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如何出賣自我,然後幹掉道德和人性

2019-02-12 03:43:11

一個寒酸的農村老人,去他含辛茹苦地培養出來的兒子所在的大城市,想看一下孫子,結果兒子帶著他在街上晃,並沒有讓他進家。網上有聲音為這個“不孝”的兒子辯護:“這個老東西,不經兒子同意就想去見孫子,懂得尊重他兒子的權利嗎?”

這個真實的故事是讓人痛苦的。但它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沒有道德的事情,人們做起來越來越理直氣壯了?

把問題轉換一下就是:如果一個人為了利益或別的東西,把他的自我,甚至是良知、人性都出賣了,或認同於別人這么做,那伴隨著這一事件的發生,在他的內心裡,會發生什麼?他會做些什麼來回應這一內心的事件?

答案很清楚:在內心深處,這么做在道德上是錯的,他會受到自我的譴責,會有罪孽感。而這樣一來,他在心理上就很難活下去。於是,一種叫做“理性化”的心理保護機制啟動,他會找出各種理由來為自己辯護,自我同情。而為別人辯護,在心理上,其功能相當於是為自己的類似行為辯護——前面的那種聲音就是如此。

今天的中國社會,已進入一個人們越來越難以堅守自我、良知、人性的時代。幾乎每一件在道德上、法律上按常理來說是錯的事情,一些人總能找出為之辯護的理由,強迫自己相信,以及希望別人理解,自己這樣乾是沒有辦法,甚至本身就是對的。相應地,理性化的心理保護機制,也被放大成了一種合理化各種在道德上錯誤的行為的社會選擇,一種“集體無意識”。

兩個版本

理性化論證是一種歪理,而歪理有兩個版本,可以稱之為1.0版本、2.0版本。

1.0的原始版本大致對應於古希臘的那種“詭辯”,即構造一個邏輯陷阱誘“蠢貨”上當,用“邏輯”的形式顛覆常識常理。

它是一幫“智者”發明的,最經典的,可能是芝諾的那幾個詭辯,比如“一物體永遠不能由此及彼”——據說他一邊從房間的這一頭踱到那一頭,一邊念念有詞:物體永遠不能由此及彼!

芝諾這樣論證:假設某物體要從A到達B,則它必須先經過AB的中點C,而要到達C,則又必須先經過AC的中點D……如此以至無窮,所以它永遠到不了B。其實根本就無法邁步。

這個論證,從邏輯上看似無懈可擊,但與經驗事實不符。有人看不出其中奧妙,於是自作聰明地得出結論,說符合邏輯並不一定符合事實。更有些人運用數學知識,搞出一長串驚心動魄的符號公式去對這個“詭辯”進行破解。

其實芝諾不過是玩了一個小小的花招:本來問的是從A到B的“距離”問題,而兩點之間一確定,已經作為前提條件蘊涵了它是有限的,因此“一物體永遠不能由此及彼”命題為假,但他偷換成了對AB線段的“切割”——對有限距離的切割邏輯上導向的是無限。這本來就違反邏輯上的同一律了。

“詭辯”更多是一種智力遊戲。但稍加改造,那就具有忽悠他人和自我辯護的功能了。在現在的中國社會它就創造出了很多花樣,比較著名的,當數“你和他講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講法制;你和他講法制,他和你講政治;你和他講政治,他和你講國情”。

這是某些官人的玩法。民眾在這方面當然也毫不遜色。常見這種情況:當你指控某微博大V說謊,或玩雙重標準時,立馬就有他的“腦殘粉”跳出來,說權力說謊你怎么不去指控?他們好像理解不了,大V說謊和權力說謊是兩個邏輯上獨立的事件。而別人錯了並不是你也可以錯的理由,或可以由此而免於被指控。

2.0版本比1.0版本高級多了。它並不僅僅訴諸於對邏輯的違反,同時還採取了各種理性化論證的策略,即用某套話語,試圖去吻合我們的某種觀念、內心需要,社會背景,從而在心理上影響我們對某一事件的價值判斷。它的偉大抱負,就是解構掉我們打算用來譴責一個出現自我、良知、人性的人的道德觀念。這件事如果幹成功了,一個人就可以逃避內心自我和外在道德的譴責。

例子不勝枚舉。前面那種用“權利”來為“不孝”辯護就是。范跑跑當年玩的“真小人強過偽君子”也是。一個人幹了一件無良的事,用“我沒有錯,錯的是體制和社會”來辯護更是。

心理效果

以用“權利”話語來為“不孝”進行理性化論證為例。父子關係,以及父親辛辛苦苦地培養兒子讀大學然後在城市安家,已經邏輯地蘊涵著兒子對父親有“尊重”、“滿足某些合理意願”的道德義務,包括去看孫子。不滿足這些,等於是推卸自己的道德義務。在心理上,這是對自我、良知的出賣。

當然,父子關係也可以抽掉道德屬性,界定於契約意義上的權利關係。然而,在這一語境中,在邏輯上,無法導向用“權利”來規範彼此的關係。如果“權利”非要插一腳進來,父親要看望孫子的道德分量,也足以壓倒兒子的權利(要他同意)的道德分量。這意味著,在道德上,兒子或旁邊人並不能合理地用“權利”來拒絕父親的這一要求。

那為什麼要用“權利”來辯護呢?這就是理性化論證所要達到的心理效果。當一個人用“權利”這一具有道德號召力的話語來振振有詞時,就可以讓自己成功地從“道德”的語境中逃離。他鑽進了“權利”話語的保護殼裡,從而,藉助於“權利”話語本身的合理性,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合理化。

理性化論證具有類似於瘟疫一樣的感染力,如果很多人碰巧也活得壓抑,身不由已,在道德上具有負罪感,急需自我辯護,那就一呼百應。

對於人來說,理性具有最大的說服力,因為它不是訴諸於自我暗示、自我強迫,而是訴諸於邏輯及價值。蘇格拉底之所以在死時都如此淡定,依賴的,就是理性的強大力量。理性化論證本質上就是想學理性那樣玩。但它當然不是理性,恰恰相反,用精神分析大師弗洛姆的話說,它只是“理性的贗品”。

理性對應於邏輯,對應於人對某種有助於他發展和捍衛自我的價值的堅守,而理性化論證看起來是用頭腦在說話,在表達某種價值,但其實,所說出的那些話,主要是內心的各種欲望、罪惡感等在說,他對某種價值的表達僅僅是對內心欲望和罪惡感等的一種包裝。看起來他是在說給別人聽,其實是說給自己聽。就是說,一個人在進行理性化論證時所說的那些話,只是一種心理語言,他攜帶了太多人格上的東西。

無一例外,理性化證論在具體的語境中,都違反邏輯。而違反邏輯,也就意味著思維的混亂,同時,思維的混亂,往往又是心理的紊亂。理性化證論實際上把一個想要自我辯護的人給出賣了。

社會後果

理性化論證是如何成為社會選擇和“集體無意識”的呢?

一個社會為了維護它的運轉,總是要發展某種社會性格,社會心理機制,讓人們主動去做什麼,不去做什麼。比如,在今天,就很需要一種“受虐狂”,哪怕處於利益食物鏈的最低端,也能夠對社會秩序保持認同,堅持認為自己“很幸福”。

但如果一個社會的制度安排、社會結構,出現了三個後果,這一招就不靈了,而且,會必然導致理性化論證的發生。

一是貧富懸殊,對資源的分配很不合理,無法通過人們心理上合理性的檢驗,同時人們對社會價值排序較高的東西,比如權力、金錢,在心理上艷羨、屈從;二是社會對一個人的壓抑,更多地是在維護某個權力—利益秩序,像美國哲學家馬爾庫塞講的,是一種“過度壓抑”,它引發了人們的破壞性反應;三是在某種制度安排、利益結構和人際關係中,一個人要獲取利益,甚至僅僅是為了生存,往往要付出違背內心的代價。

三管齊下,問題就來了。很多人會有被剝奪感,但無法反抗,於是,在心理的受挫中,便放大為被迫害感,並且強迫自己具有“被迫害妄想”。因為保持被迫害妄想,可以讓自己有正義感,心理上能夠對外攻擊,從而得到一點心理優勢,以便自我同情,能夠在心理上活下去。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讓一個人說服自己,這個世界壞透了,很多人對不起我,我也可以壞。

而這一點,同樣也發生在那些看起來在利益上也沒有被剝奪的人身上,因為他們進入某個利益結構,要付出內心被破壞的代價,因此也會有“被迫害感”,也會覺得很多人對不起他,他也需要採用一套話語來自我同情,並為自己所做的事情提供辯護。而一旦這樣,理性化論證也就被召喚出來。

這其實是中國社會越來越是非不分的一個秘密,因為進行一次理性化論證,就把道德底標準往下拉一次,不斷逼近底線,直到顛覆。而同時,它也會加劇一個人和社會的病態,因為一個出賣自我、良知、人性的人,必然想著要去幹掉道德,但反過來,道德也會幹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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