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們會帶社會底層一起玩嗎?

2019-02-26 07:21:21

石勇

《左傳·昭公七年》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任何一個社會,無論是否具有某種特色,都有社會學上所說的“社會分層”現象,根據人們所占有的權力、金錢、機會等社會資源,以及所處的利益結構的不同,分成各個不同的階層等級——至於是否“十等”,那就要看怎么分了。

說一個人是“農民工”,我們的第一反應肯定是這個人處於社會底層——是下層中比較慘的那一層,而說一個人是“精英”,他肯定不是。在中國,精英處於哪個階層等級上,和其身份、所占有的資源和影響力有關——是權力精英、經濟精英,還是知識精英?有多少權、多少錢、多少影響力?

我這裡所說的精英,特指知識精英、經濟精英——尤其是那些能把自己所占有的稀缺資源,比如錢、身份,在公共領域裡轉化為話語上的影響力的人;另外,某些體制內的“專家”也可以算在內。

他們的共同特徵是:無論是否依附於由權力精英所掌控的利益結構,和下層一樣,都普遍壓抑,不爽。在面對“體制”時,他們和下層似乎還有某些共同語言,比如都認為現狀應該改變。

由於等級、利益結構上的剝奪,權力、資本的上層社會,肯定是不帶下層玩的,負責幫他們說話的精英也不會,這是常識。但這裡所說的精英們,會帶下層玩嗎?在社會分層中,當精英們和既定的政治社會結構,和下層相遇時,會有什麼發生呢?

隱含秘密的社會事實

從一些現象開始。它們是隱含著某些秘密的社會事實。

2013年7月初,馬雲去了江西萍鄉,同道中人有李連杰、趙薇。去幹嘛呢?去拜訪當時還沒有出事的大師王林。王大師給這三位男神女神的拜訪準備了隆重的道具:三輛悍馬、一輛勞斯萊斯,外加隨從若干人等。

一個月後,8月11日晚,世界工廠東莞,發生了一起暴力衝突事件,幾百人進行混戰,棍棒、長刀、匕首、酒瓶亂舞,恍如香港電影裡的黑幫火拚。當然,他們不是黑社會,而是兩幫打工仔。又一個月後,9月19日,相似的情境在山東煙臺的富士康發生。同樣是兩伙打工仔,因為酒後起爭執,便糾集老鄉,拿著鋼管和砍刀毆鬥。

在此期間,發生了很多事情。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被砍;各地房價瘋狂上漲;任志強出書,各路精英捧場;中央巡視組收工,10個巡視點,9個查出腐敗……

如果說這些現象有什麼聯繫的話,那么,它們都發生在現在中國社會這個時空結構中,而且是在其中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背景下發生。裡面的各種主角,都攜帶著在這個背景下隱秘的心理信息。

有必要強調這一點:當一個人在這個世界面前,感受到他的存在時,就會有相應的心理問題產生;當他作為某個階層的一員,面對眼前的社會時,就更是如此。

另外,一個人只要記得他是誰,他和別人的關係,他的語言、姿態、動作,是一定會暴露出這一點的。而現在,恰恰是一個人最能記得住他是什麼身份,什麼階層等級的時候。

各個階層的心理衝動

以馬雲來說。就他的財富、影響力,在階層等級中毫無疑問屬於上層社會。但他只是擁有強大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並不擁有權力資本。這樣的身份,階層等級,放到今天的政治經濟背景,以及階層關係中,一定會伴隨著相應的心理問題。

從表象上去,他去結交王林王大師,還有此前的李一李大師(不幸的是這兩個大師都已經倒下),是屬於對神秘現象的偏好。但很多人不相信,以他的聰明絕頂,看不出這些大師們並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把戲。

我想說,是的,真看不出來。這與智商無關,而是馬雲的心理需要。當我們在心理需要某種東西的時候,就對它閉上了眼睛。

馬雲的心理,正是今天中國上層社會的無論哪一層級的人普遍的心理:害怕失去現在所擁有的東西,對於未來,並無多少確定性。

劉志軍等曾經的權力精英,治療這種心理問題的辦法就是瘋狂占有。但對於抽象的權力精英群體,以及權力親緣群體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維持秩序——無論是權力秩序,還是利益秩序——不變,它們可以提供安全感。可是,對於馬雲等經濟精英來說,這個秩序並不是真正的庇護所,也許還是風險的來源。

怎么辦?辦法有很多。比如,害怕“打土豪分田地”;期待政治結構能夠改變,但玩的必須是“精英民主”;和權力上層強化聯繫;或者乾脆把錢轉到國外,跳船,移民走人……以上這些選擇,或是他們親自乾,或是由精英們代勞。

馬雲呢?公開選擇了相信神秘主義,因為它其實也是一種治療。其對人力的超出,也能建構出一個可以逃避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的精神秩序。

不僅上層社會,中層、下層一樣會伴隨著相應的心理問題。以前面所說的相互毆鬥的打工仔來說,其心理更值得玩味。中國確實是一個特殊的、複雜的國家。其中的特殊、複雜,也反映在社會底層的心理結構上。

社會底層的處境大家都清楚,在高房價、拼爹、看病貴、被人“仇窮”、改變命運沒有多少機會中普遍受挫。後果就是心理結構受到破壞,很多人甚至心理失衡,人性受到扭曲。其所產生的心理問題,主要是對自己,對世界隱隱有一種恨。有時候,它會非常強烈。

解決這個心理問題,同樣有很多備選方案。一種是認命,這大概以70後以上的人為主。如果現實無法改變,卻又覺得自己不應有這樣的處境,那是相當讓人難受的,而合理化自己的處境後,內心就沒那么掙扎了。另一種是自殺,不玩了,一了百了。再一種,是精神上發泄攻擊性,以“沒道德”、“沒素質”的方式體現出來,比如亂扔垃圾,破壞公共設施。道德、素質問題,背後其實是心理問題。當然,還有一種方案,就是暴力。

我手頭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但這個社會所發生的暴力刑事案件,憑印象粗略估計,起碼80%以上是社會底層乾的。屠童的、在大街上殺人的,舍這些人其誰。

問題的一面是暴力,但另一面,是暴力的承受者,更多的仍是底層,因為也只有底層最沒有防禦傷害的能力。而從東莞、煙臺的兩伙打工仔火拚可以看到,即使屬於同一個階層,他們也並無明確的“階層意識”,無論是在身份上、利益上都沒有認同感。這和上層社會,以及精英們,比如任志強等人,在“階層意識”和“階層團結”上完全不一樣。

底層社會,可以說在各方面都吃虧,自身的素質,成為維護自我利益的障礙。整個下層(包括10年來在高房價、高物價的洗劫下,以及對民營經濟的擠壓下已經“下層化”的白領中產等)也好不到哪兒去。

階層結構的洗牌大致完成

階層心理是被階層結構、階層關係決定的,這是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心理學延伸。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社會分層,“排排坐,吃果果”的情況大致怎樣。

屁股不僅可以決定腦袋,也可以決定心理——當整個社會有不安全感、感到關係緊張的時候,那就更是如此。

社會學家們最喜歡這樣玩:研究某個社會現象,比如農民工的命運處境時,總要提一句背景,所謂的“社會結構轉型”。不錯,可以認為,從改革開放時起,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處於“轉型”的進程中,很多東西都在發生變遷、變化,有些甚至面目全非。

到現在,雖然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某些東西有停下來的意思,因為既定的政治、經濟秩序,最能讓“既得利益集團”們感到安全,但“改革”這個詞還在提,“轉型”並沒有結束,從社會變遷的邏輯,以及人們“改變現狀”的熱望看,也不可能結束。

可是社會轉型的某個重要內容,讓人懷疑真的基本完成了,至少已經沒多大變化。這就是階層結構的洗牌。對它的描述就是已經毫無新意的“階層固化”。它意味著社會下層,更不用說底層,在階層等級上往上攀爬的機會已經很渺茫,遊戲的輸贏已定了。

在3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和改革中,人們熱熱鬧鬧地通過教育、市場創富等途徑,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流動,而且想像著機會更多,現在突然發現很難玩了,社會下層肯定不乾。可是,在掌握著強大的權力資本、經濟資本、知識資本的上層社會面前,他們又能怎樣呢?他們只是作為一種可能存在的力量,心理的能量,威脅到秩序和利益結構的穩固,讓權力精英、經濟精英們產生屬於他們那個階層的心理問題而已。

很明顯,這個已經固化,也就是秩序化的階層等級結構,在上、中、下三個大的階級等級,以及這三個階層等級中的多個層級中,對應著政治參與的機會的分配,被制度、政策所影響的利益結構(能夠讓某個階層的人得到什麼,另一個階層的人失去什麼),人們的社會價值排序,以及不同的機會和命運。利益食物鏈和心理食物鏈,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精英和社會下層的糾葛

現在,可以回答我們的問題:精英們,在推動階層結構、政治結構的改變中,會帶下層一起玩嗎?

先看一下他們和社會下層所存在的怪異的關係。

一方面,精英們在社會下層那兒有很多冬粉,他們具有偶像般的待遇。比如任志強的冬粉並不全是炒房者,其中還有很多具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雷鋒精神”的房奴,以及想做房奴而不得的人。

並不奇怪中國社會具有某些珍稀物種——當精英們通過“市場”在公共領域表演時,無論是娛樂市場、政治消費市場,還是成功勵志的市場,這些物種就會大量地被獵獲。這一法則大概世界通用:一個社會下層者,會去艷羨、崇拜那些剝奪了自己父輩,以及自己的人的,這是對自己的“激勵”,至少可以讓自己在心理上寄生。

另一方面,他們對於社會下層,又表現出害怕和警惕。看一下他們習慣性的話語模式就明白。諸如“暴民”、“不懂XX學”、“輿論干預司法”、“以公眾狂歡的方式殺死一個人”、“警惕民粹主義”……無不透露著對大眾鄙視的精英味。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玩?

精英們在中國社會階層等級結構中,處境其實是尷尬的。他們大多數人處於中層的最上一層,以及上層的最下一層。在整個利益結構上,他們是受益者,但面對上層的權力—資本,則備感壓抑。這使得他們無論對上層還是對下層,以及整個利益結構,都具有愛恨交加的複雜心態。他們的階層等級所伴隨的心理問題,也就是壓抑、糾葛。

不說對上層,只說對下層,這種心態很容易理解。他們確實需要無數冬粉,這不僅是謀求影響力的利益需要,而且其實也是一種心理需要:只有這樣他們才不會覺得面對由上層所主導的利益結構、政治經濟格局時自身的弱小。就是說,對於他們來說,無名的下層,一堆抽象的數字,既可以是博弈的籌碼,同時,在心理上,也具有壯膽的功能。

但社會下層在他們面前,不能有任何意志,更不能有任何違逆於其利益的聲音,即不能獨立地存在,否則,就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

比如,在“輿論干預司法”這一偽命題的爭議中,很多法律精英,包括律師和專家,總會跳出來指責老百姓。他們似乎看不到這一雙重標準:為什麼老百姓議論幾句就是干預司法,而你議論就不是?背後的原因,就在於,如果老百姓發聲,在這個領域,他們的話語權必然削弱,而話語權威的失去,很可能導致利益受到威脅。他們必須保持對此的壟斷。如果社會下層獨立意識的增強,碰到了這個利益結構,他們肯定是會罵社會下層是“暴民”的。

某些肚子裡並沒有多少貨的“專家”也一樣。當他們的聲音要對公共事務提出解釋、規範時,同樣預設社會下層,以及他人只能閉嘴,理由就是人們不懂“XX學”。知識—權力,正是他們本能地要維護的利益結構。

如果一個精英是經濟精英,那就更是如此了。他們的利益結構,和社會下層並無同構之處,預設下層社會對他們利益的威脅,並不亞於從權力、資本上層那兒感受到的壓抑。所以,要他們帶下層一起玩,這一可能性在今天基本上不存在。

一切,都需要在階層心理、社會心理,以及社會經濟結構的演變中煎熬一長段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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