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須放棄民族神話

2019-02-27 13:18:25

第一篇文章是托尼·朱特為施洛默·桑德的《虛構的猶太民族》撰寫的評論(兩周前,《虛構的猶太民族》一書的緒論部分我們以“每種歷史都包含神話,潛藏於民族史學中的神話尤其無恥”為題推送過),最早發表在2009年12月的《金融時報》上。

第二篇文章選自施洛默·桑德《我為何放棄做猶太人》一書中題為“痛苦和漫長歲月”的章節。

以色列須放棄民族神話

作者:托尼·朱特

翻譯:陶小路

究竟什麼是“猶太復國主義”?它的核心主張是,猶太人是一個共同的、單一的民族,猶太人千年來的四處流散和苦難並沒有削弱他們獨特的、集體的特質,猶太人只有在一個猶太國才能按照猶太人的方式自由地活著——有如瑞典人按照瑞典人的方式自由地生活。

在猶太復國主義者看來,猶太教不再是衡量猶太人身份的首要標準。19世紀晚期,越來越多的年輕猶太人在法律或者文化意義上從猶太區(ghetto)或者猶太小鎮(shtel)中脫離出來,那時一群人數不多但很有影響力的人認為,唯有猶太復國主義才能讓猶太人擺脫被迫害、被同化或者文化被稀釋的命運。很弔詭的是,當宗教上的分離主義以及其做法開始逐漸消退時,一個世俗世界的分離主義翻版卻日益受到人們的積極推崇。

我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可以很肯定地確認,60年代以色列的左翼群體中有很普遍的反宗教情緒,這種情緒之強烈常常令我感到不舒服。很多人告訴我,宗教屬於哈勒丁派(Haredim)以及住在耶路撒冷米歇雷姆區(Mea Shearim)的“瘋漢”們。“我們”是現代的、理性的、“西方”的——給我講猶太復國主義的老師如此解釋道;但是他們沒有告訴我,他們希望我加入的這個以色列國的立國根基是一種僵化的有關猶太人及“猶太性”的種族觀點,而且也只能以此為根基。

這個說法是這樣的。在公元1世紀第二聖殿(the Second Temple)被毀之前,猶太人世世代代都是今天屬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帶的農民。他們再次被羅馬人從自己的故鄉驅逐出去,在世間流浪、放逐,無家、無根。現在,“他們”終於“歸來”,再次回到屬於他們祖先的土地上耕作。

歷史學家施羅默·桑德在他備受爭議的《虛構的猶太民族》一書中試圖解構這樣一種敘事。批評家斷言,桑德的書充其量也不過是冗餘之作。在20世紀裡,歷史學家們對他所引用的材料以及他所提出的論點都非常熟悉了。光從學術角度來說,我對此並無異議。甚至對於我這樣一個對有關猶太人早期歷史的了解多數情況下依賴二手材料的人看來,桑德教授在書裡面談到的東西都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比如他在書中強調,早期猶太人多是來自改宗者以及不同民族相互通婚的後代。

現在的問題是,知道這些內容的“我們”指的是誰?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國的絕大多數猶太人(可能還有非猶太人)都完全不了解桑德教授在書里敘述的內容。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書里的主要人物,卻對那種猶如漫畫般的猶太人歷史很熟悉也很贊同,而這種漫畫式歷史正是桑德教授設法駁斥的。即使桑德教授的這本普及性讀本僅可以引起這些人的反思並進一步閱讀,那它也是有價值的。

但是這本書的價值不只是普及一些知識。其他以色列建國的正當理由儘管以前也有,現在也依然存在(戴維·本-古里安謀求、計畫乃至設計好了對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這不是偶然的),但是建立猶太國的傳統正當理由顯然被桑德教授書中的內容動搖了。一旦我們認同以色列獨特的“猶太性”所有的特質僅是想像出來的或者是一種“選擇性的親近”(elective affinity),那么接下來我們又該做什麼呢?

桑德教授本人就是以色列人,對於他的國家沒有“存在的理由”這種說法自然會讓他厭惡。的確應該如此。國家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埃及或者斯洛伐克不是憑藉某些有關“埃及性”或者“斯洛伐克性”的理論而獲得國際法認可的。這些國家之所以會被視作國際參與者,擁有權利和地位,僅僅是因為它們存在,因為它們有能力維持、保護自己。

因此,以色列講述的有關自己民族起源故事是否可信不會影響它生存的根基。如果我們接受此點,我們就能開始理解:以色列堅持這種排他性很強的猶太身份會造成很大的障礙。首先,這種堅持會讓所有“非猶”以色列公民和居民成為二等人——即使對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只做純粹形式上的區分也會造成這樣的結果。然而,當然這種區分不只是形式上的;在今天的以色列,如果你是一個穆斯林或者基督徒,甚至你是一個猶太人,但是如果你不符合目前“猶太性”日益嚴格的規範,你都會因此付出一定代價。

桑德教授的書中隱含這樣一個結論:以色列如果認同自己為以色列,如果能學著把自己視為以色列,那么它會發展得更好。一味堅持將全球的猶太人身份與以色列這樣一個小地方聯結在一起會導致許多方面的問題。這是導致巴以亂局一直無法解決的最重要因素。這對於以色列不利,另外我還要說這對生活在以色列之外但是認同以色列做法的猶太人也不是好事。

那么應該做什麼?桑德教授當然沒有告訴我們。我們應該認識到這個問題可能很棘手,就當是幫他說句話。我感覺他傾向於“一國方案”,我這么說僅僅是因為這是他推論的邏輯結果。要不是我清楚地知道巴以雙方會極力、不惜用武力反對“一國方案”,那我也會贊成“一國方案”。“兩國方案”可能仍然是最好的妥協,儘管以色列在種族問題上的妄想會因此繼續存在下去。但是考慮到過去兩年事態的發展,“兩國方案”的前景不容樂觀。

我自己傾向於將注意力放在其他地方。如果生活在歐洲和北美的猶太人選擇跟以色列保持距離(許多人已經開始這么做了),那么再去宣稱以色列是他們的國家就會很荒誕。隨著時間的推移,甚至連美國政府可能都會認識到將自己的外交政策與一個小小中東國家的妄想聯繫在一起徒勞無益。我相信這會是對以色列來說可能發生的最好的事情。如此一來,以色列將不得不承認自己力量的有限。那樣的話,它就需要交朋友,這樣的朋友最好是從它的鄰國裡面來找。

我們因此希望有一天可以自然地區分作為其他國家公民的猶太人和作為以色列公民的猶太人。這種區分會非常有益。歷史上有過許多先例:希臘、亞美尼亞、烏克蘭和愛爾蘭僑民都扮演過很不健康的角色,因為他們的存在,種族排外和民族主義偏見在他們的先輩曾生活的母國持續了很久。內戰在北愛爾蘭結束的部分原因是美國總統責令在美國的愛爾蘭移民停止向臨時愛爾蘭共和軍提供武器和現金。如果美國猶太人停止將自己的命運與以色列聯繫在一起,並將他們的捐款用於更好的目的,類似的事情可能也會在中東地區發生。

施羅默·桑德

痛苦和漫長歲月

撰文:施羅默·桑德

翻譯:喇衛國

1

眼睛的故事

1975年,我來到法國繼續學習歷史。從1948年起就一直生活在以色列的父親第一次離開那裡去看望他在蒙特婁的弟弟,他在巴黎下飛機,順道來看我。我自豪地在這座“光明之城”充當他的導遊,還記得,我們的運氣很好,天氣晴朗而暖和,更幸運的是,我們欣賞到了首都在落日餘暉里的那些金色屋頂和建築古蹟!

當我們散步的時候,父親肯定地告訴我,他能在街上認出猶太人。我嘲笑他說:“在以色列國,你總抱怨說和太多的猶太人生活在一起;你該不會是到巴黎來找別的猶太人吧!……那么,你怎么能證明你指認的就是猶太人呢?”在公共汽車站,一個男人在排隊等車:白頭髮、藍眼睛,細高個兒,我看他就是一個普通的老頭兒。父親在我耳邊低聲說,那是一個猶太人,為了證明這一點,根據陌生人參與聊天的理論,他建議我大聲講意第緒語。正如兩個以色列人或兩個“典型”的地中海人,對我們倆來說,大聲喧譁並不困難。可那個“目標”猶太人甚至都沒轉過頭來看我們一眼。

父親向我了解乘車途中經過的每一座廣場,每一個路口,每一幢建築。我記得,當我們到達旺多姆廣場的時候,他問我聳立在廣場中央的圓柱叫什麼名字。儘管我相當了解巴黎,卻不知道怎么回答。坐在我們對面的“猶太人”突然轉過頭來,用意第緒語告訴了我們圓柱的歷史。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從羅馬尼亞來法國的,是工程師,住在蒙瑪特區。

我驚得啞口無言。下車後,我急忙問他確認身份的方法,他答道:“靠眼睛”。我不懂,說道:“但他是藍眼睛!”——既不是形狀,也不是顏色,而是眼神!——眼神?——一種逃避和憂傷的眼神,深藏著恐懼和擔憂;在波蘭時,德國士兵常常就是這樣認出了猶太人。“不過你別擔心,今天在以色列的年輕人身上已經看不到這些了。”父親結束了這段離奇的插曲。

我極其認真地觀察了他的眼神,由於此前我從未這樣做過,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種長期被邊緣化的處境產生的心理影響。更何況,直到那時,我強烈而急躁的以色列性格從來沒有注意過這些。

這是一段痛苦的歷史,一段受迫害的歷史,一段少數族群抵抗敵對宗教文明統治階層的歷史:眼睛的故事太長而無法在這本簡短的書里敘述。但是,在男女讀者發覺手裡有一本會引起“非猶太人”的負罪感並因此而博得更多同情的、關於猶太人受迫害的新書以前,我必須再寫幾段質地粗糙的小評論。

2

回到遠古的歷史

我一直不熱衷於回憶過去的痛苦,也不曾夢想補償昨天的不幸。我是屬於尋求揭露並阻止,或至少,緩解當今時代太多不公平的那種人。我認為,昨天的迫害與犧牲不比今天或明天的迫害與犧牲更重要。我也知道,歷史是多么經常地被當作角斗場,人們在其中看到的是獵人和獵物,強者和弱者的角色互換。

作為歷史教師和研究者,我意識到,猶太人並不是在所有的時間、所有的地點,也不是以同樣的暴力和同樣的頻率遭受迫害。在波斯和希臘王國時代巴比倫的猶太人、各大王朝交替時期的猶太人、穆斯林統治安達盧西亞時期的猶太人以及長達幾個世紀裡其他族群里的猶太人都經歷過不同的生存方式,其命運各不相同。此外,在那些猶太人統治過的地方(如公元前2世紀的哈斯摩王國,公元前5世紀阿拉伯半島的希木葉爾王國),他們對待別人的行為與後來在其他地方別人對待他們的行為一樣。但在中世紀的歐洲,尤其是在歐洲大陸東部,幾百萬猶太人在剛進入現代社會的時候,的確經受了異化環境的磨難,並且長期被當作外族人而生活在深切的不安之中。

為了理解這一切,必須上溯到籠罩在混沌與迷茫之中的遠古時期,這常常使得確定其具體情況變得十分困難。我們發現,猶太人的宗教最初是一種對一神教上帝的信仰,很難說它是猶太教,把它稱作崇拜耶和華的宗教更準確一些。它可能形成於公元前5世紀,耶路撒冷的教權政治精英被驅逐出巴比倫後不久。《聖經》中編造的美妙故事大部分都受到這些奇特傳說和波斯拜火教的影響。公元前2世紀,這種年輕的宗教已經有了足夠的自信起來抗爭,並在猶地亞的土地上建立起第一個神權政治和一神教的王國,繼而以武力強迫其臣民以及鄰國的臣民皈依本教。

革命性的新宗教驟然出現並首先通過希臘文化,繼而在地中海沿岸通過羅馬人的交流渠道廣泛傳播。公元1世紀末和2世紀初,經歷了三次反抗異教徒的暴動失敗之後,它分裂成了鴻溝越來越深的兩大派:法學派猶太教和聖保羅基督教,前者更穩重一些,給予了這個世界《密西拿》律法和《塔木德》法典,後者則更有效,為世界帶來了《新約》。基督教成了偉大的征服者並對其失敗的對手進行長期嚴酷的打壓。

因此,曾經遍布整個地中海地區皈依猶太教的激情又冷落了下來,此後,猶太教的傳播又回到了中世紀基督教文明的邊緣。隨著伊斯蘭教的強勁崛起,它又經歷了第二次挫折,從此便又處於被列強恣意欺侮的狀態。

這裡,讓我們回顧一下會在所有按照當今西方生存方式的標準,以自己的“猶太-基督教”文明屬性為榮的那些人中間引起某種尷尬的一個歷史事實。與伊斯蘭教共生的猶太族群的命運和其在歐洲經歷的、常常是可悲的命運不同。的確,伊斯蘭教認為猶太教是一種低等的宗教,但是,即使曾經出現過迫害的案例,從總體上來看,穆斯林還是尊重猶太教的,這種尊重源於對古老神靈的忠誠,像基督教一樣,也需要得到主流宗教的保護。

3

猶太教徒、基督徒、穆斯林

在《古蘭經》中(9:5),猶太人被稱作“愛書之人”,更早以前,在《新約》里,主告訴他的臣民:“他們要倒在利劍之下,又要被虜往各國。”(《路加福音》21:24)在福音書里,猶太人普遍被當作殺害耶穌之元兇的後裔,被強行逐出了耶路撒冷。基督教在其發展的大多數階段,拒絕把猶太教看作合法競爭的宗教。只有一個真正的以色列,而不是兩個,更不可能是三個!原則上,基督教拒絕與別的一神教——不管是猶太教還是伊斯蘭教共存的可能:正因為如此,到中世紀末,歐洲連一個穆斯林社會也沒有,而基督教社會卻繼續在伊斯蘭的土地上生存。

基督教認為,猶太人自願忠誠於另一種宗教並拒絕承認天主聖寵已經以彌賽亞的形式現身在人間,是既無法理解也無法接受的。所以,在基督教的想像中,猶太人始終是加略人猶大的子孫,是由於他們的罪孽而被驅除出耶路撒冷,而他們的出現始終威脅著純潔、無辜的基督徒們。與異教徒曾經遭到的境遇相反,猶太人沒有成為滅絕計畫的目標;教會選擇了保留可憐的猶太人來證明真正的信仰才是正道,然而偏見、反覆侵犯、大批驅逐、習慣性指控犯罪和出於本能的大屠殺成了“猶太-基督教”文明的組成部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現代社會的開端。

4

歐洲恐猶症的歷史根源

這種長時間仇恨“別人”的宗教是19世紀現代恐猶症的心理基礎。如果沒有這種深遠的背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仇恨大概不會如此興風作浪和流弊深遠。再者,假如彼時的猶太人能夠“從善如流”“自我反省”並誠心誠意地努力改宗基督教,假如他們放棄自己的傳統信仰,那么此後救贖的出路將會被封死。猶太人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傲慢的高盧天主教徒、純正的雅利安-條頓人,也不會成為原來的斯拉夫各民族。

當猶太教信徒開始走出以前基督教政權強加給他們的實際隔離區——也是他們自己的組織機構設定的思想和心理上的隔離區時,當他們開始積極參與創造歐洲各國的文化時,排斥他們的好鬥的種族主義也出現了。因為猶太人是以城市共同體方式生活在一起,從文化和語言的層面上來說,猶太人及其後代(無論是信眾還是世俗者)可以視為是早期的法國人、德國人、荷蘭人或不列顛人。現代民族主義卻繼續把他們描繪成在新國家的機體裡秘密發展並隨時會亮出尖銳獠牙的異族群體。

在建設國家的偉大進程中,法國人需要與德國人為敵,德國人需要與斯拉夫人為敵,波蘭人需要與東正教徒為敵,以此類推。然而,猶太人“在漫長歲月”里扮演的敵對角色,對於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之上而堅持種族中心論的國家來說,卻是不可替代和非常實用的。

為了編造一個國家的起源,他們需要將文化的每個火花和碎片統一起來——無論是語言還是宗教。猶太人身份,被當作基督教身份的反襯,有效地充當了這個角色。當然,區別是有的:恐猶症在巴黎比在倫敦更加猖獗,柏林比巴黎更甚,維也納又比柏林甚之,而布達佩斯、華沙、基輔或明斯克更甚於西歐。幾乎所有地方出現的民族主義都從基督教傳統中竊取了猶太人弒神的故事並把它植入另一個“外族人”的形象,來幫助更好地畫出新的國家邊界。當然,國家的喉舌並不都恐猶,但所有反猶政客都裝作是熱衷於建設國家的先知。

我在前面說過,長達百年的恐猶症從1850年一直延續到了1950年。理察·華格納(Richard Wagner)發表的那篇著名文章《音樂中的猶太教》可以說是官方開始排猶的象徵,而1959年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刪除了把猶太人定義為邪教和叛徒(perfidi)的內容則標誌著恐猶症的結束。這種現代仇恨的反覆發作隨著納粹惡魔的來臨以驚人的速度達到了頂峰,它的產生是基於19世紀末源於東歐不斷上升的猶太移民潮。正如今天對阿拉伯和穆斯林移民的敵視催生出一種歐洲“白種人”和“猶太-基督教”的身份一樣,當時的意第緒移民潮也強化了國民的種族意識。這種猶太移民來自那些生活環境極其惡劣、遠比在西方任何地方或在伊斯蘭文明中生存還要艱難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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