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官的天堂:外國人眼中的晚清中國

2019-02-27 22:19:12

[導讀]阿瑟·賈德森·布朗博士是美國著名遠東問題專家,他與晚清政要及革命派領袖往來密切,曾與袁世凱等人深度接觸,他先後在1901、1902和1909年在中國進行過大範圍的社會調查,先後寫下17本日記。

文章摘自:《辛亥革命》 作者:阿瑟·賈德森·布朗 出版社: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 版次:2011年10月第一版

外國人拍攝的晚清老照片

古怪的詛咒方式

在西方人眼中,中國人有很多被稱為所謂“怪癖”的東西,實際上,我們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不同民族的“怪異”風俗和特性只不過是由生長環境不同而造成的。

美國旅行家、攝影家伊麗莎·賽德莫曾說過一段被西方人廣泛引述的、關於中國人的民族性的經典的話。她說:“沒有一個人理解過,或者真正了解過中國人,這一世界上最好懂又最難捉摸、最理智又最沒邏輯最矛盾的民族。”

一位在美國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紳士用同樣矛盾的語句進行了回擊。他如此描述美國人的民族性:“說到美國人,我發現他們偉大與渺小並存,善良與卑鄙並存,喜歡個人英雄主義卻又十分自私,他們理智傲慢卻又愚昧迷信,他們極其自負,又好誇誇其談。美國人很容易引人注目,他們非常矛盾,極其不協調。”

中國人常用的復仇方法,有一種讓我覺得奇怪,始終無法理解。西方人從來不會為了詛咒別人而自殺,但是在中國這樣的行為每天都在發生。中國人好像相信死在別人家裡,是對屋主永遠的詛咒。所以,中國經常有某某跳到仇家的井裡或者跑到仇家門口服毒自殺的新聞。

窮人替富人抵命

我的一個英國朋友曾經告訴我這樣一件事。一個富有的中國人在英租界裡謀殺了自己的一個雇員。他知道,除非有人受到懲罰,否則無情的英國法律是不會停止追究的。於是他就讓一個叫楚麻袋的中國窮人承認是他殺了人,楚麻袋被送上了絞刑架。這箇中國富人、真正的謀殺犯向楚麻袋承諾,將厚葬他,並照顧他的家人。我的英國朋友對此怎么也無法理解,就寫信給中國商人朋友,討教此事。這位中國商人很快就回了信,他在信中說:

幫人家頂罪,對中國人來說一點都不奇怪。這樣的事在中國每天都在發生。中國人不像白人不怕死,一般說來,中國人都比較惜命。但是楚麻袋,年紀一把,身無分文,死期將至,他自己看自己就是爛命一條。既然有人答應給他厚葬,照顧他的家人,他就會說“我幫你去死”。楚麻袋的這種行為是在賣命,他賣身給了真正的殺人犯。因為必須有人去為那位富人頂死,楚麻袋說他去,警察拿辦了他,處以死刑,一切法律程式完成了。富人和楚麻袋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從西方人的觀念來看,這樣的事太離奇了。可是,在我們西方人身上同樣會發生很多奇怪的事情。

中國人:奇怪的西方人

我們最好記住,在中國人的印象里,我們的古怪毫不遜色。德國的《法蘭克福報》刊登過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一位中國人在上海看到的美國人和歐洲人的“奇怪”行為。文章部分內容如下:

大家一直在說,洋鬼子的國家如何有錢,如何宏偉,但在我看來,這肯定不是真的,不然他們為什麼來我們這裡呢?他們無緣無故地拍球,跳起,好像有人給錢讓他們這么做一樣。他們有時候在荒郊野地長途跋涉,在空中胡亂地揮舞手杖,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做,是一種宗教儀式嗎?他們不知羞恥,男人經常和女人並肩散步。他們的女人很值得同情,過節的時候,只能在一間屋子裡慢吞吞地走,還得聽難聽得不得了的音樂。

一位在歐洲和美國旅行的中國紳士給親戚寫了如下內容的信:

這些洋鬼子沒法教化,無藥可救。他們可以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不吃一口米飯,但是卻吃數不清的牛羊屍體。這就是他們為什麼氣味難聞的原因,他們把自己身上的味道弄得像綿羊的一樣。他們每天都洗澡,希望可以去掉那令人討厭的味道,但是去不掉。他們不把肉切成小塊做熟了吃,而是很大塊地、半生不熟地就端上桌子,又是拿刀切,又是拿刀砍,又是拿手撕著吃。他們吃飯離不開刀叉,這讓一個文明人神經緊張,一個拿著武器吃飯的人坐在對面太讓人吃驚了。他們甚至與女人同桌吃飯,而且女士優先,這真是顛倒了乾坤。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相互嘲笑對方的民族特性,並不能讓任何一方信服。世界各國的民族性都是各有特色的,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價值判斷標準。

我這樣說,並不是要為中國人的民族性說好話。拋開中國人的民族性不談,以前的中國政府的官員是存在很多問題的。

晚清:貪官的天堂

這個統治集團差不多已經集體腐朽了。幾乎所有的中國官員都腐敗。

《北華捷報》報導說,直隸省一位訊息靈通的中國紳士表示,直隸省有一半土地稅未能上交政府。

“這還不算,”他說——

我們縣裡的官員還有其他的收入來源,比如說三四十年前為了剿滅太平天國運動,縣裡額外增加了一種稅。我們縣的官員從那時候開始,一直收到現在。按理說,這種稅早該取消了,負責監察的縣吏應該干涉此事,向保定府報告,縣官會被立刻免職。但是沒有人會這么做。一來稅額很小,我個人的一份不超過5美元。而全縣徵收的這筆小錢加起來就是個大數目,縣裡的官員與府里的官員,甚至省里的官員、中央的官員,都是要分成的。

中國的整個公共服務體系都因貪污而腐朽了,官員們不管是應得的薪俸,還是可拿可不拿的、拿了也不算犯法的灰色收入,都照單全收,中國的官員受賄成風,向上賄賂成風,清朝末年的吏治絕對是賄賂公行。

清朝的官場上流傳著這樣的一句話——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意思是,即使是當一個清廉的知府,三年時間也有十萬兩白銀的回報。清政府很多官員的職務是通過公開的買官或者秘密地行賄“跑官”得來的,他們為了當官支付給政府或者上級官員大筆錢財,為了儘快收回成本,為了繼續往上爬,把官做得越來越大,各級官員想方設法地聚斂錢財,他們想出來的匪夷所思的刮地皮的名目繁多得超乎我們的想像,亂七八糟的沒有來由的苛捐雜稅讓老百姓苦不堪言。

由於政府在吏治上的鬆懈和官員服務意識的淡漠,中國可以說是貪官的天堂。北京的方泰瑞博士指出:

只要稍微懂點中國官場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國官場中的每個人都有“價格”。打官司的時候,官員們是看訴訟雙方賄賂的多少來定案的,不只是官員們的下人們可以被收買,1000箇中國的官員里有999個人願意幫助出錢多的一方。

中國的商界,比如說票號和貿易公司可能還會講求信譽,遵守契約的約定,中國的官員是沒有原則的,他們主要看錢辦事。在中國的官場,個人的行賄行為和相互欺瞞的行為是非常普遍的。

旅美華人和留學生不再願回到祖國

美國著名的華人報紙、舊金山的《中西日報》1的編輯伍盤照,在去年回了一趟祖國後,寫了下面的文字:

在中國旅行的日子裡,我對清政府充滿憎惡。產生這種感覺,並不是因為我跟孫逸仙等革命派的領導人情誼深厚。我在北京看到,庸人充斥官府,貪污受賄盛行,滿清政府不想進行任何有實質內容的改革,我的熱血在沸騰,像大清帝國領土上的革命者一樣。

很多在美國待了10至15年的中國留學生都不願意回到北京。他們這樣選擇的原因,倒不是因為他們貪戀美國的榮華,不願意為祖國效忠,而是他們湊不齊送給當權的滿清王公的賄賂款項。

要想結識任何一個滿清勛貴,至少要送上300兩銀子(相當於200多美元)給王公的門房。王爺的門房,頂得上一個七品知縣,只有把他們打點好,才能有機會見到王公。這在北京,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很多王府的門房成了滿清勛貴收斂錢財的“前線”。門房得到的錢,會被王府的人瓜分,王公本人會得到最大的一份。

跑官的人,想要得到的職務越高,孝敬門房的錢就要越多。有熟知內幕的朋友告訴我,在北京,慶親王在這項收入上每年就有300萬美元進賬。他的這筆收入與流氓成性的肅親王比起來卻是小巫見大巫。

前些年鬧得沸沸揚揚的以皇族載濤和載洵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事件,在喧囂的背後是一場大規模的賄賂遊戲,考察只是表面文章,吃喝玩樂,藉機收錢,才是考察的實質內容。五大臣出洋考察團就是一個超豪華旅行團。不過,他們回來以後,卻恬不知恥地宣稱,對世界各個強國的陸軍和海軍都進行了徹底的研究。

中國各個階層的人都公開沉迷於賭博。賭博雖是惡習之一,但汕頭令人尊敬的汲約翰博士卻說:“雖然中國人並不都道德高尚,但是在中國,墮落從來不像印度一樣成為宗教的分支。”雖然方泰瑞博士批評中國人的衛生習慣,“毫不誇張地說,每個村莊、每個鄉鎮和每個城市裡的每一個家庭都散發著骯髒的惡臭”,但在筆者看來,中國人的道德要比日本人高尚,因為他們的典籍中充滿了對德行的讚美。

“令人恐怖的黑暗故事”

西方人認為中國人道德敗壞,可能是受到一些傳教士的影響。有些較為偏激的傳教士講過一些令人恐怖的黑暗故事,以此來證明邪惡已經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諸如此類的故事,最典型的就是他們描述的雍和宮喇嘛們的行為。北京的雍和宮是一座皇家寺廟,裡面住著500個喇嘛。某些傳教士認為這些喇嘛不但參與騷亂、搶劫,還罪行累累以至於雍和宮這一中國藏傳佛教的著名廟宇“臭名昭著”。

雍和宮規模龐大,有很多宏偉的建築,它裡面有一座6米高的鍍金佛祖雕像,這座佛像據說是中國最大的,閃閃發光,令人敬畏。在寺內的一個殿堂里,陪伴我的兩個喇嘛告訴我,他們日常的事情就是反覆地誦經。

我在雍和宮看到的黃銅的和鍍金的佛像,數目驚人,有些佛像和我在印度看到的一樣,佛陀在參“歡喜禪”,也許這就是某些傳教士對雍和宮印象不好,認為雍和宮“淫穢”的原因。在基督教的教堂內,是不會出現這種男女交合的塑像的。基督教的土地上雖然也有邪惡,但被基督教的教義所摒棄,被體面的人所拒絕,被文明的律法所禁止,這些東西是不會登堂入室的,更不會出現在神聖的宗教場所。但是雍和宮卻把所謂“淫穢的佛像”放在廟堂之上,而且還得到政府的支持。雍和宮在中國的寺院中地位很高,它的屋頂鋪著只有皇家建築或者受到皇家特別保護的建築才能夠使用的金黃琉璃瓦。傳教士本是最虔誠的基督徒,他們當然難以接受雍和宮將“歡喜佛”置於大庭廣眾之下的做法。他們對佛教的歷史缺乏了解,不懂得男女雙修也是佛教某些教派參禪悟道的法門之一。所以,雍和宮在他們的口中和筆下就沒有什麼好的評價了。

不過,某些西方人有這樣一種共識,中國人的性慾旺盛,因為中國的一夫多妻制極其盛行。在中國生活了20年的派克先生寫道:

中國人毫無疑問是性慾旺盛的,他們很容易使性行為變得骯髒……富有的官僚階層最為驕奢淫逸……其次是有錢的商人階層……北京貪婪的有閒階級狎妓成風,公開炫耀“淫蕩”這一最嚴重的罪行……

派克先生又寫道:

在中國所有的階層中,道德意識極其薄弱……即使是我們認為應該送上斷頭台的罪行,在中國人那裡連輕罪都算不上。

派克先生這位虔誠的基督徒想批評的是中國人的“殘酷無情”,說得更直白一些,是對苦難的無動於衷。

派克先生的依據之一,是中國人喜歡看恐怖的刑罰。中國人的刑罰對犯罪者的身體非常殘忍,中國人處以死刑,最常見的是斬首,最恐怖的是凌遲,也就是用小刀把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來,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要持續好幾天,為的就是讓死者受盡痛苦慢慢死去,如果劊子手不能割到規定的刀數,或者在規定的時間之前讓罪人死去,他也要受到嚴厲的懲罰。不管是斬首還是凌遲,都會有大群的中國人圍觀,中國人是一個喜歡看熱鬧的民族。

派克先生上述說法的另一個依據,是中國人經常見死不救,這是他這位虔誠的基督徒產生上述觀點的最大理由。他曾經去煙臺旅行。到煙臺的那一天,他看到一個垂死的人躺在街邊,這是一條繁華而擁擠的大街,幾百個中國人路過這個可憐的人的身邊,卻沒有一個停下來提供幫助或表示同情。那個垂死的人面無表情地熬過他生命最後的時刻,獨自體驗最後的痛苦,他大瞪著眼睛躺著,身體慢慢地變冷變僵,冷漠的人群對此視而不見。24小時過後,他還躺在原地,死亡的面孔朝向沉默的天空。大街上的人們依舊推推搡搡地經過,照樣若無其事地做著買賣、高聲談笑,對近在眼前的人生悲劇無動於衷。

我在青州府的時候,也曾遇到過同樣的事情,街面上有一個女人在不停地扭動,我想走上前去幫忙。周圍的人急忙警告我,制止我的行為,如果我沒經要求就去碰她,與這個女人相關的人會抓住我,要我為她的死亡負責,很可能會要求巨額賠償。

我突然明白了為什麼中國人往往見死不救,因為他們怕被人訛詐。他們一旦出手救人,一群或真或假的親戚會立即扯住他,嚷著要賠償,接下來的代價更高,也許一個貪婪的地方官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大撈一筆,救人的人只有掏出足夠多的錢賄賂才可以免罪。

另外,我猜想還有一個原因,中國人很迷信,中國人常常遠離受難者,因為他們害怕死者的“霉運”跟著他們。因此,中國人出於自保意識,任由貧病之人死在街頭,任由落水的兒童溺死河中,哪怕距離幾尺遠的船也不會過來搭救。也許還有一個原因,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很貧窮,他們自己也活在苦難之中,他們見過太多的苦難,體驗過太多的苦難,對苦難已經麻木不仁了。

儘管儒家持不可知論,儘管中國人的稟性注重實際,但是中國人的確非常迷信,他們生活在對惡靈的持續恐懼中,他們對於鬼神的恐懼,超過了所有已知的民族,他們認為萬物有靈,靈魂不滅,不管是人,還是貓狗等動物,還是諸如古樹等植物。他們認為,動植物活得時間長了,吸取的天地精華多了,就可能成精。如果一個人橫死,這個人就可能變成惡鬼。他們對於祖先的偶像崇拜,也是其他民族比不了的。他們有自己完整的信仰體系,與印度的諸多信仰和基督教的信仰不同,中國人的信仰體系很龐雜;或者說,中國人沒有真正的信仰,只要對自己有好處,中國人會拜不同宗教的神靈。中國人家裡有人去世了,會把和尚道士都請來做法事,如此可見一斑。中國人信神主要是為了現世的利益,比如說,有的阿婆信神,是為了請觀音娘娘送來一個孫子。中國人雖然奉行儒學,不過儒家思想最多算得上是一個社會倫理的原則,並不能稱之為信仰,我是一直不贊成所謂儒教的說法的。

因為中國的儒學是如此的深入人心,所以在中國人被西方人大聲譴責的同時,為了公平起見,我們也應該肯定他們確實擁有的良好品性。

布朗眼中的中國民族品性

我們美國人不希望別的國家的人拿美國最壞的那一撮人的品行來評價所有的美國人,也不希望拿最優秀的美國人身上的缺點和蠢行來作為美國人整體的評價標準。中國有田忌賽馬的故事,我們美國人也不能拿我們的最高等級的人和中國的最低等級的人對比,這是不公平的,這種比較不能肯定我們的優越性,我們更不能為此自鳴得意。正確的做法是,拿最好的美國人與最好的中國人比,拿最差的美國人與最差的中國人比,這才公平。

由於美國是世界強國,美國人總是喜歡戴著有色眼鏡來看中國人,而且喜歡把中國人作為一個整體,當做牛羊來看待。我們為什麼不把中國人當做一個個個體來看待呢?我們為什麼不把他們當做和我們一樣充滿感情的人來看待呢?他們在身體上、精神上和道德上,和我們只有程度上的差別,而不是種類上的不同。他們同樣有希望和恐懼,同樣有快樂和悲傷,他們同樣對痛苦敏感,對快樂欣喜。上帝告訴我們,“所有的民族流著同樣的血”。我們不能沾沾自喜地認為我們高中國人一等。探討所謂“劣等民族”的問題是沒有意義的。英國社會學家頡德2告誡我們白人,“我們應該把有關‘劣等民族’的很多陳詞濫調放在一邊,既不能只看膚色,也不能只看血統,甚至也不能把掌握高等知識的能力作為聲稱一個民族比另外的民族優越的標準。以上這些標準,並沒有科學依據”。真正的優越,不是一個民族傳承的與別的民族不同的本民族的特性,而是一個民族體現出來的奮進的力量。現在白人擁有的任何優越之處都要歸功於這種力量。

我相信,體現在我們身上的奮進的力量,也會體現在中國人身上。我們應該避免喬治·艾略特所說的那種被西方世界普遍接受的看待中國人的錯誤觀念——“中國人好像僅僅是使用廁所的動物,在他們的臉上從來看不到偉大的靈魂。”

作為一個傳教士,我想說,我們需要知道是價值和尊嚴讓人之所以為人,我們必須承認中國人不但是人還是我們的兄弟。中國人是和我們一樣的人類,他們一樣會回應友善、欣賞公正,一樣能和在上帝福音的影響下的西方人那樣彼此友好相處。中國人與我們的不同,並不在於構成人類的基本因素上,而是在於因習俗和環境差異所造成的表面現象上。

從這樣的視角,我們就可能理解莎士比亞所說的:

在邪惡的事情上也有良善

人看到的東西應該過濾嗎

那些蔑視中國人的西方人,讓人聯想到狄更斯《聖誕頌歌》里的吝嗇鬼斯克魯奇。斯克魯奇認為:“窮人和受苦者,如果想死,最好去死,正好減輕剩餘人口的負擔。”鬼魂嚴厲地質問他:“人啊,如果你有心,心裡不是鐵石,就先抑制住怒火,搞清楚到底什麼是剩餘人口,他們在哪。是你來決定誰該死誰該活嗎?只有上帝的眼睛才能分辨出,你是否比成千上萬個窮人的孩子更適合活下去。啊,上帝!請傾聽樹葉上昆蟲的哀鳴:在塵世上有太多飢餓的兄弟!”

事實上,有很多中國人值得我們尊重和肯定。中國有很多民眾確實愚鈍無知,但是也有很多民眾強大睿智。中國成千上萬的兒童有著和美國兒童一樣聰明可愛的臉龐。歐洲人和美國人對中國人性格的判斷並不公平。我指的並不是頑固腐敗的滿族官僚,也不是目無法紀的土匪強盜,也不是居於社會底層的齷齪猥瑣的流氓惡棍,更不是隨時準備蠱惑人心的巫婆神漢。我指的是作為整體的中國人,因為他們看問題的角度和我們截然不同,所以常常被西方人誤解。

西方人和中國人之間沒有什麼認知的藩籬,在我們不能理解他們的時候,讓我們遠離偏見和意氣用事,以尊重的態度去看待一個經歷了3700多年歷史考驗、其傳說延伸到無法確知的遠古時代的偉大民族——

他們節儉、忍耐、勤勞,而且不像美國人那樣,他們懂得尊重父母。在亞伯拉罕離開烏爾城之前的200年,他們的祖先就有了確切的記錄;在基督教時代開始之前,他們就已經在使用火器;他們最先種植茶樹、製造火藥、燒制陶器、提煉漆膠;當我們的祖先還穿著獸皮睡在山洞裡的時候,他們已經穿著絲綢住在房子裡了;他們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比歐洲人早500年;他們發明了航海用的指南針,沒有它,大海難以安全穿越;他們構想出人工內陸航運體系,成功開鑿了600英里長的大運河;他們在山峰上開鑿道路,在衛三畏3博士看來,其建築工藝可以與羅馬人的工程相媲美;他們發明了拱頂,讓我們的現代建築受益良多。德國人在1190年才開始用紙,但是斯文·赫定卻發現,中國人用紙已有1650年之久,在耶穌誕生150年之前,中國人就廣泛使用紙張。歐洲人的商業不以硬幣和實物交換為基礎的歷史才有幾百年,而中國設立銀行發行飛錢、銀票,比這早得多。大英博物館裡有張中國的銀行支票,是明朝的建立者、洪武皇帝朱元璋在1368年頒準發行的。

中國人尊重知識,獎掖學識,在所有的國家獨樹一幟地創立了科舉制度——這是一種衡量一個人是否適合擔任官員的考核辦法。科舉制雖然一直在儒家經典的狹窄軌道上運行,但以知識作為衡量官員的更高標準,比我們的祖先幾百年間只注重一個人的勇力的辦法先進多了。漢學家畢海瀾曾經在他的《盛唐的衰落》一書中引述過一位中國作家的觀點。這位中國作家闡述了中國人的等級及其各個等級的價值:

第一等級是士人,因為智慧總是高於財富,正是智慧讓人與其他低等生物相區別,讓他能夠為自己和其他生靈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第二是農民,因為他們的頭腦沒有思想,但他們的勞動為人類提供食物,他們的耕作是人類存在的根本;第三是工匠,人類的基本需求除了食物之外,就是住房等生活用具,工匠滿足人的這些需求,所以他們僅次於提供食物的人;第四是商人,隨著社會的發展,需求多樣化,必須有人從事兌換和交易,於是商人就出現了,他的位置誘使他行為不端,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兩頭搜刮,所以他的等級較低;第五是兵,因為他的職業是對社會進行破壞而不是建設,他消耗其他階層的產品,不生產對人類有益的東西,所以他處於社會等級的最底層,他的存在本身意味著必要的惡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要素之一。

中國政府的形式是溫和的家長制,但是在實際運行上卻很軟弱、腐敗、專制。儘管如此,中國的人民仍然擁有比西方人想像的多得多的個人自由。正如派克先生寫道:“中國沒有護照、沒有對自由的限制、沒有國境線、沒有種姓偏見、沒有食物禁忌、沒有衛生措施,除了風俗習慣和刑事法令,沒有法律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就像一個巨大的共和國,身在其中,個性不受約束。”

我們不能通過在美國看到的中國人來做出對中國人整體的判斷。誠然,在美國的中國人絕大多數都很友好、勤勞、有耐心,有些還非常聰明。但是,這些講粵語的苦力基本上都來自廣州的下層民眾,鮮有例外。中國人對美國人的印象很可能也來自我們的底層人,那些在美國國內沒有能力獲得體面生活而跑到中國闖世界的冒險家們。

實際上,中國能人很多——從中國回來的安德魯主教用“有頭腦的民族”來稱呼中國人;格蘭特將軍環遊世界之後告訴斯圖爾特參議員,他在旅途中發現的最令他震驚的事,是無論在任何地方,中國人與猶太人競爭,中國人都會把猶太人擠走。

西方人都知道猶太人的毅力,他們曾獨自面對整個西方世界的絞殺,他們在與希臘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的歷史對抗中充分證明了自己民族的優秀。但是格蘭特將軍卻發現在計謀、堅忍和耐力上,中國人遠遠超過猶太人。

在商業競爭上,老謀深算的英國人、精明的美國人,同樣不是中國人的對手。不相信的人可以問問被擠出了西貢、上海、曼谷、新加坡、檳榔嶼、巴達維亞和馬尼拉的美國及歐洲的商人們。在中國之外的很多亞洲港口,中國人已作為成功的殖民者出現,他們能夠對付任何競爭,所以他們在當地擁有最多的財富,控制了大部分貿易。

中國人的確非常自以為是,但是這一點在發表美國國慶演說的美國政客面前相形見絀,“美國雄鷹的尖叫”是世界上最出名的。因此,美國人在批評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自負之前都要三思。

中國還沒有出現偽造人口普查數據,讓世界上覺得一個國家比它實際上更好的案例。一個在中國待了很多年、漢語流利的英國使領館官員對中國人的性格讚不絕口。就他的經驗來看,“中國人極其忠誠,渴望被信任,有責任感,充滿感恩之情並看重名譽”。他說:“我的中國朋友從來沒有棄我於危難之中而不顧,或者算計我,一次也沒有。這樣的樂於助人、情深義重的好品行,在我的同事和同胞當中找不出幾個人來,英國人總是太會講外交辭令了。”

美國文學家布勒特·哈特寫過一首諷刺詩,叫做《異教徒中國佬》。這首詩原名《誠懇的詹姆斯的老實話》4,換了《異教徒中國佬》的題名之後,在美國引起了轟動。這首詩描寫的是被兩個白人賭徒硬拉上賭桌的中國勞工“阿新”以高超的賭術贏錢的故事。這首詩將“異教徒”的稱號放在了中國人的頭上。他的這首詩歌,在19世紀70年代美國排華風潮中被廣為引用。這首詩里有三句描寫中國苦力的話特別有名,成為排華運動中引用率極高的反華言論:

各種陰險古怪的方式

各種匪夷所思的把戲詭計

異教徒中國佬真是特別

哈特的本意並不是要諷刺中國人,作為美國著名西部文學作家的他,只不過想描寫一個生動有趣的西部故事。當時倫敦的《觀察家》雜誌恰如其分地評價這首詩:“智力平平的人都看得出來,布勒特·哈特先生本意是描寫自作聰明的美國人,他根本不打算攻擊中國的廉價勞工。他想諷刺的是,美國白人欺騙華工的伎倆連華工計謀的一半都趕不上。”《觀察家》雜誌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人反對廉價華工的叫囂背後的真實動因是美國人的自私。

美國人看重日本人輕視中國人的現象非常普遍。因為日本人的輝煌成就,使得東方國家所有的榮譽都歸了日本人。以驚人速度崛起的日本人吸納了很多現代觀念和科技發明,他們配得上西方人的尊重。

但是,在我看來,中國人才是亞洲最優秀的。中國人與日本人有同等的智慧,還有德國人孜孜以求的精神。古老的龜兔賽跑的寓言同樣適用於國家。上海的一家華人店鋪的古怪招牌無意間透露出中國人的雄心:“從火爐到雨傘都能修,只要凡人能做的都能做。”

曾考察過中國的地質結構和地理特徵的德國學者李希霍芬被譽為最了解中國國情的西方人。他曾說過:“在人類的所有民族中,中國人是唯一能在所有氣候條件下——從最冷的極寒地帶到最熱的赤道——都能進行偉大而持久的行動的民族。”

科爾克霍恩引用了他的一句話:“無論在哪裡,只要華人得到立足之地,再加上一瓢之水,他就可以讓世間萬物生長。”科爾克霍恩在李希霍芬的基礎上發展了對中國的認識:“她(中國)具備一切構建偉大國家的因素,唯一缺少的是意志和引導的力量。有了這一東風,你會發現中國早就萬事俱備。中國多的是能人,他們擁有完美執行的能力,高度計畫的頭腦和勤勞工作的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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