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對平凡的人生充滿恐懼?

2018-10-03 03:05:05

“如果在三十歲以前,最遲在三十五歲以前,我還不能使自己脫離平凡,那么我就自殺。”

“可什麼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體說來。”

“就是,起碼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車,起碼要成為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吧?還起碼要有一筆數目可觀的存款吧?”

“要有什麼樣的房,要有什麼樣的車?在你看來,多少存款算數目可觀呢?”

“這,我還沒認真想過……”

文 | 梁曉聲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對話。那是一所較著名的大學,我被邀舉辦講座。對話是在五六百人之間公開進行的。我覺得,他的話代表了不少學子的人生志向。

我已經忘記了我當時是怎么回答的。然而,此後我常思考一個人的平凡或不平凡,這一點卻是真的。

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華詞典》特別在括弧內加注——泛指區別於貴族和特權階層的人。

做一個平凡的人真的那么令人沮喪么?倘若注定一生平凡,真的不如三十五歲以前自殺么?

我明白那位大一男生的話只不過意味著一種“往高處走”的願望,雖說得鄭重,其實聽的人倒是不必太認真的。但我既思考了,於是覺出了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時代,近十年來,一直所呈現著的種種帶有文化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國還只不過是一個開發中國家的現階段,在中國人普遍還不能真正過上小康生活的情況下,中國的當代文化,未免過分“熱忱”地兜售所謂“不平凡”人生的招貼畫了,這種宣揚幾乎隨處可見。

而最終,所謂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質量,差不多總是被歸結到如下幾點——住著什麼樣的房子,開著什麼樣的車子,有著多少資產,於是社會給以怎樣的敬意和地位,於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樣怎樣的女人……

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也很盛行過同樣性質的文化傾向,體現於男人,那時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車子、位子、票子、女子。一個男人如果把以上這些都追求到了,似乎就算是擺脫平凡了。同樣年代的西方文化,也曾呈現過類似的文化傾向。區別乃是,在他們那兒,這只是花邊,是文化的副產品;而在我們這兒,在七八十年後的今天,這卻仿佛漸成文化的主流。

這一種文化理念被反覆宣揚,折射著一種耐人尋味的邏輯。誰終於擺脫平凡了,就理所當然地是當代英雄;誰依然平凡著甚至注定一生平凡,就是狗熊。並且,還有儼然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別“與時俱進”的知識分子,話里話外都在幫襯著造勢,暗示出更傷害平凡人的一種邏輯,那就是:—個時勢造英雄的時代已然到來,多好的時代!許許多多的人不是已經爭先恐後地不平凡起來了么?你居然還平凡著,你不是狗熊又是什麼呢?

一點兒也不誇大其詞地說,這是一種文化的反動傾向。和尼采的所謂“超人哲學”的瘋話一樣,這是漠視甚至鄙視和辱謾平凡人之社會地位以及人生意義的文化傾向,是反眾生的,是與文化的最基本社會作用相悖的,是對於社會和時代的人文成分結構具有破壞性的。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下一代,如果普遍認為如果最晚在三十五歲以前不能擺脫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類社會的一個真相是,而且必然永遠是——牢固地將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確立在第一位置,且不允許它被其他任何因素動搖或顛覆。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場,像平凡人們的社會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樣神聖。

當然,這裡所指的,是那種極其清醒、冷靜、客觀、實事求是的,能夠在任何時代都“鎖定”人類社會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種隨波逐流、嫌貧愛富、每被金錢左右得暈頭轉向的文化。那種文化只不過是文化的泡沫,像製糖廠的糖漿池裡泛起的糖漿沫。造假的人往往將其收集了澆在模子裡,於是“生產”出以假亂真的“野蜂窩”。

文化的“野蜂窩”比街頭巷尾地攤上賣的“野蜂窩”對人更有害。後者只不過使人腹瀉,而前者紊亂社會的神經。

中國古代,稱平凡的人們亦即普通的人們為“元元”;佛家形容為“芸芸眾生”;在文人那兒叫“蒼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對於憲法叫“公民”。沒有平凡亦普通的人們的承認,任何一國的任何憲法都沒有任何意義,“公民”一詞也將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變得荒誕可笑。

中國古代的文化和思想家們,關注並體恤“元元”們的記載舉不勝舉。怎么,到了今天,在“改革開放”的中國,我們的某些下一代,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我曾問一位同行,他是怎么走上文學道路的,他答曰:“為了出人頭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們不平凡那么一點點。而文學之路是我惟一的途徑。”見我怔愣,又說:“在中國,當普通百姓實在太難。”

屈指算來,這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十幾年前我認為,正像他說的那樣,平凡的中國人平凡是平凡著,卻十之七八平凡又迷惘著,這乃是我們的某些下一代不畏死而畏平凡的癥結。

於是,我聯想到了曾與一位美國朋友的交談。

她問我:“近年到中國,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覺到,你們中國人心裡好像都害怕著什麼,那是什麼?”

我說:“也許大家心裡都在怕看一種平凡的東西。”

她追問:“究竟是什麼?”

我說:“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

她驚訝地說:“太不可理解了,我們大多數美國人可倒是都挺願意做平凡人,過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們中國人真的認為平凡不好到應該與可怕的東西歸在一起么?”

我告訴她,國情不同,故所謂平凡之人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地位,不能同日而語。我說你是出身於幾代的中產階級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當然是中產階級人士。中產階級在你們那兒是多數,平民反而是少數。美國這架國家機器,一向特別在乎你們中產階級,亦即你所言的平凡的人們的感覺。我說你們的平凡生活,是有房有車的生活,而一個人只要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過上那樣的生活並不特別難。若是不能,倒是不怎么平凡的現象了。而在我們中國,那卻是不平凡的人生的象徵。

對平凡的如此不同的態度,是兩國的平均生活水平所決定的。正如中國的知識青年做夢都想到美國去,以為將會追求到不平凡的人生,而實際上,即使躋身於美國的中產階級,也只不過是追求到了一種美國的平凡之人的人生罷了……

十幾年前,我伴隨兩位老作家出訪法國,通過翻譯與馬賽市一名五十餘歲的清潔工的交談。我問他算是法國的哪一種人,他說,自然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我再問他羨慕那些資產階級么,他奇怪地反問,為什麼要羨慕?

是啊,他的奇怪一點兒也不奇怪。他有一幢帶花園的漂亮的二層小房子;他有兩輛車,一輛是環境部門配給他的小卡車,一輛是自己的小臥車;他的工作性質在別人眼裡並不低下,每天給城市各處的鮮花澆水和換下電線桿上那些枯萎的花來而已;他受到應有的尊敬,人們叫他“馬賽的美容師”。

所以,他才既平凡著,又滿足著。甚而,簡直還可以說活得不無幸福感。

我也聯想到了德國某市那位每周定時為市民掃煙囪的市長。不知德國究竟有幾位市長兼乾那一種活計,反正肯定不止一位。因為有另一位情況相似的市長到過中國,還訪問過我——他除了給市民掃煙囪,還是作家。他會幾句中國話,向我聳著肩誠實地說,市長的薪水並不高,所以需要為家庭多掙一筆錢。那么說時,他一點兒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好意思……

馬賽的一名清潔工,你能說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么?德國的一位市長,你能說他極其普通么?然而在這兩種人之間,平凡與不平凡的差異縮小了,模糊了。因而在所謂社會地位上,就接近實質性的平等了,因而平凡在他們那兒不怎么會成為一個困擾人心的問題。

當社會還無法滿足平凡人們的基本願望時,文化中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就應時時刻刻提醒社會來關注此點,而不是反過來用所謂不平凡的人們的種種生活方式來刺激前者。尤其是,當平凡人們的人生能動性,在社會轉型期受到慣力的嚴重甩擲,失去重心而處於茫然狀態時,我們的文化,也不可錯誤地認為他們已經不再處於社會第一位置了。

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平凡而普通的人們,永遠是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任何一個國家存在的意義,都首先是以他們的存在為存在的先決條件的。

一半以上不平凡的人皆出自於平凡的人之中,這一點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樣的。因而平凡人們的心理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成為不平凡人們的心理基因。

倘若文化暗示人們平凡即是失敗,的確能使某些平凡的人通過各種方式變成較為“不平凡”的人;而從廣大心理健康、樂觀豁達的平凡人們的階層中,也能自然而然地產生較為“不平凡”的人。但是,後一種“不平凡”的人,方方面面的綜合素質將比前一種要優良許多。因為他們之所以“不平凡”起來,並非由於害怕平凡,所以即使是“不平凡”以後,他們也仍會覺得自己其實很平凡。

而一個由連不平凡的人們都覺得自己其實很平凡的人們組成的國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無量的。反之,若一個國家裡有太多這樣的人——只不過將在別國極平凡的人生狀態,當成在本國可以證明自己是成功者的樣板,那么這個國家是患著虛熱症的。好比一個人臉色紅彤彤的,不一定是健康,也可能是肝火,也可能是結核暈。

我們的文化,近年以各種方式介紹了太多太多的所謂“不平凡”的人士,而且最終,這種肯定的評價總會落在他們的資產和身價上。這是窮怕了的經歷留下的一種“文化後遺症”,以至於某些一時呼風喚雨的“不平凡”的人,轉眼就變成了行徑苟且、欺世盜名甚至罪狀重疊的人。

一個許許多多人恐慌於平凡的社會,如上的“不平凡”之人必將層出不窮。

而文化如果不去關注和強調平凡者們應處於第一位置的社會地位——儘管他們看上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費神,那么,這樣的文化,也就只剩下最後一件事可做了:忙不迭地、不遺餘力地去為“不平凡”起來的人們大唱讚歌,並且在“較高級”的利益方面與他們緊緊聯繫在一起,而對他們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視而不見。

這乃是中國包括傳媒在內的文化界、思想界的一種勢利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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