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紀錄片《晉商》解說詞第四集:禍福之間

2019-02-17 01:44:58

公元1843年,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冬天,小雪初晴,雷履泰大掌柜的馬車離開小南街的宅院,到日升昌去。那一年他七十三歲,這位老人在舒適的馬車中,享受著票號成功帶給他的財富、地位和聲望。三年前他七十大壽時,平遙城中的商民特意將一面寫著“拔乎其萃”的匾額,掛在他宅院的廳堂之上。在平遙城兩千多年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商人獲得過如此殊榮。馬車的車輪輾過寂靜的街道,此時的平遙城已經呈現出一派富貴的氣象。

以日升昌、蔚泰厚為首的十九家票號,每年都會給這座縣城帶來一筆不小的收入,也帶動了鏢局、當鋪、茶樓、酒肆、車馬店生意的興隆,在平遙城中,甚至有了專營洋貨的鋪戶。平遙、太谷、祁縣這幾座山西中部的縣城,成為中國北方財富最集中的地區之一。

山西省財經大學副教授黃鑒輝:“到後期我做過假設、推算,在光緒三十二年的時候,日升昌14個分號,每個分號平均年匯兌量是231萬。那么按一個分號230多萬,當時假設最少也有400個分號,山西票號。因為有22家票號註冊的時候,說他們的總分號有358個,還有4家沒有註冊,沒有看到註冊的資料,358家加上4家的總分號,那么最少也有400家。400家,一家230多萬,那就是八億多兩啊。”

票號的興起,甚至引起了一些朝廷大員的注意。山西巡撫申啟賢在一份奏摺中說,“西北諸省陸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勢不能盡用銀兩,現錢至十千以上,即須馬馱車載。自不若錢票有取攜之便,無路遠之煩,甚便於民。”

雷履泰的馬車駛進了日升昌的後院。六年之後,雷履泰走完了自己八十年的人生道路。當他把自己苦心經營二十年的票號,交到繼承者手中時,他沒有什麼放心不下的事情,票號的一切都似乎會沿著一條平坦的大路發展下去。實際上老謀深算的雷履泰錯了,票號的未來充滿了意想不到的艱難。它的命運和此後整箇中國的命運一樣,注定要多災多難。

當雷履泰的馬車,輾過平遙城狹窄的街巷時,在廣西桂平縣的小村莊中,一個叫洪秀全的私塾先生,正在家中苦讀四書五經,此時在他的心中,來自西方的上帝和東方的孔子,正在做一番較量。

鹹豐元年一月,日升昌總號接到成都分號來信,報告太平軍擾亂不堪。大掌柜立即命令成都分號歸入重慶分號,暫作躲避。接著又命令廣州分號隨時觀察。太平軍剛進入湖北,各票號就急忙命令漢口的分號做好撤莊準備。結果還沒來得及布置妥當,太平軍已占領漢口,各票號損失慘重。這時候,一貫善於處理各種危機的山西商人完全慌了。

鹹豐元年四月,日升昌大掌柜甚至命令雇員,從戰火併未波及的廣州撤回。在撤莊信中大掌柜寫道,“務必速歸,早回為是,萬不可再為遲緩。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

在突如其來的戰亂面前,山西商人擁有的智慧、才幹都顯得無比脆弱、不堪一擊。過去他們引以為榮的財富、聲望,此時成為戰火中最先被攻擊和掠奪的對象。他們用整整一代人的心血建立起來的金融網路,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被交戰雙方的士兵撕扯得七零八落。

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梁小民:“應該說清朝中葉,正是晉商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那么那個時候,晉商的發展非常迅速。但是太平天國起義,破壞了江南的穩定,也破壞了江南的經濟,這給晉商的發展帶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晉商相當一部分人是做貿易的,做俄羅斯、蒙古,做這一帶甚至歐洲的貿易,那么貨源相當一部分是南方的貨源,比如說茶葉等等,那么這個戰爭一起的話呢,貨源中斷了,運輸遇到了困難,所以這對晉商的發展帶來了困難。另外一個呢,說晉商票號經營原則,叫做北存南放。所謂北存南放呢,就是在北方地區主要是吸收存款。因為我們知道在北方地區,有許多的王公,有許多的地主,這些人的存款呢,往往他們是存在晉商的票號裡邊。但是南方的工商業發展,所以南方需要巨大的資金。那么於是晉商就是把北方收到的存款,然後在南方發出去,貸出去,支持當地的經濟發展。可是戰爭起來以後呢,借到錢的這些商人沒法還錢了,於是晉商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戰爭對票號最致命的影響是商路、匯路的斷絕。當時許多官員的奏摺都談到了這種情況,福建方面說,“南北商船,聞風裹足”;江西巡撫說,“聞風鶴之警,舟楫不通”;安徽巡撫李嘉端形容長江水道當時的情況,用了這樣的話,“下游銷路未通,而上游之來源已竭。”中國最富庶的江浙地區,甚至因為“外地商賈皆攜貨以歸”而變得“民窮財盡”。這種局面,使得各家票號處於無生意可做,有生意也不敢做的地步。

公元1853年,鹹豐三年,太平軍的一支不足萬人的部隊逼近北京,如果單純從軍事角度衡量,這種孤軍深入,是不會對北京造成任何威脅的。但太平軍的這一舉動卻在京城老百姓心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北京城內的山西商人,也紛紛攜資出京返回原籍。

山西商人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這種舉動在北京引起了一連串的反應。

這一年三月,繁華的北京城幾乎是一夜之間陷入了一片蕭條,一半以上的商鋪歇業。這不僅打亂了北京城正常的生活秩序,而且使北京一下子多出了幾萬名失去生計的百姓。

原山西省人民銀行高級經濟師郝建貴:“造成北京城混亂局面的最初原因,是山西商人開設的票號、錢鋪、帳莊,同時收縮資本,只收不放。由於銀根緊縮,商戶周轉發生困難,所以大部分陷入停業狀態。後來軍機大臣山西人祁雋藻,向皇帝解釋說,平時京師的資金調度全憑票號負責,帳局負責資金接濟。但戰局惡化之後,不少擁有雄厚資本的山西商人,紛紛報官歇業了,攜資數千萬出京,致使匯兌不通,市場蕭條,而其他商號也告貸無門。”

遍布大半箇中國的戰亂,尤其是這一次京城的市場風波,也使大清朝廷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了山西商人強大的商業能力和他們驚人的財富。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琢磨,能否從山西商人鼓囊囊的錢袋中擠出一些錢來,用以緩解朝廷因為戰爭導致的財政危機。

鹹豐三年四月十一日,清朝宗室惠親王綿愉私下向皇帝上密折說“風聞近月以來,在京貿易之山西商民,已攜數千萬出京,則山西之富庶可見矣。若能實力勸捐,自不患無濟於事。”

六月二十九日,御史宋延春將京城的票號、帳局的名單呈報給皇帝,並說“臣訪聞得京師票號、帳局總計百十餘家。各有本銀一千數百萬兩,應請飭交戶部一併查明,傳集勸諭。”

十月十三日,御史章嗣衡乾脆將自己所知的山西富商全部列出名單,上報皇帝,以便日後按名單推派。

據清朝檔案記載,到鹹豐三年年底,山西商人向朝廷捐獻的軍餉,超過二百七十萬兩白銀,將近占了全國商民捐款的一半。

在此之後,朝廷的官員幾乎養成了一種習慣。只要財政吃緊,他們第一個想到的來源往往就是山西商人的腰包。

山西商人在這種近乎勒索性質的捐輸中並非完全一無所得。按照朝廷的規定,他們可以根據捐輸銀兩的多少,換得大小不等的榮譽官職。日升昌的東家就通過出錢,換來了四品知府的頭銜。當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鴻翽,更是不光為自己,甚至為家族中祖孫五代人,都換來了大大小小的頂戴。山西商人通過這種途徑,由商入官,憑藉官商結合的特殊身份,他們不僅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也獲得了別的商人無法得到的官場內幕訊息。正是由於他們建立了與官僚集團十分密切的關係,使他們日後在商場中獲得了很大的利益。

1862年,大清國和太平軍之間的戰爭已經有十個年頭了,紫禁城龍椅上的皇帝也由鹹豐換成了他的兒子同治。

這一年發生的一樁看似偶然的事件,又將朝廷和山西商人的關係向前大大地推進了一步。

山西省財經大學副教授黃鑒暉:“太平軍起義後期,又是捻軍的起義。因為當時這個清中央的財政主要來源是靠江蘇、廣州這些地方,那么捻軍一起義,就把由南到北這條官道給切斷了。再繼續運現銀,就不能走了。這樣條件下,廣東這個地方財政就開始票號匯兌。由於廣東這個成例,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湖北、江西這些省就匯兌了。”

山西票號創辦之後,在四十多年的時間裡,雖然已經替普通百姓方便快捷地匯兌了上億兩的白銀,在百姓之中享有很高的聲譽,但是朝廷一再堅持“祖宗家法”不可輕易改變的態度,禁止山西票號匯兌官府銀兩。

從1850年開始,清政府的各行省長官都以“道路不寧、裝鞘運現風險太大”為理由要求朝廷準許以匯兌代替運現。對於官府的這種要求,山西商人一面答應,一面又表示因為各地分號庫存現銀有限,希望地方官員可以先接受一張匯票,然後直接到北京提取現銀。

山西商人就是通過這樣的方法,變相地促使地方官員向朝廷施加壓力,同意票號匯兌官府銀兩的。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祁縣、太谷、平遙幾個縣裡,春節過得格外紅火。這一年朝廷終於取消了山西商人不準匯兌官款的禁令。農曆正月十三,各買賣鋪戶結束了春節假期,重新開張營業。各家門前不僅張燈結彩,而且在開門做生意前,還特意舉行了祭財神的儀式,山西商人都希望能藉助匯兌官款的良機而財源廣進。

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江沛:“匯兌京餉可以說是山西票號獲得的一次難得的發展良機。尤其在是經過十年的戰亂之後,民間的商業蕭條,商業銀兩往來日益減少的情況下,這種生意對票號的生存,可以說就是至關重要的。但是票號匯兌銀兩也不是一帆風順的。當時清朝一批官員都堅持認為這種做法會造成金融混亂,當時的湖廣總督官文就曾經上奏朝廷說,‘庫多收一批匯兌,即京城少進一批實銀。’所以就能造成‘銀貴錢賤’這樣一種狀況,所以力請禁止匯兌。此後關於究竟是匯兌還是運現,那么在官員內部先後發生過四次較大的爭論。”

光緒年間,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岩開辦的阜康錢莊倒閉了。阜康錢莊憑藉胡雪岩的官員背景,也正做著匯兌官銀的生意。它倒閉之後,虧空了朝廷上千萬兩的白銀。由於發生了這件事情,朝廷再一次下令禁止票號匯兌官方銀兩,並且在禁止匯兌的聖旨中宣布,官員一旦違禁,嚴懲不貸,強調各省督府要“知所敬懼”。

即使如此,一些地方官員向朝廷上書,為山西票號說情。四川總督丁寶楨給皇帝的奏摺中寫道,“川省銀號向無南商,只有西商,公私款項從無虧短與南省阜康有別”,以山西票號信譽卓著為理由,堅持由山西票號匯兌政府銀兩。

朝廷的這種搖擺不定的政策,對票號的發展造成了許多不利影響。為了爭取朝廷認同匯兌,山西商人付出了很大代價,他們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金錢,最終是把整個票號的命運壓到了一個毫無希望的政府身上。

山西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劉建生:“由於傳統中國社會中,歷來沒有一部商法,也就是說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國自始至終沒有商法。商人始終由於在傳統社會中的重農抑商政策,他沒有取得法人地位。在這種沒有法人地位的情況下,在政治上他是很弱小的一種弱勢的群體。正是基於這樣的情況下,沒有法人地位,又沒有立法保障的情況下,他需要庇護。因此他儘管有錢,他可以傲視權力,但他擺脫不了權力對他的干預。為了少被政府干預,甚至於如何能從政府那得到好處,也迫使他不得不和政府,兩者緊密結合。”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朱蔭貴:“它代替政府收解銀兩、匯兌,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貴族的存款,就是大筆的存款,不是小額的,是大筆的。那么辛亥革命,清朝政府倒台以後,它的兩大業務,一個匯兌業務沒有了,還有一個就是它的存款來源,甚至它貸出去的款,有一些王公貴族,比如說跟他們發生關係,長期建立的這種信用關係,貸出去的款收不回來,在戰亂中對它的損失很大。”

在山西商人與清朝政府合作的早期,這種危機雖然已經存在,但是它將造成的嚴重後果還沒有完全顯現出來。相反,那時候由於匯兌官銀,票號贏得了巨大的商業發展空間。從同治三年,1863年開始,山西票號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在此後的十年時間內,票號數量從14家發展到28家,票號業務由經營民間銀兩匯兌,也逐漸轉為匯兌巨額公款為主。這些存放在山西商人手中的公款是不計利息的,通過匯兌和經營這種沒有成本的資金,山西商人獲得了很大的利益。由於與官場有了十分密切的往來,一些創業時嚴謹樸素的山西商人,此時也開始染上了一些官氣。

上海市金融學會副會長洪葭菅:“我們也從許多資料上來看,山西票號一個經理,當地一個經理,他不是跟一般小官接觸,當地的巡撫、布政使,甚至於總督都可以接觸。有的人甚至於成為當地政府的財務顧問了。在這樣關係密切的情況下面,他的地位是很鞏固,他沒有問題的,甚至於政府發表新的官員任命時,他沒有路費,票號就借給他。跟政府密切結合,跟官員關係很深的,這樣的一個特殊情況。所以我們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講了,票號那時不可一世,聲勢很顯赫。”

在票號衰敗之後,《申報》上的一篇文章,比較深刻地分析了官商結合對山西商人發展造成的影響。這篇文章說到,“匯票往來不特通市之財,可以轉移,而天下之財亦可流通。所難者,自國家重商之後,凡屬殷富皆經大臣保舉。小而隸卒,大至監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氣而養侈體,一身之奉養猶有限也。而家人親族歲費浩瀚矣,一鋪之開銷雖大尚可算也,而官場應酬之事無所底止矣。”

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各級官員被看做是支撐社會的柱石。而商人在那個時候,社會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

由於存在著這種等級差異,所以官和商之間的關係就顯得十分微妙。大清國的官員雖然從內心中看不起山西商人,但又或多或少有些忌妒山西商人的財富。當他們把大筆公款交給山西票號匯兌的時候,就不免帶有恩賜的意味。他們並不認為山西商人的匯兌業務能使“天下之財可以流通”,而是只看到了票號通過匯兌官銀髮了大財,所以清朝的各級官員都自然而然地想從山西商人手中分得各種利益。

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梁小民:“應該說資本主義有個基本的概念,就是經濟是以個人為主體的。從這個觀念上說,如果我這個國家每個人都富起來了,那么這個國家,整個也就是強大了,也就富裕了。所以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裡邊講究‘藏富於民’。一個國家的實力,一個國家的財富在什麼地方呢?在老百姓手裡頭。”

記者:“那么封建社會講究什麼呢?”

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梁小民:“講究‘國強民窮’。比如說乾隆的時候,朝廷的財政增加了很多,但是那個時候呢,實際上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苦的。也就是它利用政權,通過稅收這種辦法,把大量的財富集中到政府手裡。這個時候民間沒有了創造財富的活力,所以經濟必然要衰退。所以,從封建社會的‘國強民窮’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藏富於民’,這不僅僅是一個財富形式的轉化,而且是一個制度的轉化。”

一百多年前,晉商是無法想清楚這番道理的。對他們來說,緊緊依附於朝廷不僅僅是一種最有效的生財之道,而且也是保障自己安全的最可靠的辦法,正是在這種想法的支配下,山西商人和朝廷的關係越走越近。

民間收藏家陳小健:“你看這個封皮上寫的就是揀選、揀選袖珍便攬,揀選就是動手揀選,這是個工具書一樣,一看也小,帶在身上方便,查找起來也挺好。這個內容主要是讓人買官的東西,買官的一個憑證,這裡頭都有,專業用書。山西人當時有了錢,做了買賣了以後說,看看查對查對買個什麼官吧。這裡頭他能查對出來,有個依據。像一品官多少錢,這裡頭都有。像買文官還是買武官,這裡頭都有,定了價。這個札子從年代來說應該是鹹豐年間。”

協同慶票號分莊常櫃後裔張燕生:“我聽我父親說,協同慶在西北的靠山是董福元,董福元是個武將,董福元他是個回民,他是甘肅還是寧夏一帶的人,實際上還是一個造反的一個綠林出身的。後來是左宗棠把他收編了,他人還是很有才幹的,軍事上。大西北一帶的文武官僚,董福元還是很有影響的。”

山西省財經大學副教授黃鑒暉:“在四川也有這種情況,四川要從成都和重慶票號運送現銀,四川還都是用擔子挑的,運送現銀請伕子用擔子挑,那也是請地方上給派出兵護送,這說明票號和官府之間的關係。”

山西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劉建生:“山西商人和政府關係,和官吏關係極為密切,像大家所知道的左宗棠、李鴻章、岑春煊、端方甚至於慶親王奕劻,山西商人和他們過從甚密,這也就為兩宮西幸時期,訊息靈通,山西知道了兩宮西幸。”

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光緒倉皇出逃。當慈禧的車駕即將進入山西境內時,最早知道這個訊息的不是山西的官員,而是一位山西商人,大德通票號的大掌柜——高鈺。

1900年八月,高鈺接到了一封密信,寫信的人是跟隨慈禧、光緒西行的內閣學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寫道“鑾輿定於初八日啟程,路至祁縣,特此奉聞,擬到時趨叩不盡。”接到信後,高鈺做了他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投資。他不僅把大德通大加裝飾一番,作為慈禧、光緒的臨時行宮,而且籌措銀兩,為慌亂出逃、行囊羞澀的慈禧準備了一筆不小的旅費。

1900年八月初十,大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走進了大德通的大門。由於他們的到來,山西的這家票號暫時成了整個帝國的中樞。第二天一早離開這裡時,山西商人的接待,給那一對落難的帝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作家王進:“慈禧皇太后給山西商人留了個大人情,一筆是由各省督府解繳中央的款項,全部由山西票號來經營。另一筆是將庚子賠款連本帶息,約十億兩白銀交由山西票號來經營。”

山西商人一步步邁向了財富的頂峰。大德通票號在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每股分紅850兩,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紅達到17000兩。據當時的戶部檔案記載,到光緒三十二年,戶部有三分之一的銀兩存在各家山西票號之中。

在那個時期修建的許多山西商人住宅中,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獸頭。據山西民間的說法,張嘴的龍代表官,閉嘴的龍代表商。當兩條龍都盤聚在同一座屋頂上時,對院落的主人來說,很難一下子看清楚是福還是禍。

相關文章
精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