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公蒙難記

2019-03-11 08:32:30

寅公蒙難記

本文來源《財經》雜誌2011-11-14

關於逃難經過與顛沛流離之苦,陳寅恪在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的信中有一段泣淚滴血的敘述

陳寅恪的學問馳名海內外,但他為學界廣泛矚目的起點卻在執教清華、名列國學院“四大”導師。進清華大學前,他雖然放洋十餘載,於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

不過,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但三位卻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是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

但作為片紙皆無的陳氏,如果沒有王國維與梁啓超兩位大師的鼎力相助,僅憑一個頭戴主任空帽並無實際權力的吳宓推薦,恐怕難以踏進清華的大門。

王與梁二位大師皆與陳家有一段淵源。王國維與陳寅恪均受過晚清大學者沈曾植的指導與影響。1915年,王國維經羅振玉薦引得識沈曾植,後二人情誼甚篤。沈為寅恪父執,與其父陳三立酬唱密契,作詩吟賦,共為“同光體”詩派領袖。

梁啓超不僅是陳家舊識,且與寅恪祖父寶箴、父親三立、長兄衡恪祖孫三代交誼篤厚。正因為陳寅恪與王、梁二人有如此淵源和交情,兩人為其進清華園助力,沒有片紙學位和一頂學歷帽子的陳寅恪才以導師的資格踏進了風景秀麗的水木清華,開始了悠悠四十載傳道、授業、解惑的“師者”生涯。

困頓孤島

但清華國學院卻未能長存,成立短短四年,在鑄就一段輝煌後,就已風雨飄搖。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成立之時,傅斯年趁機盛情邀請,陳寅恪應允並前往廣州,成為史語所歷史組主任。

到1929年春末,史語所由廣州遷往北平北海靜心齋辦公。作為歷史組主任的陳寅恪仍在清華授課。這年9月,傅斯年與陳寅恪籌劃成立了“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編刊會”,除傅、陳二人外,另聘史學大家朱希祖、陳垣以及年輕的學術中堅徐中舒為編刊委員,擬列了一個龐大的出版計畫,歷史組人員一邊整理、分類、編目,一邊刊布印行,將珍貴史料公諸於世,取名為《明清史料》。

這是陳寅恪一生在生活上最舒心,精神上最得意,學術上最有創見的極盛時期。但抗日戰爭的爆發,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陳攜家眷隨清華師生遷長沙,繼而由長沙轉香港赴雲南,不料初到香港,夫人唐因旅途勞累過度,心臟病突發,三女美延又身染百日咳,高燒發熱,晝夜尖叫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在陳寅恪的好友、香港中文大學許地山的幫助下租賃了一間房屋暫住下來。陳寅恪不久後告別家人,獨自取道安南海防市抵達雲南蒙自西南聯大文學院。

不久後,他迎來意外驚喜。1939年春,他收到牛津大學漢學教授聘書,請其赴牛津主講漢學。但當陳在香港等候赴英之際,忽得中國駐英大使郭復初發來電報,謂因時局關係,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這時,返回昆明的路線又被截斷。陳氏走投無路,一面寫信請傅斯年“如本所及聯大有遷地之訊息,乞速示知”,一面做攜家眷內遷之打算,並通過許地山在香港大學暫時謀得一客座教授職位,以換取微薄的薪金維持生計。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港島失陷,陳氏一家錯過最後一次機會,未能及時逃離,從而陷入港島,遭到天命與際遇雙重的不幸。由於學校關門,糧庫封鎖,錢糧來源皆已斷絕,陳家只靠一點存糧維持一家人的生命。陳氏困坐家中,惶惶不可終日。為節省口糧,唐開始強行控制家人進食,孩子們能吃到紅薯根、皮,就甚覺味美無窮。

忽一日,日軍又要徵用陳寅恪家所租住樓房作為軍營,勒令所有住戶限期搬出。然而街上交通封閉,日軍在路口架設鐵絲網,動輒開槍殺人,常有過路者無故中彈倒地而亡。聞知將遭驅逐的訊息,全樓人驚慌失措,皆感大禍臨頭又不知何以應對。

如此情景,不僅全家人眼眶濕潤,連要告辭返鄉的保姆也哭了。”危難間,陳寅恪決定不再顧及個人安危,豁出性命與日軍一搏,遂毅然下樓與兇悍的日軍交涉,終使對方同意延長時日,以留出居民搬遷的空隙。後因這支軍隊突然奉命開往新的戰場,全樓才得以倖免。

剛剛躲過被驅逐的厄運,夜幕沉沉中,忽又傳來對面樓上陣陣悽慘的哭叫聲與撕打聲,睡夢中的陳家驚恐而起,緊張地聽著外面的動靜,直到天將大亮哭叫聲才漸漸平息。次日有鄰居轉告,說是昨夜前方樓上一家五個姑娘遭到日本大兵的強姦污辱。

此時陳家大女兒流求已上國中,母親唐聽罷打了個寒戰,立即從身旁摸過剪刀,一把拉過流求,不由分說,“嘁里喀喳”把頭上的長髮剪掉,又找出陳寅恪的舊衣讓其穿上,女扮男裝,以躲避可能的不測。

飛狗院長

1941年初,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遷往四川南溪李莊,傅斯年致信陳寅恪,告之訊息,並雲西南聯大也即將遷川,其時已在四川敘永建分校,如在香港不能支撐,可攜家眷由香港轉赴四川李莊,專任史語所研究員兼歷史組主任一職。

但陳寅恪在勢如牢籠的港島左沖右撞,總是突不出重圍。1941年12月8日,震驚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發。同一天,日軍開始進攻港島。13日,九龍半島淪陷,25日港島失守。

12月18日,國民政府派出的最後一架飛機抵達香港機場,那些尚未來得及離港的政府要員和文化名人,已是大難臨頭,到了生死攸關的最後一刻。

按照國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議,被傅斯年譽為“三百年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國學大師陳寅恪,當之無愧地被排在了“搶運”之列。但當陳寅恪於兵荒馬亂中攜家帶口匆忙趕到機場時,卻被無情地擋在了圈外。阻擋者乃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的夫人宋藹齡、女兒、隨從和眷養的一大批保鏢。孔家二小姐、時常裝扮成半男不女模樣的孔令俊,從容地指揮她的隨從、保鏢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洋狗、甚至私人用過的馬桶全部裝入機艙,強行下令開拔,甩下了一群站在圈外,於淒雨寒風中悲憤交加、捶胸頓足,徒嘆“奈何!奈何!”的黨國大員與文化名流。

訊息傳到西南聯大,許多師生都以為陳寅恪此次在劫難逃,已經在亂槍流彈中死去了。整個西南聯大師生沉浸在莫大的悲痛與激憤中,積壓在心中的怒火如電石碰撞,瞬間爆發。時在西南聯大任教的吳晗在課堂上對學生們說:“南宋亡國前有個蟋蟀宰相,今天又出了一個飛狗院長,真是無獨有偶啊!”力主師生起來反抗。

就在國內群情激憤,四處聲討“飛狗院長”之時,陳寅恪並沒有死去。他與家人已顧不得“國法”與“公理”何在的是非之爭了。經過一番苦心孤詣的秘密籌劃,終於在1942年5月5日突出重圍,攜家登船離開墳墓般的孤島,取道廣州灣(即湛江)返內地,一路艱苦跋涉,終於同年6月抵達桂林。

關於逃難經過與顛沛流離之苦,陳寅恪在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的信中有一段泣淚滴血的敘述,信中道:“此次九死一生,攜家返國,其艱苦不可一言盡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既有二個月之久未脫鞋睡覺,因日兵叩門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遷四次;至於數月食不飽,已不食肉者,歷數月之久,得一鴨蛋五人分食,視為奇珍。”

投奔燕大

抵達桂林後,陳寅恪一家最初落腳於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歷盡千險萬難,死裡逃生的陳家,自是百感交集,愴然難忘。

不久,重慶方面的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命人將聘書匆匆發往桂林,請陳寅恪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研究員”,讓他身在桂林,卻領取專職人員薪酬。而這一切,在李莊的傅斯年還被蒙在鼓裡。

就聘任陳寅恪一事,葉與傅曾有爭論。有一點是傅斯年斷然不能同意的,這便是專職與兼職之區別。他在給葉企孫的信中說,陳寅恪來史語所任專職,則是傅氏本人及全所同人渴望日久之事,但由於中央研究院和本所有嚴格的制度和服務規程,故陳寅恪不能常住在桂林而遙領本所專任研究員之薪水,必須來李莊住在史語所租賃的房中辦公,才可以拿專任之薪。

所以,得知葉企孫竟瞞著自己這位史語所掌門人於不顧,擅自聘陳寅恪為“專職”之後,傅斯年怒火頓起,竟至寫信給葉,以筆當炮討伐之。同時,傅斯年又提筆寫下了“總處所發聘書,乃假定兄到李莊者”的電文,請管理圖書的助理員兼事務秘書那廉君發給陳寅恪。陳氏看到電文後即刻回復,表示自己深知史語所的規定,已將聘書退回。

傅斯年又多次去信勸陳離桂遷川。但婉拒一份額外薪水的陳氏夫婦貧病交加,難以成行。在傅的一再催促下,陳寅恪於1943年1月20日致信傅斯年道:“弟所患為窮病,須服補品,非有錢不能俞也。奈何,奈何!”次日凌晨,陳氏繼續前一日因病情未能寫完的信,再道“若如來示所云,弟到李莊薪津約月千七百元,不識(知)何以了之也。弟今則賣衣物為生,可賣者將賣盡矣,因怕冷不能賣皮衣棉被,皮鞋則早賣矣”。

眼見李莊地處偏僻,缺醫少藥,生活異常艱難。這對患病在身,雙目即將全部失明的陳寅恪而言,顯然無法生存。而此前他已接到燕京大學聘書,在同俞大維一家協商後,陳氏無奈決定赴條件稍好的成都燕京大學任教。

多年後,李濟之子李光謨說:陳寅恪之女陳流求在一封信中告訴他,寅恪先生全家由香港返回內地時,他原打算回到史語所工作,後因得知李濟兩個愛女不幸夭折,說明當地醫療條件很差,陳先生擔心自己和家人身體無法適應,乃應燕京大學之聘去了成都。

陳寅恪原是奔李莊而來,最終卻舍李莊而去。自此,一代史學大師失去了李莊,李莊失去了這位300年才得一見的大師。李莊與大師之間的緣分,如滾滾東流的長江之水,一去不返。

作者為近現代文化史研究者

【作者:岳南/文 】

相關文章
精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