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關係中的台灣因素

2018-09-07 23:28:59

1992年8月韓國政府突然與台灣當局“斷交”,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韓國人的背叛在台灣的民間和“外交界”人士中仍然記憶猶新。近十多年來雖然韓國與台灣之間的經貿合作有了一定的提升,文化、教育和旅遊方面的往來也加強了很多, 但台灣民間的厭韓反韓情緒並未完全消退。總的來說,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台韓之間的相互關注度還是相對比較弱,未來台韓關係發展的空間不大。

歷史回顧

眾所周知,歷史上朝鮮半島與中國的關係非常緊密。《馬關條約》簽訂兩年以後(1897年),朝鮮國王高宗宣布成立“大韓帝國”,朝鮮正式結束了與中國的上千年的朝貢關係,並於1910年最終淪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日據下的京城府(首爾)爆發了“三一運動”,流亡上海的一批韓國愛國志士在法租界成立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該組織雖然未曾得到國際承認,但是卻獲得了民國政府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的、在資金、訓練、情報等方面的援助,北伐前的黃埔軍校也培植了一些韓國獨立復國運動的幹將。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臨時政府也因為局勢的變化輾轉杭州、長沙、廣州等地,最後落腳在重慶,國民政府的援助也隨之更加公開化和具體化。1942年,蔣介石應臨時政府主席金九之請,批准了一份《扶助朝鮮復國運動指導方案》, 還通電全國要求協助在華的韓國獨立運動。

三一運動 (圖片來源於互動百科)

日本投降以後,蔣介石支持韓國獨立,還曾在南京和上海與李承晚進行過數次面談。1948年8月15日大韓民國政府正式成立,當時的民國政府是第一個承認其合法性的外國政府。1950年5月25日韓戰爆發以後,蔣介石政權不僅把數萬志願軍戰俘掠到了台灣,他還與李承晚密謀、企圖直接參戰並把仁川作為反攻大陸的前哨基地[1], 蔣的計畫最終因為美國的反對而“流產”。但是在之後的二十年里,為了意識形態和安全利益,蔣介石一直把台韓捆綁成一個“反共共同體”,雙方關係比較穩定。這個時期雙方的溝通主要還是由當年國民政府與臨時政府之間密切交往的那撥人主導,特別是1961年朴正熙通過軍事政變上台之後,委任金九的兒子金信做駐台大使,後者曾被蔣介石收為義子,他在台的八年(至1970年)期間是台韓關係最密切的時期。

1949年8月,蔣介石訪問韓國與時任總統李承晚進行會面。(圖片來源於中時電子報)

1973年朴正熙發表《六二三宣言》,宣布對包括“共產主義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門戶開放,等於間接承認朝鮮政權,在意識形態上給台灣當局造成了震動。又因為朴正熙本人曾是日據時代在中國東北接受過日軍軍事訓練的軍人,並未參加過光復軍抗日,與國民政府並無直接淵源,所以雙方關係逐漸趨於平淡。進入八十年代,隨著冷戰逐漸進入尾聲,韓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欲望越來越強烈,但是中方顧及朝鮮因素並不太積極。直到1983年5月卓長仁等六人劫持由瀋陽飛往上海的中國民航296號航班至韓國春川,中國民航局長沈圖到漢城為人機歸還事宜與韓方談判,此事成為韓國方面與中國官方的正式接觸的肇始。在1987進行的韓國歷史上第一次民主大選中,執政黨候選人、後來成功當選的盧泰愚公開把與北京建交作為施政綱領之一。此時台灣當局的主事者雖然明知道大勢已去,但是為保住在亞洲碩果僅存的的邦交國還是竭盡全力,儘管韓國方面也給過暗示,台灣當局還被中韓建交的時機打得措手不及,他們試圖說服韓國政府搞雙重承認的努力也最終失敗。

楊尚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主持儀式,歡迎韓國總統盧泰愚訪華。(圖片來源於mirrorcn)

1991年9月17日,韓朝兩國同時加入聯合國,為中韓建交創造了條件。1992年8月21日,韓國政府宣布將在27日與中國建交。眼看勢態已經無法挽回,台灣方面對韓國展開全面報復,不僅主動宣布與韓國斷交,還廢除了民航協定等一系列雙邊協定和協定。韓國方面也表現強硬,不僅要求台灣駐韓使館人員24小時之內離境,還將台灣當局從清政府繼承而來的、地處鬧市區(明洞)的大使館接收並轉交給中國政府作為駐韓使館。在台灣方面看來,韓國政府斷交時間之倉促、手段之激烈,再加上之前雙方在一連串事件的處理上產生的齟齬,都讓台灣人深感背叛和屈辱,這也為台灣民間延續至今的、比較強烈的反韓情緒打下了基礎。

中韓正式建交。(圖片來源於互動百科)

官方關係現狀

1992年台韓斷交以後,雙方在對方的大使館也即刻關閉。次年7月雙方達成協定後,11月駐台北韓國代表部開館,台灣當局的對等機構兩個月後也在韓國開始辦公。韓國代表部的歷任代表雖然有過退休將軍和教育界人士出任的先例,但大部分情況下還是資深外交官,現任代表就曾擔任過韓國駐廣州總領事。

(圖片來源於網路)

根據中韓建交時的約定,韓國方面局長級以上官員不能在正式場合與台灣代表有接觸,但是不排除非正式場合和例外的情況。近年來台灣方面曾多次試圖在韓國尋求外交突破。2008年“立法院長”王金平以陳水扁代表的名義出席李明博的就職典禮,受到阻攔未果後提前返台。另外,雙方退休高官往來首爾和台北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前“外交部長”錢復和韓國前總統金泳三就有這方面的記錄。總的來說,過去國民黨和韓國保守派之間以及八十年代台灣和韓國民主化過程中的建立起的人脈關係也還多有存續,不過這種聯繫看似並不熱烈。1987年中國文化大學就曾授予隱居在家的朴槿惠哲學博士學位,與她關係熟絡的文化大學教授林秋山不僅飛赴首爾頒贈學位,還在2013年出席了她的就職典禮。2016年前韓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金信主持的金九財團在台灣大學設定了“金九論壇”並開設“金信大使講座”, 以此來積極推展台韓關係。

目前台灣當局在韓國有一個利益代表機構,兩個辦公地點。位於首爾的“駐韓國台北代表部”由曾經擔任過“外交部政務次長兼任外交與國際事務學院院長”的石定“大使”擔任,包括本地雇員在內約有40多名工作人員,辦公地點就在韓國政治中心地帶的光化門附近。另有“台北代表部釜山代表處”,由一名處長負責, 所屬職員不到十人,轄區為韓國南部的慶尚南道、慶尚北道、全羅南道,濟州道以及釜山、大邱、光州和蔚山四個廣域市。除了不參與外交層面的迎來送往,“台北代表部”的職責和絕大多數駐外使領館的差別不大,除了正常的領事服務(護照、簽證、檔案證明以及對台灣人的急難救助)之外,還在經貿、投資、文化、教育以及旅遊觀光等方面促進雙方的交流和合作。

(圖片來源於網路)

台韓斷交遺留的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台灣在韓國的地產。據了解,這些不動產主要集中在在首爾、仁川和釜山,甚至包括在首爾等地(包括中國大使館對面)的華僑學校。台灣當局官方的說法是這些地產因為屬於“非外交財產”的類別,所以當年並沒有像大使館一樣被韓國政府強制移交給中國政府,至今在韓國仍以“中華民國”的名分登記在冊,由台灣當局財政部屬下的“國有財產局/署”負責管理。[2] ⁠其實這方面的材料是台灣當局在延宕多年之後才於2003年至2006年著手這方面的調查,根據台“外交部”的資料,目前台灣在韓國登記的土地共有27筆,有些華僑學校和組織甚至被韓國人占用、無法追討,有些則簽訂了“委託管理契約”,[3] 這個結論與韓台有關人士的說法還是有些出入的。多位台韓專家的看法是這些土地和房產當年因為來不及變賣,多被轉移到了在韓的華僑組織名下,由於時過境遷和代際更替,產權情況現在看起來很難釐清。

華僑事務

中國人遷移至朝鮮半島居住的情況歷朝歷代都有,數百年的時代更替,這些人早已與一般朝鮮人/韓國人無異。華僑(非朝鮮族同胞)作為一個近代的概念,最早可以上溯到清朝末年。韓國的華僑界一般把1992以後進入韓國的大陸人稱做新華僑,而在此之前來到韓國的老華僑則被台灣人稱作“韓華”,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是韓國獨立前來半島避難或者經商謀生的山東人的後代。停戰協定簽署以後,在韓華僑受到受到“台韓反共共同體”的高壓控制,聞“共”色變,只有不斷表態“反工”和“愛國”以自保。[4]⁠因為兩岸的長期對立和韓國的血統主義的單一國籍制度,⁠[5]在韓的華僑不僅處境尷尬,還曾受到朴正熙政權在地產、教育等多方面的限制和打壓,再加上餐飲市場收到本土韓國人的擠壓,大批華僑遷移至台灣甚至移民到第三國,留韓的華僑去台灣讀大學的也不少。⁠[6]

(圖片來源於網路)

過去幾年也有華僑因為同時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和台灣護照被發現或舉報,導致其台灣護照被註銷。持有台灣地區護照的華僑一般沒有台灣的戶籍,因此也就沒有台灣的身份證。⁠[7]由於他們是“無戶籍國民”,他們必須在居住國的台灣利益代表處獲得“入境許可”才能入境台灣。“韓僑”就這個問題已經請願、抗議了數十年。 2014年7月來自全韓國各地的華僑罕見地聚集在首爾的“台北代表處”門口抗議這種歧視性政策,一年後(2015年8月)台灣當局才終於允許“韓華”自由進出台灣。即便如此,台灣當局發給他們的“無戶籍護照”仍然有別於普通護照,導致在韓華僑無法得到普通台灣人享受的100多個國家的免簽待遇,給他們的生活造成不便。台灣的僑務委員長今年5月訪韓的時候表示,需要與“外交部”、“立法院”、“移民署”等多個單位協調才能有望消除這個問題。[8]

韓國華僑為爭取免簽護照在台灣代表處門口舉行抗議。(圖片來源於rfa)

相比台灣當局的態度,在過去一二十年里韓國政府對包括華僑在內的外國人的態度有很大的改善。2002年韓國引進了“永久居住權”制度,入籍政策也適當放寬,又因為韓國社會對中韓雙語人才的需求大幅增加,韓國政府對待華僑的態度也更加友善。綜合多種因素,越來越多的老華僑放棄“中華民國”國籍、加入韓國籍,這種情況在尋求就業機會的年輕一代華僑中更為普遍。目前“韓華”的總人數已經由數年前的5萬人減少到現在的1.7萬人左右。[9]

隨著在韓老華僑群體的式微,韓國的華僑學校(含中國小)的狀況也不容樂觀。一方面,由於之前華僑受到歧視而離開韓國,韓國法律過去也不允許韓國人就讀外國學校,不少華僑學校招不到學生紛紛倒閉。雖然中文熱在韓國早已興起,華僑學校仍然被視為主要面向華僑的“外國人學校”。⁠[10]儘管也有少量韓國本土學生入學,但是韓國政府並不提供任何資助,而台灣方面要求學生必須在韓國待滿六年才能夠以華僑的身份考入台灣的大學,種種因素限制了華僑學校的發展空間,目前只有首爾、仁川、釜山和大邱等四個大城市的華僑中學還在苦苦經營中。另一方面,九十年代後來的韓國的新華僑的後一代也有在華僑學校就讀,他們在補充了新鮮血液的同時也對華僑學校原有的管理體制和教學模式造成一定的衝擊。[11]雖然台灣“僑委會”繼續對華僑學校提供贊助,但在華僑學校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大陸來的新僑學生比例上升的大環境下,台灣當局加大對在韓華僑學校的援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圖片來源於網路)

文化聯繫與經貿往來

台韓斷交已經26年,台灣人的“厭韓”、反韓情緒仍然揮之不去,這與島內瀰漫的親日情緒形成鮮明的對照。這裡面至少有三個層次的原因。首先,在文化心理層面上,一些人基於“大中華”意識,對整個朝鮮(韓)民族有一種優越感。近年來在大陸網路上風傳的韓國人對中華文化的文化挪用 (cultural appropriation)—比如端午節申遺、孔子是韓國人這樣的言論或者行為—在台灣同樣也廣為人知,雖然真假莫辨,卻也多少加深了台灣人對韓國的負面印象。[12]

其次,過去一百多年的朝鮮/韓國政治地位的相對提升給台灣人造成了極大的心理落差。國民黨政府對韓國臨時政府的支持,讓台灣人自覺有恩於韓國人,再加上金信和蔣介石之間“義父子”關係的襯托,在短短几十年里台韓關係從原來的“藩屬與宗主國的關係”乃至“父子關係”演變為到戰後的“兄弟關係”,這個過程中台灣的地位一路下滑,直到最後被韓國拋棄。事實上,所謂“六義士”事件之後又有一連串大陸公民試圖通過劫機經由韓國“投奔自由”,韓國政府依照國際法處理的方式讓沒有國際地位的台灣當局毫無辦法,“韓國人不可信、背信棄義、吃軟怕硬”這樣的認知和受害者意識隨著台韓最終斷交變得更加強烈。[13] 再次,八十年代台韓還同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在相當一段時間裡,台灣的人均GDP還是比韓國的高。2004年在韓國的人均GDP超越了台灣後,台韓的差距越拉越大,⁠[14] 台灣人對韓國人的最後一點心理優勢也蕩然無存,多種負面情感摻雜在一起,對韓國的看法也成了一種固定思維。

台灣韓國GDP對比。(圖片來源於中時電子報)

今年五月“台灣民意基金會”的一份報告顯示,台灣人對“北韓”的好感度最低(19.3%),而韓國位列第五(58.4%),高於菲律賓(37.1%)、中國大陸(48.8%)和俄羅斯(48.9%),卻遠低於美日和歐盟各國。[15] 現實生活中,台灣人與韓國人競爭的意識以及對後者潛移默化的惡感在體育賽場上經常被擴大。2010年的廣州亞運會上,中華台北跆拳道選手楊淑君在領先的[16]情況下被韓國籍裁判取消資格,這在島內引起反韓的軒然大波。 而在台灣人很重視的棒球國際賽事中,台韓互為宿敵,台灣勝少敗多,總想找機會討回面子。

與相對冷淡的雙邊政治關係和情感相比,台韓之間經貿往來要熱鬧的多。一般看法是,由大財團主導的韓國經濟和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經濟應該有互補性的;實際上,台韓的產業結構相似,產品相似度高達80%以上,雙方在半導體、液晶顯示屏和智慧型手機等產品領域存在高度競爭。總的來說,台灣產品不僅要與大陸產品比價格,還要在質量、包裝和產品設計上力爭不輸給韓國產品才能打開銷路,所以台灣在國際市場上面臨很大的壓力。2017年韓國是台灣第五大貿易夥伴、第四大進口來源國、第6大出口對象。台灣對韓出口總額約147億美元,韓國對台出口為169億美元,進出口同比都增加了15%左右,韓國繼續保持對台灣長達近30年的貿易順差。不少台灣人不僅意識到韓國是一個實力強勁的競爭對手,特別是韓國與其貿易夥伴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FTA)位居世界之冠、為韓國產品打開市場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台灣也應該向韓國學習。至於韓台FTA,今年也有人提起,不過尚未提上正式的議事議程。

2017年12月,韓國總統文在寅、中國駐韓大使邱國洪出席中韓經貿合作交流會。(圖片來源於網路)

2004年兩個代表部簽署一項航空協定,雙方之間的直接定期航班開始恢復。近幾年來來往兩地的遊客增長很快,畢竟台北和仁川機場之間只有兩個半小時的航程。目前持普通護照的遊客赴對方地區可以免簽入境停留90天,大大方便了雙方的人員往來。2017年韓國赴台旅遊人數突破105萬人次,僅次於大陸、日本與香港的來台人數,而到訪韓國的台灣人也有90萬,今年六月訪韓的台灣人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1.9%。[17]

台灣還是韓流最早打開的海外市場之一。韓國的流行文化在台灣青少年中的受歡迎程度自然也推動了韓語在台灣的傳播。目前台灣有很多大學和高中開設了韓語課作為第二外語,至少有三所大學(文化大學、政治大學、高雄大學)開設了專門的韓語系,韓語等級考試TOPIK報名人數也大幅上升。年輕人赴對方打工度假的名額經協商後也大幅增加,在韓國留學的台灣學生有大幅增長,兩年前在兩岸引起巨大風波的的周子瑜就是這個青少年人群中的一員。

美韓同盟背景下的台灣

美韓同盟是韓國國家安全政策的基石。事實上,韓戰之後,韓國和日本、台灣一樣,都是美國在東亞的“輪和輪軸”(hub-and-spoke)同盟體系的輪軸之一,三根軸輪互不相通、以方便、加強美國對三者的內政和國防進行操縱。中美建交後美台同盟不復存在,但是美韓和美日這兩個雙邊同盟卻還極具活力。不過,這兩個同盟在美國的地緣戰略上承擔了不同的責任。就它們的初始定位而言,“美韓同盟的功能主要是隨時防範朝鮮的進攻,是單純的軍事同盟,其作用範圍主要局限於東北亞的朝鮮半島;美日同盟則超越軍事同盟,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戰略同盟,通過《美日安全保障條約》內的所謂'遠東條款’,賦予美日同盟以輻射整個地區的功能。”⁠[18]

(圖片來源於網路)

冷戰結束後,美日同盟已經經歷了三次調整,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把日軍作戰的地區範圍擴大到包含了台灣和朝鮮半島的“日本周邊。[19] 相比之下,美韓同盟的調整和定義因為利益分歧和韓國國內一度高漲的反美情緒更具有爭議性,雙方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軍事基地的遷移安排、韓國的軍事安全形色和美韓軍隊功能的分工,以及韓美同盟的未來構想和相關的雙邊協定的修改。儘管如此,雙方在同盟的地區化、“全天候”性質(不以特定的威脅為基準)和向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拓展等問題上存在廣泛共識。⁠[20]

美韓同盟中雙方力量不對稱的一個重要表象是指揮權的歸屬。韓國在1994年收回了和平時期軍事指揮權(指揮權歸韓國契約參謀本部議長,相當於總參謀長),但戰時作戰指揮權仍由韓美聯合司令部掌握。盧武鉉時期美韓曾約定美國將在2012年向韓方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但是這個期限因為保守派政府的上台和韓朝局勢一度惡化數次推遲。自由派的文在寅政府上台以後,這個時間表再次被提上了日程,最新的訊息是韓國希望在2023年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21]

過去十來年,在中國崛起、朝鮮核試驗以及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的大背景下,美日韓三邊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協調逐步強化,三國同盟的呼聲在三國的決策圈和學術界也開始浮現 。三邊關係中最弱的一環當然還是日韓關係,朴槿惠時期簽訂的慰安婦協定和《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就是凸顯日韓關係改善和加強趨勢的兩個重要事件。2016年韓國引入薩德的直接原因雖然是朝鮮的核武器和飛彈威脅、與三邊同盟沒有直接關係,但是考慮到美國早已經在日本部署了先進的反導系統,中國政府向文在寅政府提出的作為改善中韓關係前提的“三不”原則是合理的、有前瞻性的。⁠[22]

(圖片來源於網易軍事)

近期另外一件要聞是駐韓美軍撤離首爾龍山基地、搬遷到京畿道的平澤基地。這個又稱作漢弗萊斯軍營(Camp Humphreys)的平澤基地位於首爾以南約70公里處,與平澤港、平澤站和烏山空軍基地距離很近,未來將匯集28,500名駐韓美軍及家屬的大部分。作為美國在海外最大的軍事據點,漢弗萊斯軍營與青島和威海隔海相望,將是駐韓美軍的“作戰樞紐”,為美國向南海甚至台海等地進行快速部署並提供後勤支援創造了極大便利。

話又說回來,關於韓美同盟的材料不管是檔案還是學術文章,直接涉及到台灣的內容基本上沒有或者微乎其微,這又與美日同盟形成鮮明的對照。究其原因,首先,韓美同盟的核心關注點和存在理由還是來自朝鮮的威脅,另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就是韓國不願意刺激中國。雖然近年來韓國也經常以 “中等強國”為標榜來拓展外交空間,但是韓國人“夾在巨鯨中的小蝦米”的自我認知決定了他們在中美之間走鋼絲的心態和命運。隨著自由派文在寅政府的上台和朝韓關係的緩和,甚至有部分保守派人士都認為美軍減少在半島的駐軍有助於緩解東北亞地區的軍事對峙,不過這些人在韓國還是少數派。[23]作為對未來的憧憬和規劃,文在寅的外交顧問文正仁教授甚至提出了韓美軍事同盟應該向集體安全機制轉型的建議。[24]

文在寅的外交顧問文正仁教授。(圖片來源於韓聯社)

就台韓雙邊關係而言,雙方在軍事和情報方面的合作公開的信息非常少,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台韓軍方的聯繫也並沒有完全切斷。一位自稱曾擔任韓國國防部政策諮詢委員的韓國學者就告訴筆者,台軍軍官和軍校學員曾長期在韓國接受培訓,而韓軍與解放軍之間的交流於2008年左右才開始。[25] 另據韓國國防部的訊息,韓國國防大學和“台軍指揮參謀隊”之間的交流項目因為中國政府的反對已經在2011年停止。[26]

總結

台韓的政治關係在冷戰結束以後、特別是中韓建交以後一落千丈,和東亞地區其他雙邊關係比起來,台韓雙方之間的情感也比較淡漠。台灣在韓國的存在感比較弱,韓國人最喜歡的國家和地區前十名里也沒有台灣,韓國政界人士在台灣問題上的處理也相對比較“自律”。考慮到包括朝鮮核問題、朝韓統一等半島問題在韓國政府和普通韓國人心目中的“至高無上”的重要性,以及中國在韓國的政治經濟生活中的影響力,總體而言未來台韓關係發展的空間並不大。

(圖片來源於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作為政策建議,筆者主要有兩點。第一,從國際關係的角度,我們放眼未來台海局勢乃至整個東亞的安全形勢,對台灣了解和研究不能過於片面和支離破碎,不能為了研究台灣而研究台灣,而應該把台灣放在美國在亞太地區建立的地區安全和聯盟網路里來進行觀察,未來應該加強對美、日、韓、台之間的雙邊和多邊關係、特別是在軍事情報信息以及人員往來方面的監視、跟蹤和調查研究。第二,目前在韓的僑社因為歷史原因,“老僑” 和“新僑”之間涇渭分明,特別是與台灣有關聯的老僑社和華僑學校有日漸凋零的趨勢。台辦有必要聯合外交部加強和他們的聯繫,在尊重他們的感情的同時給予必要的協助和支持,在促進在韓華僑的整合和團結的同時也要摸清家底、防止“家產”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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