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異:讀四大名著還是讀養豬指南?這是個問題

2019-05-02 20:31:03

文 | 端木異

隔一段時間總有人會跑出來,替年輕人特別是小孩子擔心和指點讀書的問題:哪些書能讀,哪些不能讀。騰訊·大家的作者朱學東先生最近寫了一篇《我為什麼不讓孩子讀四大名著和中國的兒童文學》,編輯問我約稿,想想我恐怕還不敢在前輩面前談讀書問題的,這裡也就講講自己的經歷和看法吧。


有一個笑話,講的是韓寒、郭敬明和張佳瑋三個人各自被關小房間裡,只給一本《養豬指南》。韓寒用這本書的空白位置寫評論,郭敬明撕了這本書摺紙飛機,張佳瑋則打開這本書,津津有味地讀了起來。
我曾經就這個笑話去問張佳瑋本人,他回答我說:“沒準還真會去讀呢。”當下忍不住會心一笑。《養豬指南》為什麼就不能讀得津津有味呢? 假如我要寫一篇《豬肉的歷史》,恐怕還真得讀這樣的書。
我讀書不算早,識字也馬馬虎虎,不過因為年幼體弱,小時候老是蹲在一個地方看書,日積月累,也算是胸中萬卷了。然而要有人問我的童年啟蒙讀物是什麼,還真不好講。小地方長大的孩子沒什麼選擇,撿到什麼讀什麼。有時候是在理髮店等候的當兒讀《故事會》,有時候是蹲在醫院排隊的時候讀《流行病防治說明》,又或者在鄉下柴棚里找到一本《木工手冊》。暑假在父母單位的職工閱覽室讀書,會莫名其妙地出現波伏娃的《第二性》——不得不說,可能是書封面設計得讓採購小伙覺得這是一本“有內容”的書,發生了誤購——和各種版本的王小波,也有著名的偽科學雜誌《奧妙》或《飛碟探索》——八十年代氣功熱和特異功能熱時候特流行這種讀物,國小借閱室最搶手的一套書叫《世界十大未解之謎》。放學我也蹲在收發室,跟退休老幹部讀讀《雜文月刊》和《讀者》。凡爾納的科幻,福爾摩斯探案,林格倫的兒童文學,封神榜和說唐,筆記和志怪,還有各種質量高低不齊的叢書,真要有《養豬指南》,想必以我的尿性也會照單全收,來者不拒。
假如四大名著都有毒,小孩子們讀什麼不是神農嘗百草,《養豬指南》大概是最安全的讀物,一不黃色二不暴力,還教育小朋友熱愛小動物,豬的全身都是寶!不要歧視豬。

實際上在小地方能有四大名著讀的話,親職教育應該還不算差。身邊一般小孩在上學之前,四大名著故事該接觸到的早就接觸過了。國外有蘭姆姐弟改寫給小朋友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我則有電視劇、插圖本、小人書、評書等各路渠道來接觸四大名著故事——小人書插圖本看完了還能練習描紅,竟和魯迅小時候看連環畫也並無不同。三俠五義里養出來的小朋友,難道就不如四書五經里養出來的三觀更正?科學家都講了,有一定細菌的環境裡(比如農場)長大的小朋友更不容易過敏喔。
少不讀水滸,少不讀三國,實際上十幾歲的少年即便真讀了金瓶梅,又有什麼關係呢?恐怕金瓶梅還不如晉江小黃文給力呢。張愛玲八歲就看《紅樓夢》了。擱在國外,八九歲讀了《荷馬史詩》譯本的小孩恐怕也並不稀罕。而越是歲數小,越喜歡抱著大部頭的原著裝大人。四大名著在國小階段都讀完的同學也並不少,喜歡的地方現在都還背得,也並不勞父母來指教。張佳瑋作為一枚特典型的文藝青年,從前一起吃飯,談笑之間各種作品也是隨口就引出一句來。他的閱讀看似博雜,底子如何?只看他常愛援引的文學讀物,盤點下來給列個單子,四大名著肯定是跑不掉的。此外想必還會有金庸、巴爾扎克、村上春樹、昆德拉,以及一系列當年新華書店書架上常銷的世界名著,都是打下的底子,攢起的內功。
對,新華書店。當年圖書發行渠道有限,造成了好幾十年來,大家的閱讀路徑都比較單一和明晰。劉小楓的《記戀冬妮婭》曾經喚起過多少人讀保爾柯察金時的共同情感和記憶;又有多少人模仿和練習過《百年孤獨》那個著名的開頭。熟悉蘇俄文學到隨口背出的人,則大多是六十、七十後的前輩了。而彼時有點才情又喜歡讀書的八十後,特別是小地方長大的,年少時幾乎都對四大名著中至少其中一本,給叉得精熟,信口拈來。一直等到新世紀前後,國內書籍獲取的渠道慢慢多樣化,這種情況才逐漸發生改變。
且不提黃皮書、灰皮書和手抄本地下文學,從七八十年代過來的人肯定都記得,文革後重印了一批書,當時買書的人連夜在新華書店門口排起了長隊。如今指責“中國人不讀書”的批評者也別忘了,這種全國上下對閱讀的饑渴和狂熱,距離現在也不過就是二三十年的事。站在那個時代的風口上,造成的影響之一就是那時候相當一批學者做什麼研究,一定程度上取決於當年開禁後遇到了什麼書——比如古英語專家陳才宇,就是碰到了一本《諾頓詩選》,被裡面十五世紀的英國民謠所吸引。而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也是當年讀了外語系接觸到西方現代小說,靠著一本《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的手冊,一路向前成為當時的文學先鋒人物。這說起來,倒有幾分像武俠里的門外漢,意外得了秘笈,整個新世界的大門打開了。混亂無序的茫茫世界裡有了一本書,一道光,一個路標,為他指引著走進了一個流著奶和蜜的應許之地。
紀德講:“不停地爬自己的坡,只要這個坡是向上的。”學會讀書,可能遠比讀過了什麼書更為重要。更何況,小孩子並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人性的醜惡,並不是長大了才能承受的。一本書有沒有毒,值不值得讀,學會篩選和批判思考,這正是讀書的第一步。一個熱愛閱讀的人,即使一開始毫無章法,繼續求索下去,總會形成閱讀的品位和好惡,在人群中一眼發現自己的同道,並最終找到自己的閱讀門徑,學會構建起自己的知識譜系。


卡爾維諾在《為什麼讀經典》中給了文學經典一共十四種定義,比如“經典作品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比如“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從不會耗盡它要向讀者說的一切東西的書”。雖然寫得俏皮又賣力,至今讀起來也朗朗上口,然而也不過就是給了14種“為什麼讀經典”的理由而已。
文學研究里有一個概念叫作“經典化”(canonization):一個普通的作品,在一套文學體制的共同作用下,最終被構建、推廣成為了經典。在這樣一個經典被樹立起來的過程里,既有各種意識形態和制度在夾纏、審核和劃地盤,也有書籍出版的管制和規劃(比如“重點出版“),輔之以評論和闡釋的話語權戰爭,最後在教材、選本和叢書的編撰中傳達給讀者和受教育者。這也是為什麼當問到“經典的古詩詞哪家強”,大家一兜頭率先想到的總是中國小教材里被抽查了無數次的詩句。說到底,經典和名著,扒皮見骨給祛魅後,既不是書架上的神明,也並不保證能滋養心靈升華精神,藥到病除。讀書和一個人的見識、心性和成長,也並不必然要有什麼關係。
年歲漸長,如今我不愛跟人談讀書這件事。喜歡看書的人當然給自己保留了很多溫柔的小記憶:人生攢了一筆零花錢,跑進新華書店挑花了眼,給自己買的第一套書,是傅雷翻譯的《約翰·克里斯朵夫》。常年讓我賒賬買書的私營書店老闆,好多年後都還記得我在他那裡買的第一本書,是法拉第的科普小讀物《聖誕科學講座》。——它們都是好書,也很經典,只是和我以後的人生沒什麼關係。

▲ [法]羅曼·羅蘭/傅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當年賴在書店裡蹭書讀,跟書店老闆賒賬買書,每次去外地背很多書回來,也會暗暗跟人比拼讀書的數量,四處搜羅屯書,曬購書和讀書書單,這些事情年少氣盛時一樣沒少乾過。所謂“買書如山倒,讀書如抽絲”,講的正是文藝青年往往有“通過占有書籍就能占有知識”的錯覺。曾經辛辛苦苦聚了小一萬本書,現在送的送,賣的賣。書讀到一定程度後還要執念於“讀了多少本”,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大量的低水平重複,也不過就是原地踏步。想看什麼書就買,也不會為了打折活動而強行湊單,購買並不需要的書籍。這不是說自己已經不愛讀書了,而是看開了。想想錢鍾書家的書也並不多,大概同理。
在沒有一定的積累和形成知識結構之前,讀了什麼書並不一定能產生什麼影響。雖然“凡有所學,皆成性格”,這也是要很長時段的積累和潛移默化才能形成的。對有些人來說,讀書只是滋生了他的狂妄,知識不過是滿足了他的虛榮。逼著小孩子硬啃經典和名著,滿足的往往倒是父母,而不是孩子。
劉瑜曾經寫過一篇《從經典到經驗》,講述自己當年讀博是如何被讀不懂的“經典”給折磨,最後從“經典”墮落為“經驗”、從“意識形態”下降為“實證主義”的讀書過程。可見“要不要讀經典和名著”,這件事情無論對於成年人還是小孩子,頭疼起來,倒都是平等的。劉瑜最後的結論是,比起讀《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還是懷著問題意識,去讀一些更為具體的,比如《小議台灣土改》。——弱水三千,口渴時只取一瓢飲,倒也是一條可以理解也更平易的讀書路徑。“來者不拒”的海量閱讀訓練,本來也就是PhD訓練的題中應有之義。先讀下來,再談理解和取捨。張愛玲八歲就讀紅樓夢,三十六歲嫁給賴雅後,卻曾被賴雅披露張喜歡讀些連他都不屑的“外國末流小說作品”。而飽蠹樓里摸打滾爬下來的錢鍾書,卻喜歡《小人物日記》這樣的鬆弛讀物,讀起《西遊記》來,更是哈哈大笑,毫不顧忌。讀書這件事,有人曲徑通幽,有人一馬平川,各有各自的趣味。每本書構建世界的精神和技術連結,對於不同的讀者而言,是從屬於不同的個性系統的。
叔本華曾經嘲笑黑格爾:“我青春的同伴是荷馬,黑格爾的,則是《從梅梅爾到薩克森的索菲恩斯遊記》。”是的,年輕的黑格爾最喜愛的書只是一本完全不入流的平庸小說,可是,那又如何呢?他可是黑格爾呀。

▲ 電影《第九道門》劇照,配圖與內文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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