瑞事實上是嘉靖時期一名改革闖將,無論反腐敗,挑戰官場潛規則,還是治理地方,實施經濟改革,都有一手。但就是這樣一名干將,在官場沉浮數十年,被冷藏的時間過半,最後還落得一個迂腐的罵名,為什麼?

因為他清廉,不站隊,不與大隊伍同流合污唄。就這么簡單,沒有第二個原因。

另一個是抵抗逆淘汰的張居正。張居正是個偉大的改革家,但是他之所以比同時期的海瑞偉大,恰恰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他作出了妥協,犧牲了原則,甚至拋棄了道德,從而換來了實施偉大事業的空間。

比如,張居正為了上位,必須堅定地與大太監馮保結成同盟,必須耍手段擠走前任內閣首輔高拱。這些都是他對抗逆淘汰生態的妥協之策,沒辦法呀,你要么改變自己,適應環境,要么成全自己,遠離這個環境。

張居正是一個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為了達到一個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要做事,做大事的人,在那樣的政治生態下,只能豁出去聲名,與狼共舞,直到自己也慢慢變成了狼。

▲劇照:張居正。

3

現在說說,明英宗時期開啟逆淘汰時代的第二個原因——廷杖。

廷杖,顧名思義就是當庭杖打。當著文武百官的面,用棍子打屁股,讓被打的官員精神、肉體遭受雙重暴擊。

廷杖是從何時“被發明”出來對付士大夫的?清人編的《明史》說是從明太祖開始,這不對。

根據考證,廷杖最晚在東漢就出現了,只是有時叫做“鞭杖”,有時叫做“天杖”,還有的啥都不叫,直接就說“於殿廷打人”,夠直接夠粗暴。

但必須承認,廷杖的運用在明朝達到了常規化、規模化、準制度化的狀態。當然,明朝對廷杖的運用程度也是分階段的,從明太祖到明宣宗時期,廷杖用得並不多,明英宗時期開始,這一處罰官員的手段才從“試用期”轉正,進入大規模實行階段,無論是執行次數、被杖責人數、殘酷程度,都前所未有。

這一時期,伴隨王振專權,廷杖作為消除異己的手段,被他運用得很純熟。通過身體羞辱的形式,實施人才逆淘汰。

朝廷的棍棒,一點點在改變士大夫的精神面貌。

到了正德、嘉靖兩朝,廷杖尤其慘烈。規模最大的兩次都是上百名官員被集體廷杖,那真是血濺玉階,肉飛金殿。

一次是在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皇帝要出遊被阻攔,一怒之下廷杖阻攔的大臣146人,一下子打死了11人。另一次是嘉靖三年(1524),嘉靖皇帝因為大禮議之爭,廷杖大臣134人,16人當場死於殿廷之上。

整部《明史》中,光有名有姓被廷杖的官員就達157人,其中38人被杖死,比例接近1/4。可以想見,還有相當眾多的官員遭廷杖之刑,只是名字未被記載下來。

▲明朝的廷杖空前絕後。

4

廷杖泛濫的直接結果是,官員士大夫經此大辱,精氣神全無。

回憶唐代,三公可與皇帝坐而論道。到宋代,雖然沒得平起平坐,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卻成為國家治理的共識。而這些對於士大夫的優遇,到了明代通通取消。

不僅如此,明英宗之後,還動不動要公開被打屁股,是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弔詭的事發生了——

這羞辱人的懲罰發展到後面,極大扭曲了官員的精神世界,催生了一大批受虐狂,為的就是博取名氣和地位。

因為觸怒聖顏而被廷杖的多是耿直之士,往往獲得輿論的同情,有辱斯文的廷杖便演變成一種榮譽性標誌。黃仁宇評價說:“有的人卻正好把這危險看成表現自己剛毅正直的大好機會,即使因此而犧牲,也可以博得捨生取義的美名而流芳百世。”

萬曆五年(1577),內閣首輔張居正之父去世,以情以理,張居正都應離任回鄉服喪。結果,權勢如日中天的張居正不肯去位,導演了一場“奪情”。

這時候,吳中行、趙用賢等五人,先後上書,請求皇帝讓張居正回鄉守喪。結果,五人遭到廷杖處罰。

趙用賢是個大胖子,被打得血肉橫飛,他的家人把打飛的肉揀回來,製成臘肉,當作榮耀的紀念。

可見士人的怪異追求,到了何等荒誕的程度。

廷杖被受虐者的榮譽感玩壞了,連皇帝後來都想主動放棄廷杖之罰。萬曆皇帝曾對此十分鬱悶,你們啊,不就是想故意惹怒朕,讓朕廷杖你們,好成全你們的名聲嗎?朕偏偏不打你們,怎么著吧!

就是這么硬生生讓國家治理從是非之爭變成了意氣之爭。明代中後期,朝堂上很多鬧得天大的事,其實都無關國家利益。這樣的王朝不垮掉,才怪。

有明史專家指出,廷杖泛濫和異化之後,很多士大夫“以冷淡的和不夠關心的態度從事他們的職業”。士大夫們終於發現,所謂盡忠報國、內聖外王的建功立業理想不過是傻瓜的痴人說夢,只有獻媚、投機和相互傾軋,才是取得功名富貴的“成功之路”。

官員士大夫或虛聲竊譽,或巧宦取容,或愛惡交攻,充斥官場的是赤裸裸的爭權奪利,明目張胆的結黨營私,毫不掩飾的溜須拍馬。

崇禎皇帝臨自盡前,無奈地哀嘆:“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

這,應該是明英宗時期以來人才逆淘汰最大的報應了。

5

明亡之後,中國迎來異族統治者。我們以往習慣認為,明朝有一大批死忠,不惜以身殉國,激烈反抗清軍。事實上,按照傅山等反清復明一線人物的說法,降清的士大夫,占了絕大多數。

剩下的死硬派,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傳統道德感的堅定踐行者,另一種是為了反抗清軍的殘忍屠殺政策。而這兩種人,在明末政壇,基本屬於外圍人物。

也就是說,明末政壇的核心圈層,大多數都當了投降派、軟骨頭。這在意料之中,凡是有理想、有原則、有能力、有骨氣的“四有新人”,都在政治沖洗中早早被淘汰出局了。明朝的逆淘汰,為大清入關開路,堪稱“居功至偉”。

到了康熙年間,清廷組織博學鴻儒特科之後,游離在新政權之外的漢人知識精英,幾乎被一網打盡,盡入彀中。

與此同時,清朝把明代逆淘汰的兩大表征——太監專權和廷杖處罰——都革掉了。有清一代,沒有出現一個獨攬大權的太監,也沒有出現一例廷杖官員的個案。

這種種做法,是否說明清代,尤其是清初出現了人才正淘汰的良好趨勢呢?

對不起,答案是否定的。

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明英宗以來的500年間,人才逆淘汰未曾中斷過。清初大異明末的各種做法,本質上並未構建起人才正淘汰的政治生態,相反,一種更加成熟、更加深入骨髓的政治操縱術開始瀰漫整個帝國:

招攬漢人知識精英,只是為了消除他們的抵抗,而不是尊重他們的氣節;

徹底消除太監專權,說明了專制皇權的高度集中,而不是用人制度的完善;

取消惡劣的廷杖,是因為清朝統治者找到了更加高效而萬惡的思想控制方法,而不是出於體恤士大夫的人格尊嚴。

總而言之,在所謂的“康雍乾盛世”之下,統治者為了政權的穩定性,布下了兩張大網,比明朝更加變本加厲地施行人才逆淘汰:一是通過文字獄,摧毀任何自主思想,使天下士人唯唯諾諾;二是通過密折制度,鼓勵相互告密,形成全國性的思想監控網路。

這些手段,說白了都是糟蹋人的“藝術”。

雍正時期,曾靜策動陝西總督造反,本應梟首示眾,但他坐了一年大牢後,竟然洗心革面回到湖南老家,痛哭流涕訴說皇上的恩德,成為了雍正思想的宣傳主力。

江南才子錢名世,牽連進年羹堯案,不過,雍正沒在肉體上折磨他,而是親書“名教罪人”四個大字,讓他掛在家中大廳,還不時讓當地官員上門窺察,防止錢名世自行摘下來。緊接著,雍正讓朝中三四百名大臣集體寫詩罵錢名世,罵完了編成集子,要錢名世自己掏錢印發。

明代的廷杖,以身體羞辱的方式,適得其反地激起了官員以受虐性的氣節相標榜;相比之下,清代統治者不動士大夫的屁股,也不大在肉體上折磨人,而是通過思想按摩和洗腦術,讓整治對象自慚形穢,又一臉真誠地扇自己的嘴巴,一邊扇,一邊還覺得很舒服。

你說,哪一種是更惡劣的逆淘汰呢?

我記得一句話: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力量,不是致力於剝奪人的財產,消滅人的肉體,而是致力於貶低人的尊嚴,摧毀人的信念,破壞人的親情。

你不是喜歡讀書嗎?那么,讓你“自覺”地燒掉自己的藏書。你不是熱衷於拿筆寫文章嗎?那么,讓你那拿筆的手拿起掃帚掃廁所。你們不是互相關愛嗎?那么,讓你們彼此成為仇人。

清朝在這方面的政治駕馭術,堪稱爐火純青。整個“康雍乾盛世”,社會上遊走的,幾乎都是沒有靈魂的軀殼。

這一次的人才逆淘汰,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可怕。以往是把獨立個性的人才淘汰出體制,這次直接讓獨立個性的人才,從世界上徹底消失。

▲《盛世滋生圖》(局部),反映乾隆時期江南“盛世”。

6

你發現沒有,清朝267年,朝廷官員在皇權面前都是服服帖帖的。他可以是清官廉吏,也可以是能臣酷吏,可以三朝不倒,也可以平安落地,但無論如何,他都必須保持與皇帝主體思想的一致性。

這種官場逆淘汰,以思想格式化的形式進行。

大家熟悉的劉墉,歷史上是個清官,但隨波逐流的事兒沒少乾。

一次,劉墉受到乾隆皇帝的召見,一隻虱子順著劉墉的衣領爬上去,一直爬到他的鬍鬚邊上。乾隆帝忍住笑,什麼也沒說,而劉墉還不知道這件事。

等到劉墉散會回到府邸,僕人看見了虱子,請示是否要把虱子去掉。

劉墉聽了,直搖頭:“這虱子一直待在我的鬍子上,皇帝已經見過了,有福分,千千萬萬捉不得。”

劉墉對皇權的跪舔,由此可見一斑。而這件小事,也是清代整個用人環境的絕妙諷刺。誰管你是虱子還是老虎,能幹還是窩囊,只要被皇帝垂青,那就等著一步登天。

嘉慶十八年(1813),天理教教首林清率領眾教徒,秘密潛入紫禁城,發動了暴動。

但事實上,在暴動發生前,情報已被清廷上下多個部門偵知。然而,沒有一個官員上報,都生怕攬責。大家都在捂蓋子,坐等出事。反正只有皇帝是威武聖明的,我們什麼都不是。

事發時,坐鎮京師的大學士曹振鏞手足無措,直到叛亂平定才鎮靜下來。後來,有人諷刺他“庸庸碌碌”,他自我解嘲說,那個時候的庸庸碌碌,也頗不容易啊。

的確,那時候,朝中多的是曹振鏞這樣的高官。他是嘉道兩朝名臣,生前官居高位,死後備極哀榮。有門生曾問他為官秘訣,他說得坦坦蕩蕩:“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而已。”

我們知道龔自珍寫過兩句詩:“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為什麼這么說?因為那時候,整個帝國官僚階層,都是一個模子出來的、沒有自主思想的庸官啊。

官僚人才逆淘汰並未到此為止,最可怕的是,它還向體制之外延伸,往下一代灌輸。《增廣賢文》這類蒙學讀物在清代的流行,就是逆淘汰從娃娃抓起的典型。

傳統的經典教人怎么行善修身,而清代廣泛流行的蒙學讀物怎么教小朋友?

“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灌輸給下一代的東西,幾乎都是如此油膩的價值觀。

可見,由政治滑坡引發的整體社會道德滑坡,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晚清面對西方侵略者的潰敗,現在看來,除了一直強調的武器裝備代差之外,人的因素恐怕影響更大。相當於兩個世界的人打起來,一個是有創造性、有自主性的人,另一個是無創造性、無自主性的人,誰輸誰贏,結局不是早就寫好了么?

同治七年七月(1868年9月),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數年後,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此時,他終於有機會第一次見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親王奕訢以及文祥、寶鋆等高官,並在幾天之內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見。

後來,曾國藩對人說,這些人皆非能擔當王朝中興重任之人。

帝國最高層的人物,尚且如此,他們以下的人就更加庸碌無為。曾國藩不禁哀嘆清王朝的未來“甚可憂耳”。

歷史學者雷頤指出,這種局面,正是一個衰朽政權用人制度逆淘汰的結果,但反過來,這種逆淘汰又會加速這個政權的衰敗。

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戰爭前夕,一個年輕的醫生懷揣一篇長達八千多字的《上李傅相書》,請求面見當朝大紅人李鴻章。

李鴻章聽聞來者情況,笑說,醫生也懂治國,真是笑話。遂不予接見。

僅僅十多年後,這名被笑話的年輕醫生領導的體制外革命,終結了清王朝這個腐朽的龐然大物。而他,從一個被無視的醫生,變成了新政權的“國父”。

想當年,在《上李傅相書》中,他提出,中國效仿西方三十餘年,仍無法與西方抗衡,首要原因在於——人未能盡其才

人才逆淘汰盛行近五百年,請問,人如何盡其才?要是能盡其才,你孫文也不至於被逆淘汰成為革命者,是吧?

晚清最著名的“裱糊匠”李鴻章,一生風雨修破屋,誰曾料到,最後把一個人關在門外,這個人求進不得,卻招呼了一群人把屋子全拆了。

這是偶然嗎?恐怕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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