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化”的中國

2019-03-05 19:25:28
近年來的中國社會有一個趨勢,就是江湖化,這是最近在思考陳永洲事件以及一些其他事件得出的一個感悟。
還是以陳永洲事件為例吧,不談法律、不談正義,不談輿論監督之類這些高大物,其實這件事的很多東西大家心知肚明,兩大門派爭霸,雙方都請人助拳,一個請來刀筆訟師,把對手狠狠的毀了一頓,另一個則請來六扇門的捕快,把刀筆訟師給端了。而且,雙方都打著替天行道,匡扶正義的旗號。
江湖化的核心是什麼?是恩怨,恩怨背後則是糾結不清的利益。利益與恩怨是江湖一切行動的最終目標,其它所有都是手段。但江湖與叢林又不一樣。為什麼中國很少提叢林而只說江湖?只因為江湖比叢林多了一道遮羞布,叢林是赤裸裸的弱肉強食,強者為王。但江湖上,卻有道義,有自己的規則,為了利益和恩怨,可以不擇手段,但前提是一定要聽起來漂亮。
所以,攻擊對手要打著輿論監督的旗號,而反擊則可以法律的名義。江湖化的可怕之處在於,它甚至程式都是正義的,目標也是高大的,但動機卻是陰險的。
官場也在江湖化。現在貪官落馬,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他一定是得罪什麼人了?而不是法律的尊嚴得到維護,正義得到伸張......但這在很多時候卻也是一種事實。在江湖化的官場中,法律除了會被用來剷除對手之外,還成為一種類似幫規的東西,上峰御下的工具,或者下級逆襲的利器。如果所有人多少都有些貪腐的瑕疵的話,法律當然可以被用來對付所有人。所以江湖化的官場比以前更兇險、血腥,以前鬥爭失敗或許還能閒置或退休之類,現在則直接是被送進去了。
既然江湖的一大特點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只要進了江湖,多少一定會沾上血腥,那就只能接受“哪能不挨刀”的結局。
媒體的江湖化道理其實也一樣。名門正派、左派右派,但真正堅持原則,君子固窮的又有幾派?現在流行的是標籤、是定位、是slogan,目的多是為了銷售。人們見了大V的倒掉會非常失望,以為偶像垮塌,殊不知,你看到的本來就只是一個大V的定位,只是一種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發售的格調。
或許有人問,江湖上也有自己的規則,如果這些規則能夠落實,就也不錯了,客觀上說也屬於一種公平,我們可以弘揚善的江湖規則,作為生活潛規則而成為法律的實用性補充。教授們講的適度的腐敗也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不就是這個道理嗎?相比於不收錢也不辦事,收錢辦事總能提高效率,而江湖規則就是了防止你“收了錢也不辦事”。
但與法律相比,江湖規則卻有一個致命的弊端,那就是缺乏普適性,而具有高度的選擇性和偶然性。法律講究的是違法必究,但在江湖上,惡人受懲往往只能怪他們運氣不好,被替天行道的大俠恰好遇到了。所以,江湖上還流傳著聊以自慰的另一句名言: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所以,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黃遠生在民國初撰寫《遊民政治》時會說:“吾國數千年之政治、一遊民之政治而已。”
社會為什麼會江湖化?這與江湖化的另一大特點--沒有下限,比爛--密切相關。
比爛,用科幻小說《三體》里提到的思想來說就是“降維競爭”。降維競爭是劉慈欣提到的一個大膽的逆達爾文似的構想,進化論講究的是優勝劣汰,但降維競爭卻主張主動把自己的生存起點降低,然後把生存環境也搞爛,從而使優秀者無法生存,達到劣幣驅逐良幣的目標。
我不能說劉慈欣受了王朔多少影響,但王朔似乎應該是這種比爛哲學的公開提出者,比如“我是流氓我怕誰”......發展到今天,這句話的解讀就是“人至賤則無敵”。注意,賤這個字與惡和壞是有區別的,它具有一種中國式聰明,風險很低,是提倡不擇手段的、冒險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進化與發展。
在降維競爭與比爛哲學指導下,一大批中國企業獲得本土成功,它們成功的把市場攪合成爛泥坑與沼澤地,自己則化身為喜歡爛泥的烏龜,這就是沼澤地效應。所以,在市場化初期,很有一批國際大牌敗在中國的沼澤地里,那些生存下來的,則被同化。所以,以後再見了星巴克中美兩地不同價,沃爾瑪販賣隔夜肉之類的也不要大驚小怪,非如此,你根本就見不到他們。
講到中國的現代化問題,無非兩個詞,民主現代化與法制化。而江湖化的中國恰恰就是站在法制化的對面,從這個角度說,法制化比民主更迫切,更直接。但問題是,脫離了民主,中國能實現現代的法制化嗎?畢竟,法制淪為工具,比沒有法制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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