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年前,權力第一次被關進籠子

2019-02-14 14:57:24

今天是英國大憲章誕生800周年的紀念日。1215年6月15日,英格蘭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檔案《大憲章》問世,人類社會由此拉開了推倒專制、走向民主的歷程。本文講述了大憲章的起源與影響。

800年前的今天,英王約翰被迫簽署《大憲章》,服從集體領導。

作者 | 杜君立

歷史學家克羅齊曾說:“無分國別,人類歷史都是自由的歷史。”在人類歷史上,有很多不起眼的細節決定了歷史的走向,馬鐙就是最典型的一個細節。

馬雖然很早就被人類馴化並用於戰爭,但在馬鐙出現之前,騎兵雖然有一定的速度優勢,卻沒有太大的力量優勢,因此只用於偵察、通信、小規模突擊和騷擾。直到公元8世紀,騎兵在西方的戰爭中始終只是配角。

馬鐙從中國傳到歐洲後,一支新型軍隊、乃至一種新的制度和社會結構誕生,這就是所謂的騎士時代。有了馬鐙,歐洲騎士迅速成為一支不可阻擋的力量,有200塊鋼板做成的盔甲和20萬個小鐵環聯結而成的鎖子甲保護,任何刀劍長矛箭鏃都難傷害他們。這些馬鐙上的貴族武士不僅是力量和勝利的象徵,也是自由和正義的旗幟。正是騎士和騎士精神不屈不撓的鬥爭,平民社會終於擊敗任性的王權,將權力這隻野獸關入法律和文字的囚籠。

十字軍騎士

傳說公元5世紀的英格蘭有一位國王叫亞瑟,他在羅馬帝國瓦解後,率領圓桌騎士團統一不列顛群島,被後人尊稱為亞瑟王。據說圓桌騎士有128人。

所謂“圓桌”就是削去了稜角,也削去人與人之間的高低貴賤。人們無法考證傳說的真實程度。雖然在如今的英國溫切斯特城,仍可以看到這個所謂的“亞瑟王的圓桌”。但這個直徑5.5米的“圓桌”其實是13世紀的遺物。

對英國來說,文字的歷史不過1000年左右,亞瑟王完全是史前人物。或許“圓桌精神”其來有自,但至於騎士的出現則要晚得多。而如果沒有馬鐙,是不可能出現騎士這個社會階層的。

對歐洲來說,很少有其他發明像馬鐙那么簡單,而在歷史上起過那樣關鍵的作用。馬鐙創造的新作戰方式,在西歐造成一種新的社會形態:這個社會由騎士階級的貴族統治,騎士們被賦予土地,使他們得以一種高度專門化的方法來專職於戰爭。這種馬上貴族也因此形成一種獨特的社會風尚,以及隨之而來的文明形態和思想格局。

歐洲騎士制度最早起源於加洛林王朝的法蘭克王國,後逐漸推行到歐洲各國。1066年的黑斯廷斯之戰中,來自法國諾曼第的威廉公爵率領5000名諾曼騎兵,將英王哈羅德的撒克遜步兵打得一敗塗地。

此戰以後,馬鐙使騎士成為征服的象徵。威廉成為英格蘭國王后發布的第一條法令就是,臣服的盎格魯—撒克遜有產者,不得擁有騎士的裝備。

馬鐙產生騎士制度,國王通過這種制度,創造一個強大的貴族階級,以此來鞏固他對農民的權力;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騎士作為一種暴力,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王的權力。馬鐙所引發的征服文化中,最典型的騎士莫過於大名鼎鼎的“十字軍”。

十字軍東征無意間為《大憲章》的深入人心起到作用。

十字軍東征作為一次全歐洲性的重大事件,幾乎歐洲所有的階級都為這一行動而瘋狂。教皇為取得更多世俗權力而積極煽動,好鬥好戰的騎士們熱烈回響,他們變賣家產踏上征途。

武力傳教的十字軍運動建立了一個文化意義上的歐洲,馬札爾人、日耳曼人、義大利人、愛爾蘭人、西班牙人、挪威人、芬蘭人都被納入了一個基督化的歐洲文化中。

基督教雖然起源於亞洲(中東)而不是歐洲,但後來完全被西方化和歐洲化。在一個統一的基督教身份下,中世紀的歐洲其實是一個巨大的矛盾體,農民與貴族之間、貴族與君主之間、君主與教皇之間互相糾結的矛盾使歐洲社會危機重重,因此需要找到一個“出口”。就這樣,穆斯林就被當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威脅和“假想敵”。

200年的十字軍戰爭打通東西方溝通的血色通道,阿拉伯數字、火藥、代數、帆船、航海羅盤、火藥和棉紙在這一時期陸續傳入歐洲,使歐洲的商業、銀行和貨幣經濟發生了一場革命,並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第一次萌芽。

大憲章的誕生

從人類文明的角度看,十字軍東征最大的收穫或許是“人權”的誕生。

1099年,十字軍血洗耶路撒冷後,騎士們組織了自治性的耶路撒冷市政委員會。委員會明文要求,即使貴為國王,也必須服從耶路撒冷市政委員會的決議。

查理一世在十字軍東征中死去,約翰成為英格蘭國王,隨後發起對法國的戰爭。1214年的布汶之役中,約翰戰敗,封建貴族乘機聯合對國王不滿的各方力量反對約翰王。第二年,封建貴族的騎士軍隊占領倫敦,挾持約翰王。

在強大壓力下,約翰於6月15日簽署《大憲章》,其中一條承認國王只是貴族“同等中的第一個”,沒有更多的權力。大憲章中最為重要的條文是第六十一條,即所謂“安全法”。根據該條的規定,由25名貴族組成的委員會有權隨時召開會議,具有否決國王命令的權力。

按照大憲章的精神,國家的權力就這樣從國王手中轉移到委員會手裡,英國雖然保留國王,卻走出了獨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對權力的制約是史無前例的。“任何自由人,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裁判,或經國法判,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損害。”《大憲章》這樣寫道。

《大憲章》賦予貴族團體監督和約束國王的權利,其長期演進的結果便是議會主權的確立,並最終成為英國民主政體的源頭。1258年,貴族騎士再次以武力逼迫反覆無常的國王簽署《牛津條約》,一個12人的委員會成為英國最高權力機構,並有權否定國王的決定和任命高級官員。

1265年,英國歷史上第一次召開國會,貴族、教士、騎士和市民均有代表進入國會。經過3個世紀的反覆鬥爭、較量、撕毀、再訂、破壞和重建,在這種當時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沒有的權力格局,君主立憲漸漸趨於定型。

1642年到1648年,由平民組成的“鐵騎軍”與國王軍進行了長達8年的戰爭,最終人民將國王查理一世推上斷頭台,英國在短暫的共和革命和斯圖亞特復辟後,1688年從荷蘭請來了一位新國王威廉三世,這次沒有流血的政變被稱“光榮革命”。

作為這場革命的結果,1689年頒布的《權利法案》標誌君主立憲制的資產階級統治正式確立。英國國王作為統治者基本上已被議會力量所馴服。

1763年,英國率先開始工業革命的偉大進程,商人出身的首相威廉·皮特將《大憲章》稱為“英國憲法的《聖經》”。他在議會的演講中,曾這樣表達對個人財產權的敬畏:

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於對抗國王的權威。風可以吹進這所房子,暴雨可以打進這所房子,房子甚至會在風雨中飄搖,但是英王不能踏進這所房子,他的千軍萬馬不敢踏進這間爛了門檻的破房子。

憲政的起源

《大憲章》用拉丁文寫成,後來被譯為盎格魯-諾曼語和英語,以方便貴族和平民都可以理解。大憲章來自這樣一種想法:政府和社會、自由和權利,可以用檔案加以組織起來,而這份檔案得以生效的,不是某一個人、某一個梟雄、某一位皇帝,而是不變的文字。

《大憲章》的最重要價值在於,它以法律檔案確立“馴服統治者”的政治原則,由此成為人類現代政治文明的源頭。

當初,《大憲章》的墨跡未乾,約翰王就背信棄義地撕毀大憲章,導致英國陷入內戰。老天有眼,約翰在內戰中一命嗚呼,這使得《大憲章》得以重新穩固,新國王亨利一世當著騎士們的面,重新頒布 “亨利憲章”。

此後,大憲章這個權力的緊箍咒逐漸成為英國鐵定的法律,國王已經很難將它完全推翻。有人統計,《大憲章》其後不斷地被歷代英格蘭國王所確認,次數達32次。從1265年起,《大憲章》每年頒布兩次,如此以來,它像“聖經”一樣深深的烙印在每個英國人心裡;人們把它視為一個賢明政府的福音,每當國王越軌,人們就會大喊“《大憲章》!”

2010年的電影《羅賓漢》(見上圖劇照)對這段歷史有真實的再現。片中,羅賓漢對驕橫的約翰王有一段忠告:

如果你想要建立一個未來,就必須有一個堅實的基礎,而這個國家的法律讓國王恣意奴役人民,國王要求人民忠誠卻不提供任何回報。我去過很多地方,我只知道,暴政只會帶來毀滅,建立一個國家就像建立一座教堂,從下到上,只有賦予每個人以力量,你(國王)才會有力量。

民主絕不會從天而降。暴烈的權力爭奪使理性的英國人逐漸領悟,暴力不能解決權力問題,只有適當的妥協與和解才有可能結束暴力,而權力是無法消滅的,但必須用法律將權力這個魔鬼關入魔瓶。

對英國來說,《大憲章》就是法治精神的基石,也成為人類憲政的起源。即使後來催生美國革命的《五月花公約》和《獨立宣言》,其實也是大憲章和這種民主自由傳統的背書和延續。美國的聯邦憲法和各州憲法都包含有《大憲章》的思想。二戰後,聯合國正式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其實就是一部“全人類的《大憲章》”。

(節選自《歷史的細節》,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4月出版。本文有修改。)

相關文章
精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