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想起李莊

2019-02-20 01:02:04
在台北想起李莊

黃軼
中國需要周莊的杏花春雨江南,小橋流水人家;但是,中國也需要李莊的青燈黃卷苦讀,熱血摯情堅忍。
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有兩個院所是當初從大陸原班人馬和全套圖書文獻搬來的,那就是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和數學所。去年赴台任東吳大學客座教授,在史語所,我總是會想到抗戰時期重慶郊外的李莊--當時的李莊是國家各大研究院所的內遷之地,名家雲集,文人輻輳,其中就包括史語所。
對著史語所文獻中留存的當年在重慶時的資料圖片,我們可能深深地困惑:那么多的圖書、圖紙、卡片、甲骨,還有那么多的人頭骨和腿骨的標本,在那樣的炮火連天之中,這批學人拖家帶口、輾轉流離數千公里,火車、汽車、輪渡、竹筏、轎子、滑竿、徒步--或者明白地說就是一種流亡吧--丟掉了西裝革履,損失了金銀細軟,甚至失去了年邁的親人、虛弱的幼兒……但他們竟然燕子銜泥般長途押運著這么多的寶貝文獻到了大後方。更讓人感嘆的是,他們竟然在那樣的環境條件下利用這些資料開展了那么多研究工作,這是多么讓人震撼的一個奇蹟!
這是一批讀書的種子,也是一批惜書如金的人,或者說是書籍和學術支撐了他們落難的生命。這裡有一些關於“書”的細節值得交代。設在李莊鎮板栗坳的史語所圖書館是戰時中國最完備的文科圖書館。史語所在北平期間對於圖書借閱就有嚴格的管理規定,例如只有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方可進入圖書室,在圖書室絕對不能會客,將圖書放錯位置者須公函勸告之,借閱書籍被卷角、圈畫、污損等更要致函警告等。這些近乎嚴苛的規定被帶到了昆明,又被帶到了李莊,因為千辛萬苦運來的文獻更需要大家的惜重。1942年12月24日,中國營造學社收到史語所專信警告:“貴所還回敝所一批書籍中一冊被鼠齧甚劇,懇念藏書不易,轉請貴同人惠予愛護。”1943年10月9日,史語所圖書館致函技佐張洪夔:“關於兄所遺徐文長故事一冊,傅所長決定請兄照原書定價之百倍賠償,此法前未作函通知,良用歉仄,如兄日後找到此書寄下,此款仍當奉還。”
我們為什麼會一次次叩訪李莊?僅僅是為了那片山清水秀嗎?2014年10月,我懷著“朝聖”的心情一路飛機、火車、大巴、計程車跋山涉水來到李莊,身臨其境才設身處地明白當初那一批文人生活的環境是多么惡劣,怪不得那些大學問家們曾經摩登的妻子都要跑到街頭去賣掉自己的衣物和孩子的玩具。這個千百年來長江邊上的古老小鎮,這個文化和歷史遺蹟沉澱的邊遠之地,交通阻塞,物資匱乏,霧靄重重。在李莊街頭,踏訪同濟大學當年租賃的舊址,走訪那些學者當年的老街坊,走進一家餐館點一份這裡的名菜“白肉”,站在江邊想像一下當初這批人提著柳條箱踏上小小碼頭的情景,真是心酸!更何況,梁思成與林徽因的營造學社其實還在李莊遠遠的田地里,史語所更是在離李莊十多里的板栗坳山溝里。我借了旅館老闆一輛機車,沿著蜿蜒的小路騎行幾十分鐘才找到它--山路高低起伏,坡陡崖險,當年恐怕連這崎嶇的石子路也沒有,不可想像當初癱瘓在床、失去數根肋骨的梁思永是怎么躺在簡易擔架上由哥哥和同事抬到了江邊碼頭?
1941年,辭去了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的傅斯年由重慶趕赴李莊,當他發現梁家兄弟身陷危難,便於4月18日給教育部長朱家驊寫信,請他將此事“上聞於介公”:“他們二人萬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盡當光,又逢此等病,其勢不可終日,弟在此看著,實在難過,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對於他們兄弟,似當給些補助……二人皆今日難得之賢士,亦皆國際知名之中國學人!”蔣介石從自己的特殊經費中撥出兩萬元相贈。在這件事上,傅斯年的熱血熱腸固然可敬,但蔣某人的所作所為也當可感,梁啓超當年可是痛罵過國民黨的!當林徽因得知訊息,在感激朋友熱血熱腸的同時,其回信更彰顯了那代知識者的風骨、良知、尊嚴以及敢於共擔時艱的品質:“開函拜讀,則感與慚並……今日裡巷之士窮愁疾病,屯蹶顛沛者甚多。固為抗戰生活之一部,獨思成兄弟年來蒙你老兄種種幫忙……在我們方面雖感到lucky,終增愧悚,深覺抗戰中未有貢獻,自身先成朋友及社會上的累贅的可恥。”是啊,比起那些為國犧牲的將士,在大後方即便苦難也已經是天堂了;況且,李濟的兩個女兒都已養到十幾歲,一個死於昆明,一個損於李莊,哪一家又沒有難處呢?就是梁家自己的親人,林徽因的三弟,那個北平西總布胡同老宅家人呼為“三爺”的林恆,不也已經殉難於戰場?
反過來說,這個傅斯年找到的“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因為這些知識分子,這些民國時代最可寶貴的一群精英人士的到來,它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也變得舉足輕重了--難道它千年的沉默、萬年的期待就是為了給這一群落魄之人提供最後的庇護?據說,當年的海外郵件,只要寫上“中國李莊”就能夠寄達,它的國際輻射力該有多大啊!這個古老的小鎮折射著中國文化、涵養著民族精神,至今漫步在古風猶存的李莊,它長長短短的街巷、粉牆黛瓦的建築還似乎在訴說著抗戰的獵獵風雲,我們一駐足,那些人物似乎就會從其曲折的小巷、低矮的屋檐間走過來,他們的憔悴容顏和那憔悴下的堅韌達觀就會再現,讓生活在消費主義時尚下的我們有點汗顏呢?所以,李莊人言語話頭從不掩飾內心裡那份榮耀感。
我們為什麼會一次次重敘李莊?有一本書,叫《李莊往事:抗戰時期中國文化中心紀實》,它以紀實的手法,描述了李濟、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等文化精英與同濟大學師生在艱難困苦中,不甘屈服、立志為學的精神風骨;有一本書,叫《發現李莊》,它以翔實的資料、大量珍貴的圖片,全面介紹了“李莊”在抗戰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人文景觀;有一本書,叫《天下第一莊--李莊詩詞集》,它以大量珍貴的歷史照片及詩詞等史料向世人再現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國營造學社、同濟大學等單位在李莊那段鮮活的歷史;有一本書,叫《南渡北歸》,它的筆墨縱橫一個世紀,對知識分子群體命運作了細緻的探查與披露,尤其對抗戰時期那一批民國知識分子“分流”後的命運予以深切關照,讀來欷歔浩嘆……
不知是誰說的一句話--中國需要周莊的杏花春雨江南,小橋流水人家;但是,中國也需要李莊的青燈黃卷苦讀,熱血摯情堅忍。是啊,李莊,那是抗戰時期昆明西南聯大外的另一個學術之城,李莊的書桌是中國文人抗戰的鮮明象徵。我們忘不了李莊,忘不了那些高貴不屈的靈魂。我們懷念它,絕不是對那種苦難的浪漫懷舊,是懷念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百折不撓的抗爭精神,是懷念那片土地上那些不屈的文化精魂,是感動於大難歲月他們依然健在的尊嚴和自信。他們中有傅斯年、陶孟和、李濟、李方桂、梁思成、董作賓、吳定良、凌純聲、勞榦、周均時、丁文淵、李霖燦、羅爾綱、高去尋、石璋如、林徽因、梁思永……在中華民族最為艱難的歲月,她的一批優秀兒女在湖南的長沙和衡山、在雲南的蒙自和昆明、在四川荒江僻野的李莊卻迎來了自己智慧噴發的人生,他們似乎以這種絢爛的綻放來告慰滿目瘡痍的祖國。那些後來又播遷去台的學者,與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東吳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的創辦都關係密切,他們支撐了台灣地區中國文化的大半江山。之後一些在海內外有巨大學術影響力的學者如考古學家張光直和宋文薰、社會學家許倬雲、語言學家梅祖麟、人類學家李亦園、古建築學家羅哲文、城市規劃學家吳良鏞、“自然之友”會長梁從誡、物理學家李政道和楊振寧……都是“李莊”一代學者的傳薪人。
王船山先生曾以“衣冠之亡”指代“文明的消亡”,他說:“歷代亡國,無足輕重,惟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矣!”讀此言,我們更應該感恩李莊、感恩“西南聯大”、感恩“史語所”,這些學富五車、蟄居邊野的落難者讓我們的“衣冠文物”得以倖存,更將一份讀書人在艱難年代的自信尊嚴和責任擔當流播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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