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靠什麼贏得生前身後名 孫琴安

2019-03-11 12:23:29

(作者為上海文史館館員、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對於唐代詩人劉禹錫的作品,今人都很熟悉。《烏衣巷》《竹枝詞》《陋室銘》等,至今流傳。但是,對他的一生經歷、平生交遊、脾氣性格,熟悉的並不是很多。

博學多才卻“升沉無定”

簡單來說,唐代詩人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僅以詩馳名,散文、學問談不上,如王之渙、王翰、李賀、賈島等;另一類則詩文兼擅,且皆有影響,如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

然而,在散文中再加深化,各家又有差別。陸贄、羅隱等均有文名卻無文學思想,所以中國散文史會寫到他們,文論史或文學批評史上卻不會特意涉及;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等皆有文學主張,故中國文論史或文學批評史、文學思想史都一定要寫到他們。不過,韓、柳、劉又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元、白二人大體僅有文學思想而無哲學專論,故在中國古代思想史或中國哲學史中是很難找到後兩人名字的。

同時,由於劉禹錫和柳宗元一起投身永貞革新,是永貞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所以《資治通鑑》里找不到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卻能夠看到劉、柳的名字。由此可見,在唐代燦若群星的詩人隊伍中,劉禹錫算得上是博學多才的傑出人物。

唐代詩人大多憂國愛民、正直敢言,故常遭流言蜚語的誣陷和貶謫放逐的經歷,如張九齡、李白、杜甫、王昌齡、劉長卿等。其中,劉禹錫更是飽受政治磨難和貶謫之苦。

白居易因議政情辭激烈,被貶為江州司馬,兩年後即升為忠州刺史,過了兩年又奉詔回京,起用為朝廷大臣。劉禹錫因參加永貞革新,被貶往南蠻荒涼之地達23年之久。連白居易也深表同情地說:“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劉禹錫也曾沉痛地自嘆,“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謫在三湘最遠州,邊鴻不到水南流”。

劉禹錫的貶謫生涯比唐代一般的詩人時間更長、磨難更多,無怪乎清人在《論詩絕句》中論及劉禹錫時感嘆:“自比冬青最耐寒,升沉無定七朝官。”因劉禹錫一生經歷過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個王朝,而且政治上大起大落、曲折不平,故有“升沉無定七朝官”之句。這在唐代歷史上是不多見的,恐怕只有韓、柳等少數名家有此坎坷。

高傲和自負,倔強和不屈

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里特說:“性格即命運。”劉禹錫一生的經歷和道路,與其性格有一定的關係。

劉禹錫曾寫詩:“少年負志氣,信道不從時。”可見,他從少年時就有政治抱負,且不輕易趕時髦、不隨波逐流。因此,當他結識王叔文後,便隨他進入政壇,並與柳宗元一道很快成為革新骨幹,史稱永貞革新。當時,王叔文對劉禹錫非常器重,“以宰相器之,引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只可惜,這場改革雖然除掉不少弊政,卻不注意團結,結果以失敗而告終。劉禹錫、柳宗元皆被逐出朝廷,貶謫荒野之地。

大約是出身於名宦家庭的緣故,加之早年仕進順利、連登三科,高傲和自負似乎是劉禹錫性格中一個明顯的特點。宋代朱翌的《猗覺寮雜記》曾說他“氣高不伏人”,《新唐書本傳》也認為其“恃才而廢”。

舉例來看,韓愈是當時無可非議的文壇盟主。劉禹錫雖然也承認其“手持文柄,高視寰海”,“三十餘年,聲名塞天”,但又認為“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盾,卒不能困”。劉禹錫當時的文名,自然也是天下皆知,其《天論》說理透徹、筆力矯健,在唐代極為罕見。但與韓愈這位古文旗手比起來,終究是稍遜一籌的。可他毫無顧忌地認為,韓愈擅長的是“筆”,自己擅長的是“論”。用現在的話來說,一個擅長寫隨筆,一個擅長寫論文……

倔強與不屈,也是劉禹錫性格中比較突出的一點。當他一旦樹立理想追求和政治信念後,就不肯輕易動搖或隨意屈從於他人,很有些“威武不能屈”的味道。即使在晚年所寫的《自傳》中,劉禹錫依然對永貞革新大加追懷,非但沒有檢討自己跟隨王叔文的“罪行”,而且對王叔文的功績進行肯定。

通常情況下,劉禹錫比較沉默,話不是很多,特別不愛說重話。即使在貶謫南方期間,交遊也不多,而只與一些和尚往來;在夔州時,只因好友韋執誼的兒子韋絢在旁求學,偶爾借著酒興,稍微多談幾句,大多時間都用在寫作上。到了晚年,銳氣大減,話也更少,只是與裴度、白居易、令狐楚等人唱和往來,過著“移興子孫間”的生活。

一生的朋友與長壽的母親

在劉禹錫生活的時代,有著許多優秀的詩人和作家。除了韓、柳、元、白以外,還有張籍、孟郊、賈島、李賀等。劉禹錫與其中不少人都有交往唱和,但友誼最為深厚的當數柳宗元。

今人多知“韓柳”並稱,但從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鑑》等早期文獻記載來看,“劉柳”並稱的頻率遠多於“韓柳”。當然,韓、柳、劉都是當時的傑出文人。三人都在朝廷監察部門工作,是同事,也是好友。韓愈在給友人的詩中說道:“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這說明,韓愈對“劉柳”的賞識和友好。即使“劉柳”在政治上遭受打擊、被貶落難之時,身處高位的韓愈仍與他們保持良好的關係,互相通信、探討學問。柳宗元去世後,遺囑中有一條就是請韓愈為自己寫墓志銘。

不過,“劉柳”的關係相對更鐵。二人自同榜進士,就一見如故。“韓柳”並稱,除了在古文運動和文學思想上觀點相似之外,“韓柳”不僅在哲學思想上的觀點截然不同,而且分屬不同甚至相對立的政治勢力。

但是,“劉柳”無論在政治思想、文學見解、哲學觀點、生活道路等各個方面,都極為相似。現在有句話叫“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但“劉柳”這艘友誼的小船在時代的風雲變幻和驚濤駭浪中從未翻過。不要說翻船,二人連紅臉的事都沒有過。他們同甘共苦,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欣賞、互相抬舉、互相幫助,是真正的摯友和莫逆之交。柳宗元臨終之際給劉禹錫的遺囑中,把整理遺稿、託孤諸事皆委託給對方,而劉禹錫都一一照辦。這種善始善終的深情厚誼,在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

柳宗元生前曾稱,劉禹錫是一個“明信人”。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一個講誠信、很靠譜、可信任的人。同時還指出,劉在未了解一個人的實際情況之前,一般不輕易向別人開口議論或評價;一旦議論起來,往往能很正確地說出這個人的優缺點。

此外,劉禹錫還是一個孝子。杜甫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但劉禹錫之母親活到了90歲高齡,這在當時可算一個奇蹟。而且劉母晚年都隨這個獨子四處漂泊,在漂泊中相依為命。如果沒有劉禹錫的悉心照料,想來是不會有此長壽的吧?

關心民生疾苦,發展地方文化

劉禹錫除了早年在朝廷任職,一生主要在各地任地方官,朗州、連州、夔州、和州、蘇州、汝州、同州等處都留下過他的蹤跡。

在唐代,政府官員因經濟問題而遭貶謫的情況不時發生。但無論是當時的正史或野史筆記,都沒有劉禹錫的經濟問題或生活問題記載。可見,他的為官是相當清廉的。

有意思的是,劉禹錫對看不順眼的執政者常常“語涉譏刺”,愛用詩歌諷刺挖苦,卻對平民百姓熱情相待。《雲仙雜記》載,劉早年在朝廷坐鎮接待工作時,門吏每天收到各方來信達數千封之多,而劉不厭其煩,“一一報謝,綠珠盆中,日用面一斗為糊,以供緘封”。在他被貶在外的歲月,往往也能關心民生疾苦、發展地方文化,造福一方百姓。

例如,任連州刺史時,他就把海陽湖打造成一個秀色可餐的遊覽風景區,建立切雲亭、雲英潭、飛練瀑等景點,並寫下《海陽十詠》,對每一景點賦詩一首。清代《連州志》感嘆:“連之文物媲美中州,則禹錫振起之力居多。”

又如,當他以花甲之年到蘇州任刺史時,正遇上特大水災。他不顧年老體弱深入民間,察訪災情和百姓之需,同時積極向朝廷反映災情,得以從倉庫調撥12萬石大米分發給災民,又宣布免除賦稅徭役,使當地人民安然度過災年。朝廷認為,劉禹錫為政清廉、除災有功,以“政最”之名賜其紫金魚袋。這是地方官的最高獎,一年只有一名。所以,白居易還特意寫詩向他致賀。宋人《中吳紀聞》稱讚:“姑蘇自白、劉、韋為太守時,風物雄麗,為東南之冠。”

正因為劉禹錫為官清廉、政擢賢良、關心民生,所以後人建造不少祠堂來紀念他。在連州,有“四賢祠”、“五賢祠”;在蘇州,有“思賢堂”、“三賢堂”、“二劉公祠”。據明人《蜀中名勝記》載,劉禹錫在夔州任官所住的故址,當時還保存著。現在,相關城市的中心地帶還立有劉禹錫的雕像,或者建有劉禹錫紀念館。這充分說明,為民造福、澤被一方的廉吏,百姓是不會忘記的。

投身民歌翻新與歌詞創新

劉禹錫還是一位精通音律、喜歡音樂的詩人。當時,許多歌唱家和音樂演奏家,如何戡、米嘉榮、秦娘、穆氏等,都因其詩作而流行一時。

劉禹錫不僅熟悉宮中音樂,而且關注民間音樂。每到一地,就會自覺採風,蒐集民歌民調。不僅從中汲取營養,豐富自己的詩歌創作,而且會對民歌加以改良,使其得以更廣泛傳播,讓更多人聆聽其中的美妙。

《竹枝》本是在唐代巴蜀、湘西南一代流傳的民歌,杜甫、顧況都曾關注過,也曾寫過《竹枝歌》加以推廣,但影響都不大。自劉禹錫寫下《竹枝詞》九首,後又寫了兩首,包括“楊柳青青江水平”等,其生動活潑的風格和清新明快的節奏終於受到世人的喜愛,開始在大街小巷傳播開來。

除了《竹枝詞》,劉禹錫還注意到一些其他民歌種類,如《浪淘沙詞》《瀟湘神詞》《紇那曲詞》《拋球樂詞》等,並嘗試寫過一些仿民歌之作。一般來說,民歌通常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如果沒有文人的扶持和加工,很可能會自然消失。從這一點來看,《竹枝詞》是幸運的,劉禹錫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

到了晚年,劉禹錫依然投身民歌的翻新與歌詞的創新。唐開元時已入教坊的《楊柳枝詞》,來自前人的《折楊柳》或《折楊枝》,到中唐時幾乎已被唱爛了。於是,劉禹錫、白居易對其加以翻新、研製新詞,謂之“洛下新聲”。劉禹錫更是開宗明義地宣布:“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

清代之後,被推為“中唐第一”

自而立之年從政,劉禹錫一直是天下盡知的有名人物。雖然長期被貶在外,但影響力和名聲猶存。這個名聲,既是他的從政之名,也包括他的詩文創作之名。

雖然白居易也有過貶謫經歷,但仕途大體順利,晚年官越做越大,直至刑部尚書。而劉禹錫仕途坎坷、歷盡磨難,詩變得越發老成。故劉、白晚年唱和,四海齊名,劉往往勝白一籌。唐文宗欲設立詩學士,請大臣舉薦;宰相楊嗣復上奏:“今之能詩者,沒有一個比得上劉禹錫。”

如果說劉、白在詩名上還算旗鼓相當,那在文名和哲學上,白就要遜色很多。李翱是唐代的散文家,又是古文運動的大將。他曾說:“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這裡,李翱只提劉、柳而不提元、白,肯定是有道理的。在李翱看來,只有柳宗元和劉禹錫才能與韓愈相頡頏。《舊唐書》和《新唐書》的史臣在評說劉、柳時,基本上都認為二人學識宏富,誠為一代精英和偉才。如果不是“誤入歧途”,應與韓愈並駕齊驅,都是經天緯地的巨擘。

不過,唐代每個詩人的成就和地位,在後世都有一個升降起落且引發爭議的過程。李、杜都不能倖免,劉禹錫自然也不例外。儘管他的詩名生前極高,但到宋代明顯下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著王叔文搞革新。明代前後提倡“詩必盛唐”,劉和韓、柳、元、白這批中晚唐詩人明顯吃虧。

直到清代,局面才有改觀。當時,對盛唐詩人李、杜、王、孟等幾乎都有定論,但對中唐詩人的首把交椅尚爭論不休。就拿七律來說,王士禎推劉長卿為中唐第一,毛奇齡推白居易為中唐第一,王夫之推楊巨源為中唐第一,沈德潛則推劉禹錫為中唐第一。

沈德潛是繼王士禎之後的詩壇領袖,極有影響力,加之“劉賓客無體不備,蔚為大家”,自此世人才對劉詩有了重新認識。總的來看,劉禹錫是中唐最優秀的詩人之一,在律詩、絕句方面的成就甚至超過韓愈、白居易,幾乎已成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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