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它起死回生,因它墮入深淵:這支軍隊,影響中國100年!

2019-02-08 23: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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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南京)城破那一刻,曾國荃狂喜怒放。

1864年7月,圍攻天京已經兩年多的湘軍曾國荃部隊,終於攻破太平天國首都天京,為此,曾國荃連夜上奏捷報,他原本以為清廷會重重加賞,沒想到的是,迎來的卻是清廷和慈禧等人劈頭蓋臉的一頓狂訓。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還遠遠沒有領悟“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訓。

此前,鹹豐皇帝(1831-1861)在臨死前曾經許諾“克復金陵(南京)者為王”,然而清廷不僅沒有兌現這個承諾,相反還訓斥曾國荃指揮失當,沒有將太平軍一網打盡,以致讓太平天國幼主洪天貴福等1000多人逃走;另外,針對當時到處傳言,湘軍擄掠太平天國的金銀寶庫“天國聖庫”的問題,清廷還命令曾國荃,必須限期將財寶如數上繳朝廷。

對於清廷來說,興兵作亂達14年之久的太平天國(1851-1864)老巢雖被攻破,但眼下更為棘手的,是清廷一手扶持起來的漢人武裝、湘軍等部隊卻日益壯大,如何防止這些可能的軍閥武裝對清廷倒戈一擊,已經成了讓清廷和慈禧輾轉反側的最大隱患。

在下發給曾國藩和曾國荃兄弟的聖旨中,清廷暗藏殺機的表示:

“倘曾國荃驟勝而驕,令垂成之功或有中變,致稽時日,必惟曾國荃是問。”

“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眷。”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們還想好好活著、享受“皇恩浩蕩”,那么就要好自為之了。

曾國荃(1824-1890)

2

慈禧訓斥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的時候,正是湘軍鼎盛之時。

1864年的湘軍,此時擁兵達30多萬,正是兵強馬壯、縱橫天下之時。

作為大清帝國的兩江總督、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湘軍的創辦人和最高指揮者曾國藩(1811-1872),此時還節制著作為大清帝國經濟命脈所在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省軍事,四省自巡撫、提督等以下文武百官全部歸他節制。

當時,全國八名總督中,有三名是湘系(分別是兩江總督曾國藩、直隸總督劉長佑、閩浙總督左宗棠),此外四川總督駱秉章兩廣總督毛鴻賓也和湘軍關係密切;全國十五名巡撫中,也有七人屬於湘系。

另外放眼大清帝國,擔任各地官員的湘軍將領更是不計其數,可以說,此時的曾國藩和他的湘軍勢力,幾乎把持了半個大清帝國。而湘軍從士兵到將領,也以“耐得煩、吃得苦、霸得蠻、捨得死”而聞名天下。

眼看湘軍勢可傾國,湘軍高級將領曾國荃、彭玉麟、左宗棠、鮑超等四人也密謀擁戴曾國藩自立稱帝,1864年7月後的一天,以曾國荃等四人為首的三十多名湘軍高級將領齊聚曾國藩軍營,企圖重演一出“趙匡胤黃袍加身”的歷史劇,沒想到正當眾人鼓譟之際,曾國藩卻當場寫了一幅對聯:

“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

他委婉向部下們說,自己效忠大清帝國,並無意稱帝。

曾國藩(1811-1872)

從1853年組建湘軍以來,倚仗這支縱橫半箇中國的軍隊,曾國藩也成了大清帝國最為炙手可熱的人物,自從湘軍組建以來,先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1856-1860),1861年鹹豐皇帝去世,隨後清廷內部又發生爭權奪利的辛酉政變,再加上十幾年間一直橫掃南北的太平軍,大清帝國幾無寧日。

於是,湘軍一眾手下在幾年間,一直不斷暗示或明示曾國藩,清廷已成爛攤子,為何不乘機自立稱帝?

就在太平天國覆滅前一年,1863年,太平軍翼王石達開在被捕時就提醒曾國藩說,你如漢代韓信一般,何不率眾獨立?否則你功高震主,怕是難免“狡兔死、走狗烹”;太平軍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7月被俘後,也向曾國藩進言說,自己願意為曾國藩招撫仍然堅持在長江兩岸抵抗的十多萬舊部,擁戴曾國藩為帝。

但進士出身的書生曾國藩並無意稱帝,在此前寫給家人的信中他就寫道:

“權太重,位太高,虛望太隆,悚惶之至。”

為此,他還告誡手控大軍、四顧張望、憤憤不平的弟弟曾國荃說:大清開國兩百多年,雍正朝時年羹堯等人的慘死應該引以為戒,眼下既然不稱帝,那么就要有功成身退、激流勇退的決心和智慧,所以,受點窩囊氣很正常:

“阿兄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有顛墜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自古握兵柄而兼竊利權者,無一不凶於國而害於家,弟雖至愚,豈不知遠權而避謗之道。”

於是,為了避免清廷猜忌,在攻破天京(南京)一個多月後,1864年8月,剛剛抵達人生巔峰的曾國藩開始自裁湘軍,他先是將曾國荃所部的5萬多湘軍精銳部隊全部裁撤,又將左宗棠的6萬人裁剩2萬人,湘軍其他各部也大多裁撤——自此,除了保留湘軍長江水師、鮑超的霆軍以及劉松山所部外,湘軍精銳幾乎自裁殆盡,從最高峰的30萬多人,跌落至不足10萬人。

清廷和慈禧,對此非常滿意。

對於曾國藩主動裁軍、積極交權的一系列“自表忠心”的舉措,清廷也投桃以李、加封曾國藩為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

3

對於哥哥曾國藩放著好好的皇帝不當,卻自裁大軍的行為,曾國荃非常不解。

儘管被清廷事後賞賜為“太子少保,封一等威毅伯,賜雙眼花翎”,但心灰意冷的曾國荃一怒之下,乾脆以生病為由直接回了湖南老家“養病”。

曾國藩無力勸解,但他顯然,也留了一手。

在曾國藩看來,他自裁湘軍當然是真,但也不可能全部裁撤,在亂世之中,手握部分軍權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否則在波詭雲譎的政壇風雨中,作為漢人,功高多謗的他和曾氏家族勢必難以自全。

但大軍一旦裁撤,勢就沒有了,湘軍的隕落已然不可避免。

當初,曾國藩在1853年創辦湘軍時,手下有陸軍和水師兩個系統。湘軍陸軍部分主要有五大主力,分別是:江忠源兄弟與劉長佑、劉坤一的新寧楚軍系統,王錱、劉松山等人的老湘營系統,曾國荃吉字營系統,鮑超的霆軍系統,左宗棠的新楚軍系統;

湘軍水師部分,則是彭玉麟、楊岳斌統率的長江水師

湘軍在征戰過程中,由於左宗棠和曾國藩為了爭功和彼此互不服氣等原因,致使左宗棠的新楚軍系統從湘軍中最先分離出去;隨後在1864年的自我裁軍中,劉坤一等人的新寧楚軍系統、曾國荃吉字營系統大部分被裁撤。

儘管湘軍從最高峰的30多萬人裁撤至不足10萬人,但曾國藩手裡,還是保留著一些湘軍的“家底”。

1864年平定太平天國後,清廷為了達到繼續削弱剩餘湘軍的目的,又指派曾國藩率領剩餘的湘軍北上剿滅捻軍,但曾國藩的剿捻進行得並不順利,作為湘軍裁撤後遺留的精銳部隊,王錱、劉松山等人的老湘營系統在剿捻過程中損失慘重,不得不將剿捻任務移交給了李鴻章所屬的淮軍。

至此,曾國藩耗時十多年建立的湘軍,手頭能掌控的主力部隊,只剩下了鮑超所率領的霆軍,以及隸屬湘軍系統的長江水師

為了徹底將湘軍“消磨”掉,清廷聯合漢人中的實力派,繼續出手。

▲晚清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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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為了抑制湘軍的一家獨大,清廷一直在有意扶持李鴻章的淮軍。

作為從湘軍系統中分離出來的部隊,淮軍的創辦人李鴻章此前只是曾國藩的幕僚,但李鴻章的淮軍從1861年獨立成軍、進駐上海後,在上海灘雄厚財力的支持下,僅僅兩年時間,部隊就從6000人擴張到了7萬人,並且在洋人支持下,淮軍還裝備了洋槍洋炮,成為清軍中裝備最精良、火力最強大的一支武裝,實力開始與湘軍不分上下。

曾國藩在1864年自裁湘軍後,李鴻章率領的淮軍,最終一躍成為大清帝國最為強大的部隊。

當時,太平軍主力雖然已經覆滅,但全國各地仍有十幾萬太平軍餘部在堅持戰鬥,而北方的農民起義軍捻軍也正如日中天,在曾國藩剿捻失敗後,清廷於是派出李鴻章的淮軍北上剿捻,作為曾國藩留下的湘軍家底,湘軍悍將鮑超所率領的霆軍2萬多人也被派赴北方助戰。

但脫離了湘軍大部的霆軍,已經難以獨立生存。

作為湘軍悍將,鮑超(1828-1886)字春霆,他所率領的湘軍也因此被稱為霆軍

▲鮑超(1828年—1886)出征圖。

儘管淮軍是從湘軍中分離出來的,但淮軍內部跟湘軍的矛盾卻非常深。

當時,急劇擴張的淮軍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原太平軍的降軍多;二是很多要員都是李鴻章的安徽老鄉,跟以湖南人為主的湘軍有很深的隔離感。

以太平軍的降將、淮軍二號人物程學啟為例,程學啟起初投降的是湘軍,但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卻對他們疑心很重,經常排擠、欺凌程學啟等人,打仗的時候經常叫程學啟等人在最前面衝鋒送死,另外築營的時候也不允許程學啟等降兵跟湘軍在一起,為的是擔心他們內亂。

由於深受湘軍歧視,程學啟還曾經自殺過,幸虧被部下所救,因此,在後來改投淮軍後,占據淮軍大部的原太平軍成員,也對湘軍是恨之入骨。

在這種情境下,鮑超率領湘軍系統的霆軍,跟隨淮軍征戰北方,自然就成了淮軍眼中的異類和眼中釘。

1867年2月,淮軍所屬的劉銘傳部隊在尹隆河之戰中被捻軍擊潰,就在全軍覆沒之際,劉銘傳等人甚至放棄抵抗、脫掉衣服冠冕坐在地上準備等死的情況下,鮑超率領霆軍及時到場救援,使得清軍得以反敗為勝,但對此淮軍不僅不予感激,反而誣陷鮑超怠慢軍機,以致淮軍劉銘傳部隊幾乎被全殲。

滿心歡喜的鮑超滿以為既救助了友軍,又打了個勝仗,應該會得到嘉獎賞賜,沒想到卻被淮軍忘恩負義、倒打一耙,當時,李鴻章作為剿捻的最高統帥和欽差大臣,對於尹隆河之戰的經過相當清楚,但李鴻章為了達到徹底分裂、消滅湘軍的目的,也故意顛倒黑白替手下劉銘傳說話,致使清廷震怒下旨譴責鮑超。

鮑超一怒之下,於是以“憤郁成疾,引發舊傷”為由,拋下霆軍自己回了四川老家。

鮑超雖然是個悍將,但卻是個脾氣暴躁的大老粗,在淮軍的故意排擠、陷害下,一怒之下就拋下大軍出走,完全辜負了曾國藩煞費苦心、保留霆軍這支湘軍精銳作為火種的目的。

於是,捕捉到戰機的李鴻章迅速出手,將霆軍大部改編進了淮軍;另外部分霆軍,則被同樣是湘軍系統、此時已跟曾國藩翻臉的左宗棠改編後,帶到了西北平定陝甘回亂。

至此,曾國藩耗時十多年、苦心建立的湘軍陸軍系統,或者被裁撤,或者被兼併,逐漸趨於消亡;只有從湘軍系統中分離出來的長江水師,仍然繼續活躍在帝國的舞台中央。

5

但慈禧仍不滿意。

在慈禧看來,曾國藩屬下的湘軍陸軍系統雖然已經消滅殆盡,但出自湘軍水師的長江水師仍然繼續活躍,但帝國眼下正值多事之秋,內有太平軍餘部和捻軍作亂,外有帝國主義不斷溯江內窺,因此長江水師不得不予以保留存在。

另外,湘軍的陸軍系統雖然已經消亡,但在平定太平天國的戰爭中成長起來的湘軍官員,此時早已滲透進入到了大清帝國官僚系統的各個角落,面對全國8名總督和15名巡撫,一半都出身湘軍系統的現實,而在地方基層的道、府、縣,湘軍官員更是不計其數的局面,慈禧已經無法徹底肅清湘軍這棵大樹。

但慈禧並不善罷甘休,同治七年(1868年),慈禧故意將曾國藩從兩江總督改任直隸總督,目的就是將曾國藩從他的大本營江南地區,調到北方、方便清廷就近控制。

隨後,慈禧又將原本作為曾國藩下屬的浙江巡撫馬新貽(1821-1870),提拔成為兩江總督。

在面見馬新貽時,慈禧指示馬新貽必須要在湘軍發家的兩江地區(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徹底剿滅湘軍殘餘勢力,並追查1864年湘軍攻克天京後,太平天國的國庫、天國聖庫的金銀財寶下落之謎,因為清廷一直懷疑,湘軍搶掠了太平軍的巨額財富,卻刻意隱瞞不報。

慈禧(1835-1908)

馬新貽臨危受命,但他顯然,來得不是時候。

1864年大部分湘軍被裁撤後,由於無以為業,很多失業的湘軍士兵並未返回家鄉,他們到處遊蕩擄掠,有些人甚至參加哥老會,成為黑幫成員,並勾結仍在軍中的湖南士兵到處搶劫、綁架、勒索,謀財害命。

在此情況下,孑然一身來到兩江地區的馬新貽,開始訓練新兵,貶抑湘軍,並啟用袁保慶(袁世凱的嗣父)擔任營務處總管,負責長江的江防水陸軍隊,對湘軍等散兵游勇和黑社會進行整治;當時,袁保慶以彪悍著稱,抓到為害百姓的湘軍散兵游勇,往往就地正法;對此,湘軍和各地的黑社會勢力,也對馬新貽恨之入骨。

但奉了慈禧密旨的馬新貽,剿滅湘軍殘餘越是得力,處境就越是兇險。

上任兩年後,1870年,兩江總督馬新貽在一次從校場閱兵結束後,竟然在重重軍隊的簇擁下,被一位自稱為“張文祥”的男子拿刀當場捅死。

這,就是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刺馬”案。

作為封疆大吏的兩江總督馬新貽,竟然在大軍簇擁之中被刺客所殺,案件發生後,清廷派去提審此案的官員有感於“內幕重重”,因此一個個都推拉擋移,不敢認真辦理此案。

無奈之下,慈禧只得將曾國藩重新任命為兩江總督,派他回去兩江地區坐鎮指揮。

慈禧內心很明白,她當初讓馬新貽剿滅湘軍殘餘勢力,但隨著馬新貽被公然刺殺,眼下局勢表明,清廷已經無力控制湘軍的大本營、兩江地區的局勢,並且,湘軍勢力遍布朝野內外,眼下看來確實已經難以撼動,即使強勢如她,也只能跟曾國藩這些漢人軍閥勢力妥協了。

因此,在召見曾國藩,讓他繼續回去坐鎮兩江地區時,當曾國藩請問應該如何辦理馬新貽一案時,慈禧啥也沒說,只是跟曾國藩說:

“你到任後,要好好練兵!”

最終,馬新貽被刺殺案被潦草處理、不了了之,兇手張文祥最終被凌遲處死,並被挖出心臟,在馬新貽墳前進行獻祭,至於張文祥幕後是誰指使,就連慈禧也都不敢再過問了。

張文祥被凌遲處死後,湘軍將士倒是感慨不已,他們紛紛公開宣稱說,

“張文祥真是個英雄”。

不僅如此,在湘軍勢力的支持下,部分被授意的文人甚至馬上動筆,將“刺馬”案改編成戲劇進行演唱,並在劇中污衊馬新貽是個無恥小人,是因為侮辱了張文祥的拜把兄弟曹二虎的妻子被殺,這,就是當時的戲劇和後來的電影《投名狀》的劇情由來。

6

“刺馬”案,最終以慈禧和清廷對湘軍勢力的妥協、認慫結束。

“刺馬”案直接兇手張文祥被處死三個月後,1872年3月,曾國藩也在兩江總督任上猝然去世。

面對風雨飄搖的江南地區,以及長江兩岸上躥下跳的湘軍長江水師和哥老會等湘軍黑幫勢力,如今沒有了“老帥”曾國藩的坐鎮,局面顯然更加兇險。

為此,清廷不得不請出長江水師的老將、湖南衡陽人彭玉麟(1816—1890)出面,讓他每年都到長江兩岸到處巡視、約束長江水師部隊。此後十八年,一直到1890年去世前,作為湘軍老將的彭玉麟,都要出面幫助清廷巡視長江,以控制局面,這也顯示出湘軍勢力的延續綿長和影響之深廣。

但湘軍勢力已然左右了半個晚清政壇,自從1853年曾國藩創辦湘軍後,此後二十多年間,從湘軍中走出來的總督多達15人,巡撫多達14人,其他文武官員更是不計其數。

在此後流傳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晚清四大中興名臣”版本中,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都是直接的湘軍系統,而李鴻章作為曾國藩的幕僚出身,也是從湘軍中衍生出來的派系。日後,湘軍以及它所衍生出來的各路勢力,最終伴隨大清王朝一直到其滅亡。

曾國藩死後六年,1878年,左宗棠率領的湘軍平定阿古柏之亂,為中國最終收復新疆立下了不世奇功;在此後進行的中法戰爭中(1883-1885),由左宗棠派出的王德榜和其所率領的恪靖軍,也在鎮南關戰役和諒山戰役中立下了大功。

7

儘管湘軍屢屢為清廷立下奇功,但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湘軍的崛起,也揭開了大清帝國毀滅的序幕。

清朝建國之初,為了防止將吏擁兵自重、各自為政,因此在鹹豐朝(1851-1861)以前,地方的兵權、財權、政權都是由中央直接掌握。

但湘軍的崛起,改寫了這一切。

1851年太平軍起事後,由於清政府無力撥付軍餉,因此讓各路地方豪強開始自籌經費、舉辦“團練”武裝,這就使得以湘軍、淮軍為首的各路軍隊長官開始自行控制了軍權。

由於曾國藩對屬下湘軍“將必親選、兵必自募”,加上由於戰爭經費多是湘軍自募,因此湘軍獨立性很強,逐步形成了下級只對自己的上級負責,而全軍只聽命於曾國藩一個人的管理模式。由此,曾國藩也將傳統“兵為國有”的舊制,變成了“兵為將有”,湘軍實際上成了曾國藩的私家軍,儘管曾國藩無意謀反,但卻開創了中國近代軍閥的先例。

在湘軍的影響下,大清王朝權歸中央、高度控制地方的局面開始被打破,此後,以湘軍出身的總督、巡撫為首(以下簡稱督撫),他們開始控制地方的軍隊、財政和人事任免等行政大權,逐漸形成了督撫擁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局面。

以曾國藩為例,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鹹豐十年(1860),當時鹹豐皇帝命令曾國藩率領湘軍北上勤王、狙擊英法聯軍,但曾國藩故意拖延,最終未派一兵一卒,而英法聯軍當時之所以迅速攻占北京,也與當時各路督撫、豪強的軍隊不肯北上勤王有很大關係。

而北洋水師被全殲,也與清廷無力控制地方有關。

光緒二十一年(1895),日軍在甲午戰爭中攻占山東威海衛軍港,當時北洋水師被圍困在軍港內,清廷急電貴州、安徽、浙江等省派兵救援,但是各省援軍為了保存實力,大多故意拖延,以致北洋水師被日軍全殲於威海衛。

在清廷中央權威日益衰弱、地方勢力不斷崛起的背景下,1900年義和團興起後,想要利用義和團借刀殺人的慈禧,隨後向英國等十一國宣戰,慈禧還要求各省派兵北上勤王——沒想到的是,以兩江總督劉坤一(出身湘軍)、兩廣總督李鴻章、湖廣總督張之洞和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等人為首的各省勢力,卻和侵華的八國聯軍達成協定,稱以上各省不摻和清廷的亂搞行為,轉而實行擁兵自保,這也就是著名的“東南互保”事件。

不僅如此,當時各省還將清廷頒發的聖旨訓斥為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對此,從北京倉惶西逃的慈禧只得無奈承認事實,默認了清廷無力控制各省的局面。

對此當時有人批評說,自從湘軍之後,清廷“一兵、一卒、一餉、一糈,朝廷皆拱手而待之督撫。”

回顧起來,湘軍無疑是削弱大清帝國中央權威的始創者。

8

而在遠離朝廷帝都的長沙,由於湘軍的帶動,高級色情業也發展起來了。

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後,湘軍勢力由於在戰爭中大肆劫掠,加上普遍控制鹽道、糧道、進出口等各類要害部門,這就使得大小各類湘系官員越來越富有,而返鄉的湘軍將士們,則開始在湖南進行大規模公共建設,這也直接帶動了長沙等地的經濟發展。

在當時,長沙甚至出現了揚州妓女、蘇州妓女等高級名妓,這在湘軍出現以前的湖南是無法想像的。

在湘軍和湘系官員雄厚財力的支持下,以長沙為首的整個湖南地區,經濟也開始蒸蒸日上。

湖南的文化,更是受到了意想不到的衝擊。

作為“湘運之始”,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勢力,也開始在湖南境內大規模舉辦文化教育事業、創辦書局、刊印書籍,為近現代湖南的人才崛起,奠定了教育和思想基礎。

湘軍崛起之後,湖南人才不僅是在軍政兩界稱雄全國,而且在文化科教領域,各類人才也開始不斷湧現,如數學方面人才丁取忠、黃宗憲、左潛、曾國藩之子曾紀鴻等;外交人才郭嵩燾、曾紀澤等;文史人才王先謙、王闓運、周壽昌、周帶鈞等。

而參與戊戌變法,在1898年遇害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就是湖南瀏陽人。

對此,史學家譚其驤評價說:“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左右。”

對於這種局面,湖南人也非常自豪,並喊出了:“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的口號。

另外,湘軍被大規模裁撤後,這些對清廷懷著深深的怨恨情緒、散入民間哥老會等幫會組織的散兵游勇們,也成為了推翻大清王朝的重要助力因素。

對於這些湘軍的殘餘勢力來說,刺殺一個兩江總督馬新貽只是開始,而推翻滿清王朝,也在發展中成為了目標。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湖南最先回響武昌起義,1911年10月22日,作為湘軍勢力遍布的哥老會所屬的湖南洪門首領,焦達峰隨後率領湖南新軍攻占長沙,並成為了湖南革命政府的首任都督。

也就是在這時候,一位來自湖南韶山的18歲青年,也回響辛亥革命,棄筆從戎參加了湖南新軍,在當了半年兵後,後來,他又輾轉進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和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

日後,這位受益於湘軍影響,並表示自己“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曾國藩)”的湖南青年,即將從湖南走向中國,影響世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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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佳:《曾國藩為何不敢反清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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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佳:《真實的“投名狀”:晚清四大奇案之“刺馬案”》

郭勝:《晚清第一奇案“刺馬案”尋隱》

張程:《“清末四大奇案”之“刺馬案’’的前因後果》

丁芮:《湘軍與近代社會控制的轉型》,《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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