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失魂》晉商的“胎記”是什麼?官商勾結相伴行百年

2019-02-25 17:48:52
《晉商失魂》晉商的“胎記”是什麼?官商勾結相伴行百年作者: 來源:發布時間:2008-08-01 08:00:00 點擊次數:17639

晉商的“胎記”是什麼?官商勾結相伴行百年

縱觀晉商“發家史”,我們可以看到,晉商之所以在明清崛起,其關鍵,是政府以及政府推出的政策,晉商在其興起與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注重與封建政權力量相結合——商人以盈利為目的,政府制定和實施的政策對商人的經營活動有著很大影響。因此,商人極力想以其財力通過結營仕宦或代理人(親屬、鄉親、觀點一致的官吏)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這一點,貫穿晉商的五百年興衰史:封建政府把他們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提供軍協餉供應的工具;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有著不一般的相互結托關係。官商勾結,實現各自的願望與利益,由此,官商勾結獲益成為晉商一個最大的特色。

明中葉,晉商推動明政府與蒙古貴族議和開馬市,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事例。蒙古地區是單一的遊牧區,非常需要中原的糧食、綢布、鐵鍋、藥材、茶葉等商品。但蒙明處於敵對狀態,明政府對蒙古採取防範態度,限制中原的商品流入蒙境。自然,蒙古所產的牛羊及畜產品也難以流入中原,即便有時進行貿易也是朝貢式貿易,遠遠不能滿足蒙古對中原物資的需要。因此,蒙古貴族統治者常常率軍入關攻擊明軍,掠奪財物,這樣明蒙雙方就長期處於敵對狀態。隆慶四年(1570),蒙古首領俺答的孫子把那漢吉與俺答發生矛盾,把那漢吉盛怒之下出走而投降明朝,因此引發了在處理把那漢吉問題上的朝政之爭。饒仁侃、武尚賢、葉夢熊、趙貞吉等主張採取強硬軍事手段,王崇古、張四維、張居正等主張議和開馬市。王崇古是議和的主要推動者,所以《明史》載:“貢幣之議崇古獨成之”。王崇古的外甥吏部尚書張四維也是議和的積極推動者。張四維為了實現議和及開馬市,曾設法聯絡內閣大臣高拱。《明史》載:“俺答封貢議起,朝右持不決。四維為交關於拱,款事遂成”。由此可見,張四維帶動高拱,形成張、高的聯合行動。王崇古與張居正之間書簡也很多,這樣王崇古、張四維的“議和”說就得到了身居中央要職的高拱、張居正的強有力支持。到隆慶五年(1571)三月,議和派終於占了上風。明朝政府決定與蒙占議和,封俺答為順義王,允許與蒙古通商貿易,即每年一次在大同、宣府、山西(偏關)三鎮的長城以外開設馬市(後來發展到在陝西、寧夏二鎮也開馬市,每月一次在長城的各關口也開設小市場)。其交易商品除布帛、菽粟、皮貨外,還有服裝、針、線等雜貨。隆慶五年(1571)四月發生了御史郜永春彈劾王崇古、張四維之事。這一彈劾雖不直接涉及隆慶議和問題,但從彈劾時間來看,是對議和派的不滿,涉及到朝中權力之爭。不久,兵部尚書郭乾辭職,次年五月,首鋪李春芳辭職。接著,高拱、張居正先後出任首輸,與王崇古、張四維有姻戚關係的楊博出任吏部尚書,反對議和的戶部尚書張守直辭職,由山西籍官僚王國光就任戶部尚書。可見,圍繞議和問題在朝中還出現了權位之爭,並以議和派占居上風而告一段落。不難看出,王崇古、張四維等在議和開馬市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更應該看到,推動這一政策甚至影響朝中權位之爭的背後,還有著以晉商為代表的商人的推動與影響。對此我們從王崇古、張四維的家世及其言行中即可看出來。王、張均為晉商家族。王崇古之父王瑤、伯父王現、長兄王崇義、從弟王崇勛、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張四維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張四維的父親張允齡、叔父張遐齡、弟張四教、岳父王恩、妻見王海等也是晉商。王氏、張氏均為大商,主要在沿邊進行糧食、綢布、鹽業等貿易,擴大與蒙古地區的貿易,將會給他們帶來巨額商業利潤。因此,他們通過在朝中做官的親人影響朝中政策的制定,最終達到明蒙議和與開馬市的結果。正如王崇古在上疏中所說:“先帝既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旨,自陷重辟。但敵勢既異昔強,我兵亦非昔怯,不當援以為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故。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明史》卷222)。在隆慶議和與開馬市問題上,晉商通過朝中官僚發揮了一定影響。{分頁}

晉商在政府及官員的眼中,其最大作用就是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軍協餉供應的工具。如“開中法”的實行,就是明政府為北方邊鎮軍隊籌集軍餉,實行由商人提供邊鎮軍隊糧、布餉需,換取鹽引,到指定鹽場支鹽和販運鹽斤。明政府通過這一辦法的實施,既解決了北方邊鎮軍餉,又收到了鹽稅,而晉商也因此而興起。入清後,清政府則把山西視作“商賈之途”,是“財賦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許多大規模的軍事活動得力於晉商的贊助。1720年西北準噶爾叛亂,清政府調集重兵征剿,當時因路途遙遠,運輸糧秣成為最突出的問題。晉商得知後積極地隨軍進剿,代運軍糧。據《清史稿》記載,“介休范氏隨師征準噶爾,輸米饋軍,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1721年)再出師。以家財轉餉;計谷多寡,程道路遠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兩五一至二十五兩有差。累年運米百餘萬擔。世宗特賜太僕寺卿銜,用二品服……”。除平定三藩之亂、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之外,平定大小金川叛亂,及在鎮壓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太平天國、捻軍起義等的軍事行動中,都得到了晉商在財政上的支持。有個叫王繩中的晉商一次贈給乾隆白銀—百萬兩作為報效,被稱為“百萬繩中”,清王朝則用“賜產”、“入籍”、“賜職”以及特許經營和貸給資本等方法,給晉商提供種種經濟和政治特權,如特許晉商經營鹽業以及對日本的銅貿易等。此外,晉商的票號還為清政府匯解京餉和軍協各餉,解繳稅款,為政府籌措匯兌款項,承匯商款,還本付息等。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資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為內務府來辦宮廷用品外,從康熙到乾隆年間又為清政府運送軍糧,建立了功勳。當清廷制錢用銅奇缺時,范氏又作為最大的洋銅商,往返於東土與東瀛間。山西票號創立後,晉商又為清廷代墊代辦匯兌軍協餉、籌借匯兌抵還外債、代理部分省關的財政金庫等。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發生,西太后、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時,又由晉商借銀40萬兩,以解皇室經濟開支燃眉之急。事後,清廷令各省解京餉款,改匯山西票號老莊——平遙、祁縣、太谷,頓時山西平、祁、太票號總號成了清廷總出納。次年,西太后、光緒帝由陝返京,仍由山西票號繼辦“迴鑾差款”匯兌。所以有人說:“山西票號是清廷的財政部”,此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晉商與封建政府之間的結托關係,表現形式很多,如明代揚州鹽商,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正是晉商與政府有著特殊關係,政府優待晉商而歧視徽商之明證。入清後,晉商在政治方面的優勢依然沒有動搖,徽商為了爭取上風,不得不採取交際方式籠絡政府官員。在這方面,晉商不僅毫不遜色,而且自有獨到之處,以致與政府達到如膠似漆的地步。對於有希望科中之省試和入都應試者,其沿途川資,可由山西票號匯兌,川資不足可由票號借款。對於有銜無職的官員,如果有相當希望、靠得住的人,票號也予以墊款,代他運動官職。既放外官,而無旅費赴任者,票號也可先行墊支。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蔚泰厚票號蘇州分號致京都分號信稱:“又復開去王家言老爺三代單一紙,恐前信遲延,耽誤伊功名大事。”“今封去黃國校、朱錦文二位捐從九品職三代各一紙,查收遞捐。”“今封去周學浩兄,由俊秀捐從九職,黃偉、司靄雲二位由俊秀捐監生履歷各一紙,查收遞捐。”蔚泰厚京都分號復甦州分號信稱:“所有李北春兄等之功名,均已遞捐,伊用過咱平定銀一百四十七兩零八分,黃偉、司靄雲二位各用銀一百四十五兩零八分,周學浩、鄭錫周二位各用銀一百一十八兩四錢”(《山西票號資料集·書簡篇》)票號替上述人索取功名或官職之人墊付活動銀兩,乃是一种放長線吊大魚辦法,以後這些人一旦得志,對於票號所經營業務定能予以照顧與關照。

這些靠票號從經濟上幫助走上官場的儒士,以後便成為與票號有著特殊關係的官員。山西票號還為一些人代辦代墊捐納官職。鹹豐時,清政府為籌集軍餉,大開捐納鬻官之門,規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擊、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實官和虛銜。山西票號乘機居間攬辦,對捐官者票號予以保守秘密,而票號也得到了官僚的庇護。已捐虛銜者,為了取得實職,還要靠票號為其打聽訊息,如某地官位有缺,如何運動,打通關節。已放實官者,為了取得更高一級的職務,亦請票號代辦“印結”。所謂印結,實際就是一種簽有印鑑的證明文書。票號上結尚書、郎中,下交門房、庫兵,手續嫻熟,能夠辦通捐納。票號平時自親兵至郎中,分別等級行賄,逢年過節必贈款送禮,臘月二十到除夕,每日兩三輛轎車專門拉包送禮,自管事至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贈送。對王公大臣,均在“相公”處殷勤接待。所謂相公地方,乃是布置精緻、雅靜,招待周到之處。因為王公大臣絕對不到妓館等下流交際場所,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所以就有了“相公”地方。當由票號打通關節取得實職後,這些人自然感激票號,於是個人存款,賄賂橫財盡存票號,公款業務也照顧票號。票號對這些人的存款也代守秘密,一旦遇到查抄處分,票號均予保護,或轉匯原籍支取。這樣,官僚在票號的支持下,得到高官厚祿,票號則在官僚的庇護下得到了存款匯兌公私款項便利,擴大營運資本,並得到了官僚的政治保護。三是加強與達官貴人的勾結。山西票號為了發展業務,又進一步加深與達官貴人的勾結。如大德通票號與曾任山西、四川巡撫的趙爾豐、九門提督馬玉琨、山西巡撫岑春煊、丁寶銓都有密切往來。兩湖總督端方曾在大德恆財東祁縣喬家居住。大德通票號經理高鈺與趙爾豐關係甚密,趙調遣、高則隨往。合盛元票號漢口經理史錦剛是兩湖總督瑞徵的乾兒子,總督府差役稱史為“三少”,不敢直呼其名。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百川通廣州分莊經理邢象賓是張府常客。袁世凱為了巴結北洋大臣李鴻章,是在三晉源票號經理的精心安排下,使袁在票號賬房得以拜見李鴻章。同治年間,左宗棠收降董福祥,對董的軍餉調撥需有人經辦,遂與蔚豐厚票號商議,由蔚豐厚派人在迪化設立分號,經匯和收存童福祥軍餉。可見票號與高級官吏形成了朋比為奸,互為利用的關係。

對於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號更是施盡手段交結。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稱:“票莊與官僚的私下交結,更多趣聞。……在京的幾個大的票莊,拉攏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碼頭,不啻為督撫的司庫。”最著名者,如蔚盛長交好慶親王,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粵海關監督某氏,大德通交結趙爾巽和慶親王,三晉源交結岑春煊,日升昌交結歷任粵海關監督、慶親王、倫貝子、振貝子和趙舒翹等。據說張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後,從原籍赴京想謀取更高官位。為了打通關節,張曾拜訪日升昌票號,想借銀十萬兩,日升昌因數目大未能爽快答覆。張又改去協同慶票號,該號經理早已派人打聽到張去日升昌之用意,對張的要求滿口允承,並聲稱:十萬銀不算什麼,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個摺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數字。張聞言大喜。而經理的打算是,既拉攏住張,又看張究竟能出任什麼官,借銀也可隨機應變。後來張放任兩廣總督,張便把兩廣財糧國稅均交協同慶解交,協同慶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萬銀兩。山西票號還為封建官吏窩藏贓款。如安徽蕪湖道童謠圃,在卸任還鄉時,將搜刮來的十萬兩贓銀,交蔚豐厚票號匯回重慶,每年支取一萬兩,十年交完,而不計利息。重瑤圃放棄利息,表面看來有些損失,實際上他是因為從數千里外運回重慶銀十萬兩,不僅運費浩大,而且有風險,贓銀一旦被人發覺或被御史彈劾,不但銀子保不住,本人也會身陷囹圄,甚至遭殺身之禍,但與票號勾結起來,採取匯兌辦法,則可保無虞。山西票號利用其與封建官吏的交結,對擴大業務和謀取利潤帶來了好處。如各省解部款項,原來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戶部解款。但是手續繁雜,戶部財庫人員常常挑剔、刁難。山西票號卻不同,交款毫無阻擋。所以各省皆把通過山西票號解款,視為捷徑。

不但如此,到後來,晉商開始直接拿票子買官了。據山西巡撫哈芬、恆春、王慶雲等奏摺不完全統計,日升昌、元豐玖、志成信、協同慶、協和信、蔚泰厚等票號的財東和主要經理人員,都捐納銀兩,買有各級職銜。據清檔記載,太谷志成信票號財東,議敘員外郎、監生,著實賞給舉人,仍留員外郎銜,並賞戴花翎;另一人議敘守備職銜,著注守備銜,作為貢生,以道員分發陝西分缺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太谷錦生潤票號財東曹培滋,著以郎中不論單雙月選用,並賞戴花翎。平遙日升昌票號財東李箴視,不僅自捐官銜,還給已死去的父親、祖父、曾祖父捐銜,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輩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頭銜,李家的婦女均受封為宜人、夫人。平遙蔚字號首任經理毛鴻(歲羽)、從其父親到玄孫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將軍”、 “大夫”,花翎頂戴,女子亦都為“夫人”、“恭人”。三晉源、百川通、長盛川票號財東祁縣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騎尉守備銜、守御所“千總”;其子渠應璜,受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直隸州州同;其孫渠長嬴,受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妻孟、羅、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恆票號祁縣喬家:喬景僖受花翎員外郎,喬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貢生,喬景信受花翎二品銜補用道員,喬景監受花翎員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頂戴。天成事票號經理張河錦捐銀450兩,準為監生共賞給守御所千總銜。{分頁}

就這樣,晉商與政府、官員在長期的“合作”中謀取各自的利益訴求,從而形成了一種三方互動的利益捆綁關係。從根兒上說,清政府的一些官員在先天上就離不開晉商。一些窮儒寒士完全是靠著晉商的經濟資助才得以進京應試,考中後又靠晉商利用他們的種種關係尤其是雄厚的經濟實力代為活動,使自己順利地走馬上任,然後又由晉商再想方設法幫助自己放任外官,上任之前準備盤費,上任之後打點上司、修建公館、僱傭下人等等大量花費都要靠晉商幫忙,這樣的官員怎么能不在日後為晉商大行方便?如張之洞出任兩廣總督時就曾得到過晉商票號協同慶的大力支助,而協同慶因此得以順利地在兩廣設立分莊,拓展業務。還有一些官員靠晉商票號為自己代辦代墊求職捐納,靠他們提供財力進一步升遷乃至為自己提供行賄資金。另一方面,晉商在長期經營活動中必須用金錢賄賂官員、權貴,從而謀求種種經營特權。商業由官府所操縱,官府就成為商業情報和市場信息的重要信息源。晉商總是千方百計地打探朝廷的動向如政府軍事行動、皇帝外巡以及官員升降、調任等各種官場內幕訊息,所以官員們就以向晉商“透風”作為特別“關照”。大德通的掌柜高鈺,在大德通幹了50年,其中有20多年是當老大,以善於與高官交際出名。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時,大德通對於朝廷和戰局的一舉一動,掌握得十分清楚,甚至很多官吏要通過大德通,來了解朝廷和戰局的動向。在慈禧西逃期間,高鈺和隨駕的內閣學士桂月亭聯繫緊密。有一天,桂月亭告訴高鈺一個絕密的信息:“鑾駕定於初八日啟程,路至祁縣,特此奉聞。”如此絕密的軍情信息,高鈺預先知聞,可見他與朝廷大員的關係有多鐵。而大德通與朝廷關係的登峰造極,就是慈禧下榻在大德通票號,隨駕的董福祥等大臣,則住在協同慶票號。到了1949年土地改革的時候,大德通票號的東家、祁縣喬家堡的喬家女主人,還保存著慈禧在大德通住的時候,隨手所賜的金釵。大德通票號在下一輪官銀匯兌解禁的金融競爭中自然而然順理成章地搶占了先機。在喬家堡住過的大人物,不止是慈禧。湖廣總督端方,也曾經在喬家堡的中堂住過。大德通的高鈺,與趙爾巽的關係非同尋常。趙爾巽去什麼地方當巡撫、總督,高鈺常常跟上,人稱“二督撫”。合盛元票號的漢口經理史錦剛,是湖廣總督的乾兒子,總督府的辦事人員,都不敢直呼其名,叫他“三少”。袁世凱當年還是政壇新星的時候,想巴結當時的朝廷柱石李鴻章,多次求見未成,最後還是請三晉源票號的老闆,引他在票號的賬號見到了李鴻章。

晉商通過和官員的合作降低和分散了許多商業風險,趨利避害本無可厚非,但官商勾結使晉商有時把私人經營風險通過官員的權力轉嫁給了政府來承擔,形成商家和官員共同得利而政府利益受損的情況。

與此呼應的是,清朝政府的官員更熱衷於結交晉商,尤以結交票號商為實惠和時尚,而且還可以籍此樹立自己的“親民”官譽。清政府官員並不需避諱自己和晉商的來往,很多官員如左宗棠、李鴻章、岑春煊、端方甚至於慶親王奕匡都和晉商過從甚密。朝廷的王公貴戚、達官顯要以及各地的封疆大吏都和晉商票號掌柜們打得火熱,他們不僅讓晉商票號經辦匯兌公款,而且逐漸讓他們參與地方收取賦稅。清律迴避制度規定官員不得在原籍任職,任職必須在原籍行省五百里之外,於是大部分官員都同專門辦理匯兌業務的票號發生了聯繫,一些官員把貪污、搜刮來的贓款低息或無息存入票號,票號籍此利潤頗豐,同時為這些官員的“隱私”嚴格保密,萬一這些官員翻了車,晉商票號也會想盡辦法讓他們存在自己票號的款項安然無恙,晉商票號可以稱得上是清政府官員們忠實的財務代理人。發展到後期,清政府很多官員決定把一樁大業務交由誰家商號來辦理甚至直接取決於誰家商號的“孝敬”豐厚。官員們得了晉商的好處,自然為其大開綠燈。個別官吏勾結晉商獲取非法利潤,比如利用公家銀來獲利,有的官吏甚至私下將官銀支借給晉商商人最終下落不明。有些朝廷命官以上欺下,在地方官員面前為和自己交情好的商家撐腰做主,用自己的權力地位帶來的威懾力量“罩”住他們。官商相助,利益均沾,官員與晉商漸漸地形成了撕扯不開的複雜關係。而這種關係,也為晉商的失敗埋下了伏筆。正如晉商研究人員范衛峰、鄭華玲在一篇文章中寫到的:與官宦的深度接觸,對官場的過於依附,使晉商漸漸失去了獨立特行的本色,淪為“不敢對威權說不、又與威權交結、再受威權敲詐”的“弱勢群體”。儘管那些身居平遙、祁縣、太谷等偏遠小城的總號大掌柜們曾經從容地藉助官府的力量,“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甚至一度風風光光地遙控過朝廷的顯貴、左右過國家的大政方針,可當他們不再是純粹的商人,而成了所謂的“龍代表官”、“龍代表商”,這種如膠似漆般的深層次官商勾結,便注定了當清朝政府滅亡之時,昔日風光無限的晉商也難逃隨之土崩瓦解這一“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厄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清朝都被推翻了,依附於清庭的晉商還有立足之地么?如果你的生意被官府里的大爺們盯上了,倒霉的事情就來了。譬如,雷履泰於1823年創辦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這個來自山村的商界奇才成為中國銀行業的創始人,日升昌則為中國銀行業的“鄉下祖父”。1914年農曆9月,在金融界活躍90餘年的日升昌票號宣告倒閉。當年的《大公報》上曾有人撰專文分析其倒閉原因,最主要原因是廣西官款。廣西官府催迫甚急;動輒率兵威脅,計一年之中提取十餘萬兩,猶日日前往催取。看到了吧,雷履泰的下官帽戴得多么沉重,代價多么巨大,可以說滅頂之災。當然除了官商勾結之外,山西票號的沒落,還敗於其與現代化銀行的競爭。

一位才氣逼人,署名“小酈子”的女子在天涯社區如此感嘆:

無疑,晉商是聰明的,在大多人選擇去適應環境的時候,他們卻獨闢蹊徑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路。為什麼不呢,清入關的經費是靠了他們的贊助,清政府的鞏固也離不開他們的經濟支持,有這樣良好的基礎,就可以在清入關之後的二百年內,遊刃有餘地遊走在商場和官場之間了。

但正是這莫大的榮耀,讓一部分晉商開始忘乎所以地叫囂: “朝廷離不開我!”,驚醒了權貴的不安與妒嫉。晉商說到底還是晉商,有其天真單純的一面——始終以“小我”的利益為其價值體現,遠沒有官場的野心與殘酷。他們想的更多的不過是實在的看得見的利益,幻想依靠政府的“情義”上來獲取儘可能大的商業利益。這是他們前所未有的局面,也是他們與封建政權休戚相關的根源。

的確,走官商道路的確可以在短期內發達,但是其間充滿風險,而且已經嚴重地與道義相背離。赤裸裸的錢權交易,靠錢財發言,實際已是非常單薄脆弱,想玩官場的最終被官場所玩,想依賴官場的最終被官場所拋棄。

所以,為自己的強大付出昂貴的代價,從一開始就已經注定。

誠哉斯言!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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