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家之言 | 急救醫生楊旭說不需要感謝,只需要理解

2019-02-11 21:08:27

《人物》

一組統計數字是:全國惡性暴力襲醫事件的數量近10年來平均增長近30%,70%的醫生遭遇過毆打、辱罵,近40%的醫務人員希望有機會轉行。

醫患糾紛升級,一些醫生在日常診療中不得不採取些自我保護的策略,甚至備有辣椒水或逃跑門。

「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卻總是去安慰」,醫生們以此為職業信條,他們更期待,只管做到這些,無需負累太多。

文|馮尚鉞

「你盡力了嗎?」病人母親時隔5年的這句帶著慍怒的逼問,至今仍讓120急救醫生楊旭先生難以釋懷。

在他面前的這具年輕的軀體,送來時就已開始僵硬,在醫學上已沒多少搶救意義,但他已經進行了兩個小時。在不算炎熱的清晨,他已經幾乎跪在地上,衣服被汗水浸透。此前,他剛剛度過了一整個夜班的不眠不休。

終於,病人母親的這句質問,讓他的體力和精神都超出了負荷。他停了手,告訴家屬「對不起,我們已經沒有辦法搶救了,還是送急症室吧」。

抵達醫院的急診科之後,急診科醫生看了一眼,不耐煩地甩了一句話:「(人都這樣了)你送我這來乾什麼?」剛剛還不依不饒的病人家屬聽到這句話立刻安靜下來,帶著病人回家,只剩下楊旭和擔架工孤零零地站在那裡。

這樣的場景每天都在發生——在北京6282公里長的街道上,運營高峰期同時有100多輛120急救車在路上奔跑。每一分鐘都至關重要:呼吸心跳驟停後,腦細胞會在4分鐘之後開始不可逆的死亡;而重度創傷,現場搶救的「白金時間」只有10分鐘。急救醫生夾在醫院和病人之間,他們必須在做出專業判斷的同時,直接應對每一位病人家屬的憤怒、痛苦、質疑。

「在院前急救當中,我們的車組人員是弱勢群體。」30多歲的楊旭頭髮已經有些花白,「(病人去醫院)醫院是主導的,他就是弱勢,但是往往在家裡頭,他是主導,在家裡面,可能(我們)就兩個人,可能(病人家屬)圍著10個人,甚至更多,你就是弱勢群體。」

楊旭工作了15年。在這段時間裡,北京的人口幾乎暴漲了一倍,城市擴張,擁堵的車流,複雜的車道,不斷變化的街景,為院前急救帶來了更多的變數。

醫患關係的摩擦常常起始於急救車的遲到。理想的狀況是:120接到患者的電話,做出基本的病情記錄和地點判斷之後,2分鐘之內轉接到最近的急救中心,急救車車組按下出車的標識,急救車出動,與患者或者家屬進行進一步聯繫,最終抵達患者的位置,開始搶救。

但現實往往不這么單純,儘管街道已經儘可能地拓寬,但是急救車仍必須和更多的車流競爭,應急車道——作為已開發國家的常見措施,在中國卻往往「水土不服」。《道路交通安全法》儘管規定了應對急救車要及時避讓,但是在中國這樣的觀念仍未深入人心,更何況在上下班高峰期,即使有心避讓,也要面臨違章的風險。

城市拆遷造成的複雜路況也為他們造成阻礙。楊旭某一次半夜出車,中途跟患者突然失去了聯繫。他們找到了某個胡同,已被拆了一半,而患者所說的門牌號不知所終。在零下15度的冬夜,他和司機一邊在寒風裡哆嗦,一邊跺著腳想辦法。在狹窄胡同里繞了3個小時後,他們終於攔截到了一個上早班的人,確定患者位置時,已是凌晨4點。

另外一個問題是急救車的緊張。人們越來越明白120的便利性,腹瀉、流鼻血、頭暈、例假過多,都會打120求助。這些並不是很急迫的健康問題,按規定120同樣會安排出車,結果就是急救資源的供不應求進一步加劇。120平均每天接電話近5000次,派出急救車輛千餘次,而危重症搶救病例僅占20-30%。楊旭最忙的時候跟同事曾一周7天、一天出車十二三次,也難彌補這個缺口。而救護車一旦未能及時趕到,部分病人家屬的焦急便會轉為憤怒。

有一個網路上廣為流傳的數據是,有八成的急救醫生挨過患者家屬打。但是楊旭說:「沒那么誇張。」「最多就是揪個領子。」「見了面二話不說,咣的一拳,這樣的例子現在已經很少了。」另一位急救醫生李貝說,打人的有幾例,大都是喝醉了或者鬥毆。但兩位醫生都表示,在他們的行醫經歷里,挨罵甚至輕微的身體衝突是家常便飯。

尤其當事發不幸之後,部分患者家屬由於對親人的感情,對現實無法接受,往往會選擇急救醫生作為自己情緒的發泄口。楊旭的同事曾經搶救過某位肺癌晚期的老太太,盡了最大努力,老太太最終還是去世了。老太太的兒子聽到這個訊息,第一反應是「你給我救,你必須給我救活,你救不活,你今兒就別出這門兒」。然後回了廚房,拿了把菜刀,就站在醫生跟前。

但比起挨罵來,對他們專業性的質疑更讓他們心涼。急救醫生不在醫院上班,在許多人心中,他們就不屬於醫生,縱然他們跟醫生擁有同樣的學歷和職稱。患者家屬對較為年輕的院前醫生,多習慣以更挑剔的眼光去對待。院前急救甚至會被一部分家屬認為耽誤了送「正規」急症室的時間。一位因得抑鬱症而自縊的老太太,家屬是一名急診科的護士,甚至指著120派來的醫生說:「你們是專業人士嗎?」

「很多人把我們當成『大白計程車』。」楊旭說,「只負責把這病人從家裡給我送到醫院,完事兒。」這輛車的目的地,也會成為爭議:急救醫生考慮的是急救時間、病房容積率、醫院是否有專業科室。家屬更希望送到有名氣、有醫保或者有熟人的醫院。

面對種種質疑,大多數醫生都練出了一身應付的本事。在楊旭看來,對於急救醫生而言,彌合醫患裂痕,最終還是要堅持病人至上的態度,與更加細緻周到的服務。

楊旭還記得十幾年前,他剛剛出車遇到的第一次急症。那是一個家住在盧溝橋曉月園小區的老太太,患了冠心病。由於出車地點在和平門,在溝通地址上又產生了誤會,20多分鐘之後他們才趕到患者家樓下。家屬的國罵從接通電話開始,一直罵到他們進屋,一個喝了點酒的男人,指著他們的鼻尖,一罵罵一串。20齣頭的楊旭感到心理快到了極限,但話一出口卻變成了央求。「大哥,您先別罵我,您讓我看一眼老太太,我就這要求,咱們有什麼事情咱們再說。」家屬這才閃開一條路,讓楊旭進去。他診斷出是心衰,進行了應急處理之後,希望家屬能幫著把病人抬下樓,卻無人回應。楊旭和擔架工最終想辦法把老太太抬下了樓,送到盧溝橋醫院進行了處理。他本來以為這事結束了,結果一天之後,昨天情緒激動的家屬,專門趕到急救中心,指名道姓地找到他表示感謝。

成為北京市急救中心南區的醫生組組長之後,楊旭仍然偶爾從10多層樓往下抬病人、收集病人的嘔吐物、處理病人的失禁。有一次一個病人流得滿地是血。問是什麼病,病人家屬支支吾吾地說是「免疫系統有問題」,他沒多想就進行了處理,後來他才知道病人是愛滋病。

往往是這些細節,最能夠促進醫患之間的理解。病人轉危為安的經歷,也真正地讓他感到作為院前急救醫生的榮譽感。「因為我是第一個面對病人、處理病人、為病人服務的人,我解救他於危難當中。」

比較現在和從前的醫患矛盾,楊旭認為很多事情並沒有媒體說的那么糟糕,大部分患者家屬變得講理了很多,而救護的成功率包括家屬的滿意度也大大提升。但新的問題在於,15年前很多人比較尊重急救醫生,現在很多人認為自己請120是花了錢的,「花了錢所以理所應當」。

對於未來的期望,他小心翼翼地反覆斟酌著措辭。「希望患者或患者家屬對於院前急救,能夠更加地理解,更加地……寬容?包容?好像都不太合適。」沉默一會兒後,他還是選擇了「理解」。「我需要理解,我不是需要感謝,我就需要理解。」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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