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的北洋水師

2019-03-14 03:53:23

致遠艦上的北洋水師官兵,左起第六人(即外國軍官右手旁)為鄧世昌。

他們不是花架子

他們是最後一代武士階層

9月17日,學者薩蘇推出了新作《血火考場:甲午原來如此》,今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紀念,雖然甲午題材圖書早已充斥市場,但薩蘇選擇在此時出書,是因為9月17日是甲午戰爭中最慘烈的一戰——大東溝海戰紀念日。薩蘇稱,選擇這個日子推出這本書是為了向北洋水師那一批中國人致敬。

為寫這本書,薩蘇走訪了遍布中外各地的甲午戰爭遺蹟遺址四十多處,採訪了五名日本研究這場戰爭的教授,“日方學者的觀點讓我們大吃一驚。”薩蘇稱,日本學界對於甲午戰爭的主流觀點與我們所認為的“甲午慘敗”不同,“他們認為,從裝備上、戰略戰術上等軍事因素上來講,雙方是勢均力敵的。在戰爭過程中,清軍很多仗打得可圈可點,並不處於下風,若不是後期的幾個失誤,這場戰爭很可能是雙方打和的。”

薩蘇在與中日學者交流後發現,就學術水平來說,國內對於甲午戰爭的研究在日本之上。薩蘇推測,這或許是因為這場戰爭對中國的影響更為深遠,也被學界視為中國近代巨大轉折的標誌。但日本學者普遍將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日本戰勝俄羅斯這樣一個西方大國視為其崛起的標誌,他們研究日俄戰爭的學者遠比我們多,“甲午戰爭對中國是一個太悲痛的記憶,從此以後五十年中國都走在救亡圖存的路上。”

2014年3月,遼寧丹東港發現一條鋼製沉船殘骸,推測極大可能為沉於此的北洋水師英制巡洋艦。2014年9月,考古人員展開全面探撈,薩蘇再度奔赴丹東。直到書出來前半個月,薩蘇還在丹東參加探摸北洋水師沉艦的工作。

薩蘇透露,丹東目前仍然在進行著探摸和打撈辨識工作,而具體情況需要文物部門的允許才能夠進一步披露。“經過艱苦努力,真的在水下找到了船,拍到了照片和錄像,打撈上來了沉船殘骸,送到權威機關進行了鑑定,而不是僅僅在紙面上說找到了。”薩蘇稱,沉船信息尚在確認中,暫不可披露,“以本人看法,至少找到了一條英制巡洋艦和一條德制巡洋艦的殘骸。”

薩蘇對長期以來大眾對北洋水師存在的刻板印象提出了質疑和新的解釋。“傳統誤解認為北洋水師就是花架子,不會打仗,好好的裝備卻被打敗。”薩蘇說,“北洋水師不是花架子,其實它裡面好多東西做得非常精準,它當時的活動範圍北到海參崴,南到新加坡,行船十年沒有出過故障。當時對海軍深入發展,其實建設得還是不錯的。”

薩蘇說,當時四艘軍艦沉沒,其實其中三艘的艦長是有機會生還的,但他們都選擇了同軍艦一起沉沒,信奉“艦在人在,艦亡人亡”。

“實際上他們代表了中國第一代職業軍人,忠誠的不是皇上,而是自己的職業理想,他們受到的教育就是那樣。”薩蘇稱,在此之前的封建官兵當兵大都是為了拿軍餉,“為了糧食而當兵,吃了皇家的俸祿就要拚命”。但鄧世昌等人和傳統官兵不同,“他們這批職業軍人才是國防近代化的基石,這也正是甲午戰敗讓人感到心痛的地方。”薩蘇稱,當時,中國作為一個近代化的國家正在萌芽,在甲午戰爭中失去了最後一代武士階層。

對於甲午戰敗,薩蘇認為在戰爭之前,中國就已經落後了。“甲午的無奈,很大程度在於大清帝國對於領海主權長期的漠視,相比之下,日本是跑步前進。”與日本不同,在清朝多數官員眼中,“海上遼遠,我泱泱大國,無海亦可自足”。中國近代史上,幾乎看不到明確的對領海主權及海洋權利的努力。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晚清面向世界的開放,更抑制了中華民族走向海洋的渴望。陳夢溪

“總司令”丁汝昌巧解旗艦豪華臥房之爭

當時中國軍隊不乏出色的人物。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就是一個在敵軍中亦頗得敬意的優秀將領,日文中“提督”即海軍總司令一詞,便是因丁汝昌訪日時的頭銜而被作為外來語引進。

丁汝昌的旗艦,是定遠號鐵甲艦。當年的定遠艦被稱為“遠東第一巨艦”。如今停泊在威海的定遠複製艦正是按照它一比一建造的。然而,若是熟悉海軍傳統的人走在這艘軍艦上,不免會問這樣一個問題:丁汝昌作為艦隊司令,到定遠艦上會住在哪裡?定遠艦最豪華的艙室在尾部。根據近代海軍傳統,一艘軍艦上永遠艦長最大,因此艦長有權利享受最好的艙室。哪怕是艦隊司令來了,也只能住客房。而按照中國官場的習慣,丁汝昌是司令官,級別較低的艦長劉步蟾理當騰房。否則就是跋扈,不懂規矩。

謎題就在這裡,劉步蟾和丁汝昌,到底誰住在最好的房間呢?這不是一個文化問題,背後帶有一點博弈的意味。北洋水師以劉步蟾為首的基本軍官來自福建,大多曾在國外學習過專業海軍技術。而丁汝昌則是代表李鴻章“空降”而來的淮軍宿將,陸軍行伍出身的海軍將領。這讓“誰住定遠艦最好的房間”成為一個帶有權力鬥爭意味的符號。

劉步蟾是一名優秀的海軍軍官,曾在1874年迎擊日軍登入台灣的行動中立下殊勛。因航海經驗豐富,英文出色,以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免試的資格直接上艦實習,回國後成為北洋水師右翼總兵,是這支艦隊最重要的將領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後來北洋水師的主要將領,包括林泰曾、鄧世昌、林國祥、方伯謙等,幾乎都在這次抗日保台之役中駕艦出擊,參加了中國近代海軍首次成功衛護國家海權的軍事行動。

不過,劉步蟾也是一名很有性格的將領,甚至敢於當面頂撞李鴻章。他與有競爭關係的“洋員”關係極差。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將其稱為北洋水師中的“張飛”。設身處地,丁汝昌當時的處境微妙——如果逼迫劉步蟾讓出最好的艙室,無疑是不必要地激化和留洋閩系軍官的矛盾;如果自己去住客房,那又很容易讓觀望者們認為他鎮不住自己的部下,影響威望。

到底丁汝昌住在哪個房間裡呢?

丁汝昌是個很會解決問題的人。歷史文獻中的答案令人意想不到:丁汝昌到達北洋水師後,自稱喜歡簡樸隨意的生活,所以長期沒有到定遠艦上居住,而是住在一艘木製的小軍艦操江號上,甚至在操江號上裝設了一張羅漢床。不動聲色間化解了危機,可見丁汝昌在處理人際關係時的睿智。

日本油畫《北洋水師停止抵抗》中刻意貶損中國官員

北洋水師統帥丁汝昌

旅順軍港里的北洋水師主力艦隊

信守諾言的英國戀人

1881年北洋水師奉命前往英國接艦回國,但有兩名水兵在英不幸去世,安葬於紐卡斯爾郊外的聖約翰墓地。1881年,北洋水師軍官池仲佑離開這裡的時候,和他的英國戀人意膩依依惜別間請她代為照顧中國水兵的墳墓。英國的女孩子答應了。“許余他日過袁、顧墓為栽花,蓋英俗禮拜日女士多往墓上栽花,善舉也。”

第二天,軍艦起航,意膩來到碼頭,送行時帶來了兩件禮物。“意膩自製香糕,罩以雪糖,作船名及余名,冠以吉祥語。又知余家有母,自製食物一瓶,書送慈親,囑余轉奉,聞者猶感之,況余身受者乎?”這是1881年8月8日,清朝海軍軍官池仲佑記錄下與他的英國女友意膩最後見面的情景。

如果我們還原這一場景,這個場面頗有幾分浪漫。意膩那個自製的罩著雪糖的香糕,上面能夠用蜜糖寫出“超勇號”的船名和祝福的詞句,只要稍作推理,便可以猜出它的真實身份。這應該是一種大家今天頗為熟識的美味了,那就是——奶油蛋糕。而她“自製食物一瓶”,從流傳下來的文獻看還有更多細節——這是一種烤硬的小甜餅,被意膩放在用軟木塞密封的玻璃瓶中,交給了池仲佑。毫無疑問,這應該是最早被帶回中國的一批曲奇餅了。

自此,兩人天各一方,終生再未得相見。

一如超勇號和揚威號,這兩艘堪稱大不列顛船舶工業驕傲的戰艦,自此踏上遠赴東方的征程,直到十四年後雙雙戰沉在大東溝的血戰中,再也不曾回過紐卡斯爾的故鄉。

對池仲佑來說,這次起航有著帶一點哀傷的浪漫,他在日記中慨然嘆道:“匆匆一別,再晤何期,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矣!”而浪漫背後,作為一個出生於英格蘭大海之濱的少女,意膩也許早就對這樣的結局有著預感——世界上的水手,在愛情問題上幾乎沒有一個靠譜的,無論來自東方還是西方。

北洋水師接回的不僅是巡洋艦,更帶來了近距離接觸近代工業文明後,那個時代中國人對世界的重新認識。

他們是第一代正視中西方差異的人,他們審視的結果並不是崇洋媚外,而是正如中國第一個留法博士馬建忠所言:“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獸,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與中國人平等相處。”

時間進入21世紀,留學生李玉生來到紐卡斯爾的聖約翰墓地,發現當年中國水兵的墓碑宛在。尋訪中,才知道意膩以後嫁了人,卻一生信守了那個“在中國水兵墓上種一些花”的諾言。根據記載,意膩當年為中國水兵們種的花,是一種黃色的花,它的含義是“給那些永遠不能還鄉的人”。

2012年5月14日,一名鄧姓的中國記者在一位英國遊人的幫助下,也在星羅棋布的墓碑中找到了中國水手的墓。他驚訝地發現,黑色的大理石碑面依然漆黑,墓碑下面,一叢黃花開得正艷。也許,這是英國女子在另一個世界裡向我們這些中國人傳來的聲音。讓我們知道,她信守了那個百年的約定。直到21世紀,才被我們知道。而那黃色的小花,仿佛,便是一百多年後,那支消失在大洋中的中國艦隊,以及長眠於異國的將士向我們傳達的最溫馨的問候與期待。

自殺殉夫的將士妻子

就在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殉國前後,北洋水師發起了一次罕為人知卻異常悲壯的反擊。他們,本來不是海軍,他們是丁汝昌的“親兵”,是從安徽故鄉追隨老提督南征北戰的淮軍老底子。在北洋水師中,他們充任陸戰隊和憲兵隊的角色。在北洋水師覆滅之際,這些淮軍最後的種子乘坐小船向龍廟嘴炮台的日軍發動了自殺性衝鋒。

在日本1895年出版的《日清戰爭實記》中記錄了這支只有約兩百人的小部隊最後的戰鬥。“敵軍拚死前進”,一度打得日軍混亂敗退,一名中國戰士翻牆跳進了日軍的師團部指揮所。但終因寡不敵眾,這支陸戰隊終於漸漸不支,殘餘人員被壓制到了海邊。“使人感慨的是有的中國兵知道不能倖免而自殺死去……登入水兵幾乎無一人逃脫。”

這次戰鬥在世紀之交得到了證明。威海在房地產建設時開發龍廟嘴,在海灘下發現了很多人骨和鏽蝕的槍械。

他們是追隨著丁汝昌走出大山的,按照當時的道德,他們做出的選擇和一般軍人不一樣——作為親兵他們也要與自己的恩主同難。

還有人做出了同樣的選擇,那便是他們的妻子。這些妻子們死亡的時間,顯示當本村男兒們的靈柩到達故鄉後,她們做出了老淮軍妻子傳統的選擇——自殺殉夫。

離主戰場幾千里之外的福州,是作家冰心幼年生活過的地方,也是她一家曾極度驚懼的地方。甲午戰爭後,海軍軍官的大量傷亡導致有“近代海軍軍官搖籃”之稱的福州幾乎每家都成了烈屬。整個福州城內披麻戴孝者比比皆是,哭聲震天。家人驚恐地發現,冰心的母親暗中藏起了一塊鴉片,一旦得到其夫——時任北洋海軍裝甲巡洋艦來遠號大副謝葆璋陣亡的訊息就立刻自盡。

幸虧謝葆璋歷經大東溝海戰和威海衛保衛戰都僥倖生還,否則,冰心的人生軌跡可能就此改寫了。

中國女性外表文弱,內心堅定,她們若是決心已下,無人可以勸阻。在這些自盡殉夫的妻子們之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的妻子魏夫人,時年45歲。如今,兩人的合葬墓在安徽無為縣嚴橋鎮仍可找到。

今天看起來,這似乎是一種陳舊的陋習,但放在那個時代,卻有其特殊的令人感動之處。即便是在禮教盛行的中國傳統社會,以死殉夫在民間也是非常罕見的。一般百姓人家死了丈夫,妻子的做法是贍養年邁的公婆、撫養年幼的兒女。但老淮軍的妻子們不一樣。

在“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大背景下,清朝軍人的地位不高,參軍並非一件光榮的事情。安徽本是貧苦之地,兩淮子弟因此和古代秦兵一樣耐苦戰,不畏死,參軍常常是丈夫們為了一家人生活選擇的不歸之路。北洋水師工資待遇相對較高,家裡有一人參加海軍,便一家人吃穿不愁,歲歲小康,甚至可以惠及鄉里。海軍家屬平素里的生活品質和社會地位遠高於周圍的農民鄰居,但這是丈夫用生命換來的。這是一種改變家族命運的努力,故此老淮軍傳統以戰死沙場為吉利,丈夫為家國殞身,是宗族認為的光榮之舉,宗族會為其贍養後人。

轉自《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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