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寡頭政治,中國的最大陷阱

2019-02-20 06:43:45

普通人眼裡的中國歷史,就是幾千年皇權專制,其實不然。
中國還有過寡頭們壟斷政權的時代,他們聯合起來架空皇權,確保自己的家族特權代代相傳,變成“貴族”世家,動輒延續上百年。
這種局面甚至發生過不止一次:春秋、魏晉、民國,乃至……貴族寡頭一直在和皇權做蹺蹺板遊戲。

三桓,《孔子》電影劇照,其實劇組連當時三桓的年紀都沒搞明白

一,孔子的僱主們
中國第一個貴族寡頭們當權的時代,是春秋。
春秋有三百年時間。我們拿春秋末年的孔子當坐標,看看那時寡頭政治的特徵。
孔子是魯國人。從春秋中期開始,魯國的政治就讓三大家族給壟斷了,這三大家族的始祖,是魯桓公的三個兒子,按照長幼排行,依次是孟孫氏(也叫仲孫)、叔孫氏、季孫氏。因為出自桓公,又合稱“三桓”家族。魯國的政局,其實是這三個家族的聯合統治。到孔子在世時,三家專權已經一百多年了。
這三家的政治地位,卻是倒過來排行的:季孫氏最厲害,叔孫氏次之,孟孫氏最末。
那時中原列國,最高級別的官員叫“卿”,各國習慣不同,數量在從三個到十來個之間,他們組成最高國務會議,類似後世的宰相,或今天“常委”的職能。
魯國的“卿”都是三桓家族祖傳。史書對此記載不太明確,大概是季孫家世代當司徒(也叫“正卿”,意為首相,類似今天的國務院總理),叔孫家世代當司馬(國防兼外交部長),孟孫家世代當司空(國土、資源、水利、建設部長)……還有一個三桓之外的臧孫家,可能是世代當司寇(管公檢法司,類似政法委)。這個臧孫家族來歷更老,但勢力不如三桓。
魯國的國土,也基本讓三桓家族瓜分完了。他們在自己的封地收稅、執法(其實那時也沒法律,就是管理農奴而已),組建家族軍隊,還建造了堅固的城池,派自己最得力的管家管理。歷代魯國國君都被三桓家族架空,沒什麼實權。間或有位國君不甘當傀儡,要除掉三桓家族,但都失敗,被趕到國外當寓公,一輩子不能回國。三桓再繼續扶植一個傀儡國君。
再說孔子。孔子出身小貴族,前半輩子都在教書做學問,本來沒機會擠到魯國政治最高層。到他五十來歲時,機會忽然來了。
原來,這時三桓的前兩家是季桓子和叔孫武叔,這兩人都是少年繼位,沒能力掌握局面,只有一個成年的孟懿子,獨力難支。而當時魯國政局又很亂,陽虎,一個和孔子長得一模一樣的小貴族(其實很可能和孔子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但兩人都沒挑明這一層),一度篡奪了季孫家的權力,想除掉三桓家族,後來失敗逃到國外,還在策動政變。
此時魯國內憂外困,三桓應付不了,急需個社會聲望高的人來維持局面,過渡一下。孔子家族又曾長期給孟氏服務,孔子就這么有了當官的機會。
至於孔子,他主張的是“周禮”,就是國君和貴族都有存在的價值,應當和衷共濟。他掌權之後推行“墮三都”,就是勸三桓家族把自己封邑的城牆拆掉,不要和國君做對。不過孔子嘴上說的,是防止再出現陽虎那樣的叛臣。三桓拆了兩座城,才醒過味來。這時季桓子和叔孫武叔也都長大了,根基已固,孔子就被迫辭職,周遊列國去了。
春秋列國里,和魯國政治比較像的,是鄭國。不過鄭國世代掌權的家族不是三個,而是七個:罕、駟、豐、國、游、良、印。它們比三桓家族出現稍微晚一點兒,也是由一位國君的兒子們繁衍出來的。這位國君是鄭穆公,所以七家合稱“七穆”,和魯國的“三桓”得名的原則一樣。
鄭國“卿”的編制有六個,必須來自七穆家族,外人不得染指(其實“染指”這個典故也和七穆家族有點關係)。但和魯國不一樣,鄭國這七家是“輪流做莊”,按資歷和能力相結合的標準,輪流當首席執政輪。從孔子幼時,鄭國是罕、國、游、駟四家依次執政。孔子很崇拜的政治人物子產,就出自國氏家族,他是孔子爺爺那輩的人,長期主政鄭國,以賢明、忍讓著稱,善於調節七家內部的關係。至於國君,完全是這七家操縱的傀儡。如果引起七穆家族不滿,會被殺死換人。
魯、鄭兩國的貴族寡頭政治相對穩定,它的特點,是幾個寡頭家族有共同的始祖(魯桓公和鄭穆公),所以他們容易結成利益共同體,對付共同的威脅。
對三桓、七穆的威脅,主要來自和他們出身類似的貴族,先朝國君的後人們。比如,在魯桓公之前國君的後人,可以叫“老貴族”;而魯桓公之後的歷代國君,也會生很多公子,繁衍成“新貴族”。新老貴族不甘心資源都被三桓七穆壟斷,經常發生內戰。三桓、七穆的寡頭統治,就是建立在取代老貴族、並不斷戰勝新貴族的基礎之上。
春秋的其他中原列國,也都是貴族寡頭專權,但不如魯、鄭這么整齊,往往是老貴族、新貴族兼有。比如齊國,孔子時候還保存著三四百年的老貴族世家:國氏和高氏(此國氏和鄭國七穆的國氏沒有親緣關係),此外是一些產生較晚的貴族,甚至有外國遷來的貴族,比如來自陳國的田氏。後來,這個田氏家族就篡奪了齊國的君權,成為戰國時候的齊國。
衛國、宋國也和齊國類似,新、老貴族並存,內鬥起來也顯得沒規律。南方的楚國,則君權一直沒旁落,歷代國君都重用新貴族,就是自己的兄弟、叔伯,這些人的血緣總比老貴族近一些。但老貴族也沒消失,只是比較邊緣而已。比如戰國詩人屈原,就出自很老牌的屈氏家族,政治地位並不算高。
二,春秋貴族的落幕
說了這些,回頭再看孔子。他周遊列國,四處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但一直沒人採用。道理很簡單,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是“仁”,希望統治者實行仁政,對底層老百姓好一點,不要盤剝太厲害,這跟孔子少年經歷過貧賤有關,也是為了統治者的長遠利益。
但對列國的貴族寡頭們來說,搞讓步的仁政完全是不著調,因為寡頭之間永遠有爭奪,不是鐵板一塊,沒人願意為了抽象的“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犧牲自己的家族利益。所以他們連樣子戲都懶得做。
只有到了皇權專制時代,天下是皇帝一個人的產業,他才會考慮自己和子孫的長期利益,約束一下自己和大臣們的欲望,儒學才成了官方意識形態。孔子自己來不及看到這一幕了。
春秋的貴族寡頭政治是怎么終結的?
首先,是貴族之間的內斗太厲害,一直難以形成穩定的統治秩序。即使像三桓、七穆家族那樣勉強能控制局面,但搞得國家越來越衰弱,最終樹倒猢猻散,被大國吞併了。
有人會聯想到歐洲的中世紀,他們也是世襲貴族社會,為什麼就能很穩定地維持一千多年,而春秋貴族就不行?
這後面有個大家都沒關注的因素:婚姻制度。歐洲是一夫一妻制,貴族們生的孩子少,爭奪也就沒那么激烈。歐洲貴族沒兒子,女兒可以當繼承人;兒女都無,就找別的親戚繼承。看似人丁不興旺,其實正好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貴族都一夫多妻,兒子一堆,資源卻有限,難免廝殺內訌。
其次,歐洲有古羅馬的法制傳統,很多問題都通過法制和契約解決。比如長子繼承制,大兒子繼承全部家當,其餘的自己出去闖天下,這樣就沒有“三桓”一類的問題。
所以歐洲的貴族社會比較穩定,能實現貴族們的“共和”。中國卻只能靠寡頭們維持局面。
春秋貴族政治終結,第二個原因是國際競爭。
春秋時蠻夷色彩很強的外圍國家,比如秦、楚、吳等,貴族傳統比較弱,君權一直強大,他們對中原老牌國家形成很大威脅。
此外,春秋最大的超級大國是晉國,而晉國有一項特殊的國策,就是太子之外,公子王孫們不準在國內立足(這是晉獻公搞的特殊政策,知道晉獻公的人不多,但他兒子晉文公很著名)。所以在晉國長期掌權的,是十來個和國君沒有親緣關係的外姓家族。這些家族斗得更厲害,到春秋末年只剩了三家,就是韓、趙、魏,他們瓜分了晉國,變成了戰國七雄裡面的三個。
戰國初年,韓、趙、魏、楚、齊(已經是被田氏篡權的那個齊國了)、秦等主要國家紛紛“變法”,核心就是加強專制王權,打擊王親國戚、貴族世家,王權要越過貴族階層,直接統治老百姓。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在國際戰爭中取得優勢。
那些貴族寡頭勢力一直很強大、沒法搞變法的老牌中原國家,如鄭、衛、魯、宋等等,就逐漸衰落下去,最終亡國了。貴族寡頭政治也隨之消失,新崛起的是專治王權,從秦、漢開始成為歷史主流。提倡仁政的儒學也隨之光大起來。
不靠貴族的話,皇權靠什麼統治國家?靠文官制度,也叫官僚制。
“官僚”這個詞現在含義不太好,但作為和“貴族”相對的政治制度時,它是一種進步。官僚制的原則是:1,官員擇優錄取,不考慮家族門第;2,官員靠工作的薪水養活自己,不像貴族,靠祖傳的封邑收入;3,有一套監督和考評體制,防止徇私舞弊,按工作能力或工齡晉升,職位不能被某些人壟斷。
戰國時候列國搞變法,很重要的內容就是用官僚製取代世襲貴族。
三,漢魏皇權的衰微
從秦到漢都是皇權獨尊。到漢代,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完備的官僚制度。所有官員都要從基層小吏乾起,靠績效升遷,通過考試進入正式官員序列——不要以為從隋唐的科舉制才有考試,漢代當公務員也是要考試的,所謂“儒生試經法,文吏課箋奏”。這樣,所有官僚都是皇帝的雇員,必須為皇帝服務,而不是給自己家族牟利。
漢初時候,皇帝也分封了很多親屬為王,他們有自己的封國,類似春秋的貴族甚至小國君。但當這些人威脅皇權時,他們立刻被剝奪了政治和經濟特權。到漢文帝時候,諸侯王就沒什麼權勢了。
漢朝還非常警惕民間的家族勢力。各地都會有一些非常富裕的大家族,漢代人給他們叫“豪強”。他們的子弟有條件接受文化教育,進入地方政府擔任小吏,逐漸升遷。但他們不能隨意擴張勢力。漢代地方官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抑制、打擊那些勢力過大、為害鄉里的豪強家族。這種打擊有時十分血腥:一個大家族的數百名成員被全部逮捕,成年男人被處死,女子和兒童成為苦役犯,家產被充公。在漢代,勇於“搏擊豪強”是地方官的重要政績。
戰國秦漢的集權政治持續了五六百年。但漢朝衰亡之後,新一輪貴族政治開始抬頭了。
東漢末年董卓之亂,各地官員紛紛擁兵自立,互相混戰。這些動亂是地方豪強擴大影響的好機會。他們有大量宗族成員和家丁奴婢,宅牆高大堅固,糧儲豐富,可以組織自己的小規模武裝,在亂兵中自保。門戶單薄的百姓,只能向豪強獻出自己的土地和人身權,換取他們的保護。
州郡的地方官們(正在形成的軍閥)也需要豪強支持,來建立地方武裝。活動在中原的曹操、袁紹、劉備,南方的孫策、劉璋等軍閥,都要拉攏豪強。
曹操在混戰中統一北方,努力將支持過自己的豪強大族和官僚機構結合起來,承認一些他們的特權,同時希望他們服從自己的權威。大族成員相繼進入了中央政權,成為高級官員。
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兩人,一度想打壓豪門的勢力,重塑皇權,但他們執政的時間太短。司馬懿乘機奪權,到他的孫子司馬炎終於廢黜魏朝、建立西晉。
和曹魏相似,西晉改朝換代也是權臣篡位,採用和平“禪讓”的形式:早已被架空的先朝皇帝被迫宣布,自己的王朝天命已去,應該仿效堯、舜、禹相繼讓賢的方式,交給眾望所歸的賢人建立新朝。
但和曹家戰場上打出來的天下不同,西晉是靠“和平演變”,司馬氏之心路人皆知,他們需要群臣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對),就承諾了更多的特權。這些高官們已經足夠富裕,只有靠世襲特權收買他們,曹魏時期的“九品中正制”正好可以利用。
“九品中正制”是將尚未做官的人分為九個等級,這決定他起步官職的高低。第一品最高,理論上屬於聖人,永遠空缺。第二品是事實上的最高一級。再以下的各品之間,是量的區別;它們和二品,則是質的區別。
司馬炎的收買措施是:每一個官員家族的“品”都固定下來,他們的子孫後代,將永遠屬於這一品,享有做官和提升的各種便利。家族等級就這樣被法律認可了。“士族”由此產生,意指憑藉門第可以世代做官的階層。真正的士族都是二品家族。一個原本低於二品的士人想進入這一等級,需要獲得皇帝的賞識,或者士族官僚隊伍的一致認可,近乎鳳毛麟角。
二品家族的確定標準,除了照顧所有當朝高官外,還要按照地域原則,每郡有幾個二品名額,分配給最有勢力的家族。數百個家族由此壟斷了從朝廷到地方的整個官僚隊伍。因為品第和地域的聯繫,他們很重視自己的籍貫,習慣將家鄉郡名放在自己姓氏之前,這就是“郡望”。即使已經在京城定居數代,他們依舊認為自己是博陵人、隴西人或者陳郡人。
西晉朝數十年間,皇室、宗王和士族官僚在奢靡腐敗中墮落,集體投身到瓜分天下財富的狂歡中。曹魏時期的國有資產很多,主要是類似國有農場的屯田。司馬氏掌權後,國有屯田、包括耕種它的農民,都被權貴們瓜分一空,屯田農民成為權貴的私家奴婢。歷史上很著名的石崇、王愷鬥富的故事,就發生在這時。
分贓不均帶來爭鬥。司馬炎的繼承人晉惠帝是個傻子,他在位時,外戚和宗王開始打內戰,原本臣服的北方民族乘機起兵,兩位西晉皇帝相繼被匈奴人俘虜、殺死。中原落入匈奴、羯、鮮卑等少數族的統治下。北方士族紛紛南下避難,他們在江南擁立了一個西晉宗室,建立起偏安朝廷:東晉。
經過這一番動盪,皇帝和宗王權力大大削弱,朝廷和各州政權都落入了士族高門之手。如果說西晉士族得到了皇權的縱容,那么,東晉的士族則架空和瓜分了皇權。
四,東晉門閥政治
東晉士族高門之間,既有合作,也有爭奪。他們爭奪的重點是軍權。
為防範北方的威脅,東晉形成了兩大軍區:長江中上游的荊州(兩湖、四川,有時包括江西),和長江下游的揚州(江蘇、浙江、安徽,也包括京城建康)。最顯赫的家族控制朝廷和揚州,但荊州統帥也不甘人後。荊揚二州之爭,貫穿了東晉百餘年的歷史。
“舊時王謝堂前燕”,出自琅琊的王敦、王導家族,出自陳郡的謝萬、謝安家族,相繼控制過荊州和揚州。此外還有潁川庾氏、譙國桓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等等,構成了東晉的貴族寡頭集團。
這種壟斷政權的東晉士族,當時也叫“門閥”。閥的本意也是門。街道兩側都有半掩的院門,門內是宅院家庭,家庭的職能是繁衍子孫後代。世代相承的特權家族,便是當時的門閥。
和春秋的三桓七穆不同,東晉的士族高門較少世襲某個職位的特權,要通過和其他高門的競爭、妥協,才能成為最顯赫的軍區都督、丞相。但他們成功壟斷了所有高層官職,近百年里,政治上層再沒有新面孔出現。
士族政治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社會底層,而是士族高門內部。總有個別野心家不甘於人臣身份,夢想為帝獨尊。最早的野心家王敦,他是丞相王導的堂兄弟,長期控制荊州軍權,還一度帶兵占領京師。控制其他各州的豪門聯合起兵反對,王導為了自己的利益袖手旁觀,王敦還沒失敗就病死了。
第二個野心家是桓溫。他也在荊州崛起,而且藉口“北伐”,逐漸侵奪下游。雖然他的北伐敗多勝少,最終還是成功控制了京師。桓溫晚年準備仿效曹丕、司馬炎,暗示朝廷“禪讓”給自己。此時控制朝廷的是晚輩士族王坦之、謝安(都做過桓溫的下屬),他們百般拖延,桓溫沒有等到禪讓便病死了。
二十多年後,桓溫的幼子桓玄已經長大,他以荊州為根據地,再次兵臨京師,而且廢黜掉有名無實的晉帝,自己登上皇位。但數月之後,一群下層軍官發動兵變,擊敗了桓玄。為首的軍官劉裕最終取代東晉,建立了南朝第一個政權,劉宋。
南朝宋、齊、梁、陳都是軍人政權。此時北方已經建立了強大的北魏王朝,如果南方還是萎靡的士族當政,恐怕早已被北魏統一了。南朝時,士族門閥已經退居次要,但還保留了擔任最高級文官的特權。因為軍人都沒文化,需要士族做點綴。雖然權勢有所下降,南朝士族更加在意自己的身份,他們不和身份低的人通婚,甚至不肯一起就坐、交談。
東晉南北朝時,中國南北分裂,士族政治的大本營在南方,但北方也一度有士族崛起的趨勢,這是北魏的孝文帝改革時期。
北方政權本來都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漢人士族地位非常邊緣。但魏孝文帝非常推崇東晉南朝的士族文化,他的改革也要模仿士族政治:詔書劃定了幾個漢人高門士族,如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等,他們有各種做官特權,也和北魏皇族密切通婚。
北魏士族沒發展到威脅皇權的程度,王朝就因腐化而分崩離析了。隨之興起的是兩個鮮卑血統的軍人政權,其中的北周統一了北方。
隋、唐皇室家族,也是出身北周上層的軍人。他們並不認可士族的高貴地位。隨著隋朝統一中國,專制皇權重新開始整合社會,士族的特權都被取締,田產強制充公,官僚制再次確立,從政不再有門第限制。王謝舊宅的主人都變成了平民百姓。
五,貴族寡頭、專制皇權與底層民眾
貴族寡頭政治的特點,是架空帝王,家族分肥。和土地一樣,平民百姓也被們瓜分,成為貴族寡頭們的私家農奴,他們成為貴族的私產,不再由國家登記戶口,不給國家納稅、服兵役,不受國家法律管轄。春秋貴族的產業是封邑,兩晉士族則是大田莊。
和貴族身份一樣,農奴身份也世代相傳,不能改變。這是政治層面。而在經濟層面,依附於貴族寡頭的這些農奴,生活境遇到底如何?史書幾乎完全沒有記載。
這很容易理解:在專制皇權之下,文人士大夫是國家的雇員,他們的法律地位和農民沒有太大差別,有義務和良知去反映民生艱難。但在貴族寡頭政治下,上層社會根本不會關心農奴的境況,如果有人敢這么做,就是與整個貴族階級為敵。所以我們會看到,反應民生疾苦的那些作品,像柳宗元的《捕蛇者說》,杜甫的“三吏”“三別”,都是皇權時代的產物(據說孔子倒有“苛政猛於虎”的說法,但真偽很難考證了)。
但底層農奴也有選擇的機會。當皇權振興,開始打壓貴族集團時,底層農奴就是專制皇權的合作者。做專制國家的編戶齊民,畢竟比做貴族寡頭的農奴更好過:除了經濟上少受剝削,專制國家的農民還有通過讀書或軍功做官,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所以,如果沒有底層民眾這個天然同盟軍,專制皇權不可能獲勝。
古羅馬共和國轉向帝國的歷程,也和中國專制王權的振興類似。羅馬共和國來自部落民主制,但隨著共和國的擴張壯大,元老院貴族階級急劇膨脹,攫取了最多的利益。底層社會不甘心這種局面,於是全力支持內戰中崛起的軍人將領凱撒、屋大維,他們的聯盟壓倒了元老院貴族派,最終形成羅馬帝國。當(西)羅馬帝國覆亡後,西歐進入中世紀,又開始了貴族時代。
和歐洲不同,中國貴族寡頭政治缺乏法治基因,內耗極大,所以更為低效、萎靡。除了壓制底層民眾,中國寡頭們在重大問題上都難以達成一致,沒有任何政治改良的可能。一句民間俗語說得貼切:“九龍治水”——龍多了,反倒不會下雨了。貴族寡頭當政的春秋時代、兩晉時代,政治分裂,外憂頻頻,政治局面最頹廢。
而反過來,當專制皇權剛剛戰勝貴族寡頭政治、完成社會整合時,中國政治也最富有進取性。
從戰國到秦、西漢,政府的行政效率空前強大,社會經濟和人口大量增長,中國的版圖也急劇擴張;魏晉南北朝之後的隋唐王朝,也幾乎是秦與西漢的重演。
當然,剛剛完成集權的皇權,空前強大而無所顧忌,往往成為暴君濫用民力的試驗田,秦和隋的暴亡也根源於此。
對比一下西歐的歷程,也會發現相似之處。西歐中世紀整整一千年,是典型的貴族政治。但進入十五世紀,專制王權開始興起,封建貴族被壓制,王權統治力深入底層社會。同時,西歐也開啟了全球擴張的“大航海時代”,全球歷史進入近代和現代。
當然,西歐的專制王權時代並不長。近代工商業階層的崛起,加上古希臘的民主、古羅馬的法制傳統,中世紀貴族的協商“共和”習俗,使歐洲的專制王權並不絕對,而是要接受民主的制約。早期是有錢人的民主,十九世紀工人階級運動和全社會民權運動,又造成了民主的普及,直到今天的局面。
六,民國貴族寡頭化的趨勢
回到中國。隋唐之後,雖然科舉制確立了職業化官僚體系,但貴族政治並未完全消失。在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比如遼、金、蒙元、滿清,統治者會重用本民族的貴族,由此形成和漢人官僚體系的制衡。但這並未架空皇權,也形不成貴族寡頭政治。
進入二十世紀,滿清覆亡,民國肇建,舊的皇權—科舉體系終結,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給少數家族固化權力、壟斷資源提供了機會,中國社會一度有貴族寡頭化的趨勢。國民黨確立統治之後,少數家族壟斷政治和經濟資源的趨勢更明顯。我們已經很熟悉的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就是代表。有個美國人寫過一本《宋家王朝》,如今的果粉們很少提及,其實正反映了民國上層的家族特徵。在民國時,蔣介石的權威還達不到專制帝王的程度,而更像最大的寡頭之一。
貴族寡頭政治最重要的是控制政權,其次是經濟特權。和春秋、東晉相比,二十世紀的貴族寡頭們也有新特點,就是經濟特權不再以封地、莊園為主,而是控制壟斷暴利行業,比如四大家族控制的銀行、能源礦山、壟斷專賣權。
從政治、經濟上,貴族寡頭政治都是反動的,但在文化方面,卻頗有建樹。因為貴族們衣食無憂,又壟斷了文化。春秋貴族們有周禮,有詩經,魏晉更有士族風流、琴棋書畫。他們的言行舉止,都寫在了《左傳》和《世說新語》里。貴族是個小圈子,大家都認識,有點什麼矯情做派,很容易傳揚和記錄下來。前幾年流行民國文人熱,也和魏晉的情況類似:民國的文化人少,就那么幾家,小圈子很明顯。
國民黨貴族寡頭化的進程並不長,剛開始出現第二代,就被趕到台灣去了。如果能延續到第三、第四代人,就能建立起真正的貴族寡頭政治。農民革命推翻國民黨,也是歷史的再一次重演,而且是加速版。畢竟,進入近代之後,歷史進程也大大加速了,不像古代那么節奏緩慢。
而偏安台灣之後,蔣介石痛定思痛,一方面搞集權,剷除高層異己,一方面推行社會改革,也扭轉了寡頭化進程,使自己更像個專制帝王。蔣氏父子的專權逐漸過渡到今日之台灣。
三千年國史盤點下來,貴族寡頭政治的發展規律,似乎是總要被專制集權取代,如果是“開明專制”的話,或者能過渡到民主社會。寡頭政治沒法直接通向民主。至於如何確保專制的“開明”,就是另一個話題了。
附錄
李彪悲劇與孝文帝的門第時代
在“復古”理想的推動下,魏孝文帝開啟了一個門閥士族的黃金時代。在那個時代里,寒門出身的士人又會有何種際遇?李彪一生的經歷,恰好提供了一個最真切的個案。
李彪出身寒門,有才智、有出人頭地建功立業的願望。依靠自己的奮鬥和一些高官的援引,他在朝廷中贏得了一席之地。但在鮮卑豪門和漢族門閥主導的北魏政壇,在極端崇尚門第的孝文帝眼中,“出身低下”就像標籤一樣貼在李彪身上揮之不去。他可以終生忍受歧視,但作為一個父親,不忍心子女也淪為門第政策的犧牲品。高傲的個性、對子女命運的焦慮和時代氛圍的壓抑,最終釀成了李彪的悲劇結局。通過李彪的一生,我們能更深切地認識改革家孝文帝,和他所開創的時代。
出身與早年奮鬥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生於公元445年。他的名字是後來孝文帝改的,原名我們已經不知道了。李彪少孤,出身寒微,父、祖的情況都不詳。
和諸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子弟一樣,李彪改變命運的方式是學習。他師從一位同鄉的學者,勤奮學習文化。對李彪來說,求學的意義不僅是學習知識,也能結交到身份高一些的士人。學成後,他與士族子弟漁陽高悅等人交遊。高悅後來早卒,但哥哥高閭一直在朝廷任職。高家兄弟家中頗有藏書,李彪在高家盡力抄讀。後來大概是因為要完婚,李彪回到了家鄉。
這時,年輕的鮮卑貴族——平原王陸叡改變了李彪的人生。大約在獻文帝時期(466-470),陸叡娶妻路過相州,見到李彪,很欽佩他的學問人品,視為師友,帶他一起回了平城。李彪在陸叡家中作家庭教師,陸叡供給他衣、馬、僮僕,待遇很優厚。
獻文帝後來禪位給年幼的孝文帝,朝政實際控制在馮太后手中。高閭經常向朝廷同僚談起李彪的才華,李彪因而受到了李沖的青睞和禮遇。李衝出自涼王李暠家族,比李彪小五歲,但較早得到馮太后寵信,任內秘書令。李彪地位寒微,又不甘折腰事權貴,本來沒機會從政。但李沖非常欣賞李彪的才學,對他禮敬有加,不僅在生活上給予照顧,還經常向馮太后推薦,最終使李彪被任命為中書教學博士,給宗室和權貴子弟授課。這時的孝文帝不足10歲,李彪約30多歲。
李彪任中書博士長達十幾年,工作兢兢業業,學問、人品都是公認的楷模。擔任博士日久,他的行政才能逐漸顯露出來,開始得到馮太后的信用。太和七年(483)是南齊武帝蕭賾即位第一年,這年七月,李彪受命出使南齊。這是南齊建立5年來,南北間首次通使。此後,魏、齊之間通使頻繁,8年裡李彪出使南齊有六次之多。
太和十年(486)元旦,孝文帝年滿20歲,正式親政。但馮太后權力欲極強,仍繼續控制朝政。孝文帝自幼聰穎好學,是儒家復古理想的忠實信徒,現在不能在內政外交的大事上做決策,就把興趣放在研究禮樂制度上。此後不久,李彪由中書博士調任秘書丞(正四品下),負責編修國史。
以前北魏朝廷的修史工作時斷時續,成效甚微。李彪積極從事修史,改編年體國史為紀傳體,增設紀傳表志等體例,以致數十年後魏收在做《魏書》時,還在感嘆李彪的功勞。年輕的孝文帝此時還為李彪改了名字,因為班彪、班固父子作《漢書》、司馬彪作《續漢書》。現在改名為“彪”,也是希望他能在修史上做一番事業。
李彪最後兩次出使南齊時,馮太后已經去世。這期間南齊皇帝一直是蕭賾。本來在通使之初,蕭賾想給北魏使臣一點下馬威,專門安排在玄武湖進行軍事演習,在戰艦上會見李彪。但隨著互相了解的深入,他越來越欽佩李彪的才能,二人居然成了好友。蕭賾喜歡詩文,經常和李彪賦詩唱答。李彪最後一次到南齊時,蕭賾賦詩傷懷,感慨流連不已,親自為李彪送行,直到長江邊的琅邪城。這種君臣際遇,卻是李彪在自己的鄉邦難以奢望的。
逐漸遭遇門第歧視
大概在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升李彪為秘書令(從三品上)。孝文帝成年後的詔書大都是親筆所作,對任命李彪的詔書為:
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抗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清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宣朝美,若不賞庸敘績,將何以勸獎勤能?可特遷秘書令,以酬厥款。
這個詔書很明顯地表現了孝文帝對門第的看重,和對出身寒微士人的偏見。他聲稱“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但又念念不忘地指出李彪“宿非清第,本闕華資”,雖然嚴謹聰明、學識淵博、辛勞奉公,但這個提拔還是屬於常例之外的“特遷”。
493年八月,孝文帝遷都洛陽。494年底,李彪調任御史中尉(正三品上),負責監察百官,不久,孝文帝開始第一次親征南伐,趙郡王元乾受命都督中外諸軍事,留守洛陽。元乾貪淫不法,並對李彪的告誡不以為意。李彪遂向孝文帝彈劾。孝文帝此時正在班師途中,讀完報告大怒,命元乾到行宮待罪,最終命杖一百,解除了官職。這是李彪在御史中尉任上初露鋒芒。
495年夏,孝文帝第一次南征歸來,開始了構思宏大的改革官制計畫。在他的復古思維中,周代的“世卿世祿”大概就是周禮的體現,所以他把當前的門閥士族看作是中原儒家正統文化的代表,希望高官都由士族擔任,這奠定了官制改革的基調。
此時的滿朝官員雖然機會都是宗室、門閥出身,對於孝文這個理想色彩十足的想法,也沒人敢公開表示贊同。孝文帝曾和大臣們進行過一次氣氛輕鬆的討論:門第和做高官是否應該有必然聯繫?孝文帝先指出了一個魏晉以來的普遍現象:一直存在門第高低貴賤之分,這決定著士人的仕途。他自稱對這個現象既贊同又保留,拿不定主意,讓群臣發表意見。
尚書左僕射李沖首先發難。他質問孝文帝:“自古設立官職,是為了讓豪門子弟養尊處優,還是為了幫助君主治理天下?”孝文帝自然承認是為了治理天下。李沖又問:“既然如此,那陛下當今為什麼專門推崇門第,不命令各地選拔寒微人才?”孝文解釋說:“普通人如果才能出眾,自然會脫穎而出;門閥子弟即使沒有才能,但肯定德行敦厚,可放心使用。”李沖繼續追問:“商、周時候的傅岩、呂望,難道也是依靠門第做官的?”孝文辯解道:“傅岩、呂望這種人是不世之才,只能看作特例。”
李沖大概不想光自己一個人唱反調,於是向其他臣僚戲言:“希望諸位來援助我!”李彪接過話頭說:“我這裡兵力不多,難以救援。不過心裡的話,也不敢不表白:如果陛下專門看重門第,那么以孔子為例,不知道是魯國的三卿優秀,還是孔門四科優秀?”這是暗示世族政治的弊病,即勢力強大的貴族會威脅君主統治。孝文帝的回答是:這個問題我剛說過了。其實孝文沒有談過這個問題——他也許是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也許是覺得李彪出身卑微,乾脆不和他討論。
中書侍郎韓顯宗以前就批評過孝文帝“貴古而賤今”,他也繼而發難:“現在陛下規定,中書、秘書省的令、監之子,一入仕就可以擔任秘書郎。本朝歷任監、令很多,他們的兒子難道都能勝任秘書郎工作?”大概前代令、監的兒子多有不成器的,韓顯宗才會這么問。孝文的回答是:“現任監、令的兒子們總勝任吧?”這又把球踢給了群臣,這些人總不好說自己的孩子不合格。最後,孝文帝象徵性地做了點承諾:如果真有高明出眾的英才,我也不會只按章程、埋沒人才。
這年十二月初一日,孝文帝在光極堂引見群臣,發布剛剛制訂的官員品令制度。這套制度大概比較明確地規定了門第評定標準和高門任官特權。孝文帝在朝會上說:
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樸,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清一朝軌,使千載之後,我得仿像唐虞,卿等依俙元凱。
可見這還是和眾臣論戰時的論調:如果有特殊的賢才,也可以不拘門第,“起家為三公”,但不能因為這個就不講究門第。
門第壓力沒有使李彪萎靡不振。他性格剛直果敢。在御史中尉任上,這種個性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彈劾不避親貴,不法宗室、高官都有所收斂。孝文帝將他比作漢武帝的直臣汲黯,經常稱呼他為“李生”。漢武帝雖視汲黯為能臣,但對其粗率無文也頗不滿。李彪比孝文帝的父親獻文帝還要大十歲,此時已經五十多歲。“李生”這個親暱稱呼的背後,隱含著一絲輕褻的意味。重其才幹,用而不親,這大概就是孝文帝對李彪的真實心態。
497年夏,李彪因為安撫汾州叛胡和告發廢太子謀反有功,被孝文帝升為散騎常侍(正二品下),仍領御史中尉職務。但第二天,孝文就對這個任命後悔了。魏晉以來,散騎常侍都是清要之官,慣由高門士族擔任,李彪的出身顯然不夠格。正巧散騎常侍郭祚在身邊,孝文帝對他說:“我昨天錯授了一個官職。”郭祚勸他已成之事就不要再改。孝文還是不甘心,當時授官慣例,臣下都要上書謙讓一下。孝文希望等李彪上書時趁機改授。李彪大概也體會到了孝文帝的心思,索性上書坦陳心跡:“散騎常侍之職我渴望已久,不敢虛偽辭讓。”孝文遂無可奈何。
這年夏天,孝文帝與群臣在流化池宴會。席間,孝文對李沖說:“崔光的博學,李彪的正直,是我國家得人才之基礎。”這是他對李彪的最高評價。但在宗室、高門看來,李彪始終是和他們出身不同的異類。年輕的遠支宗室元志擔任洛陽縣令,在路上遇到李彪車隊,兩人互不讓路。官司打到孝文帝前,孝文讓二人同樣待遇,分路而行。二人出門後,孝文對身邊人誇讚元志的血統氣質:“這年輕人不錯,正是所謂王孫公子,不用雕琢自成大器!”
壓抑與爆發
孝文帝時期,乃至整個北朝,“門第”雖然是為官的重要因素,但卻從來沒有過一套嚴格的、可操作的標準。只要父親、祖父輩擔任過高官,就可以算有“門第”出身;聲稱遠祖是漢代、魏晉的某位高官,也是一個辦法。“九品中正制”還有一個特徵,就是講究地域平衡,每個州、郡都有自己的高門大姓。《魏書》中很多人“自雲”先祖是漢魏晉時某高官,其實他們往往只是同鄉、同姓而已,年深日久,無從查考,只要自己一口咬定,一般也就得到默認了。不幸的是,李彪出身寒微,而家鄉頓丘還有一個李姓高門——李崇家族。他和李崇家族實在攀不上親,前代的頓丘籍李姓名人,自然也論不到他認作祖先了。
此外,在孝文帝之前,北魏諸帝的門第觀念尚不太重,只要得到最高統治者賞識,出身低微者也可以做到高官,不會受人歧視。馮太后當政時,很多宦官都受到寵幸,仕至尚書、常侍、將軍、刺史,爵封王、公,甚至擔任禮部尚書、吏部尚書等官職。按照南朝的門第觀念,這都是一流高門才能擔任的清要官職。馮太后死後,這些宦官年老資深,依舊很受孝文帝禮敬。
到李彪這一代人進入中年之際,正逢年輕的孝文帝按照復古理想和門第觀念改革制度。孝文帝草擬的門閥制度,大概是按三代先祖的官爵高低劃分門第,由門第決定出仕時的官職。選官制度一旦涉及到實際操作層面,就問題重重,何況涉及到數十年前的“歷史問題”。所以直到後來的世宗、肅宗朝,朝廷數次清定姓族門第,一直糾紛不斷。這種情況下,那些門第不是特別顯赫的士人,更感覺壓力重重,拚命標榜自己的先祖名望,並通過排斥、貶低出身更低的人,來顯示自己的門第。這樣,李彪順理成章地成了寒門的代表,和他在出身上“劃清界限”,就是標榜自己門第的最好辦法。
李彪和廣平宋弁交好,他們都是相州人。宋弁祖父宋愔,太武帝時擔任過中書博士、太守,出身背景比李彪好些。宋弁個人的從政資歷比李彪淺,李彪任秘書丞時,宋弁是他下級的著作佐郎。但宋弁靠才能和門第受到孝文帝賞識,遷都洛陽後,仕至散騎常侍,兼領相州大中正,負責劃定本州籍官員的門第高低。宋弁和孝文私下商量,仍舊把李彪定為寒門。這樣做一方面表現了他的無私,不為朋友枉法,也可以防止產生和自己競爭的同鄉門第。
可以想像,生性高傲的李彪知道後,心中會做何感受。退一步說,李彪可以對自己的仕途不做太多奢望。畢竟經過近三十年的奮鬥,他從寒微書生爬到了三品高官,可以知足了。但他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子女。李彪有一子一女,他非常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兒子李志,十餘歲就能作文了,女兒也自幼教習文字、儒書。李彪對這對子女非常喜愛和自豪。日漸嚴重的門第壓力,使他常為孩子的未來揪心,以致在公私聚談、宴會場合,都要向同僚們稱揚誇讚一番。孝文帝對此難以容忍,還專門批評過他。
497年八月,孝文帝開始了第二次南伐。尚書僕射李沖、任城王元澄留守洛陽,李彪兼任度支尚書,共同負責後方事宜。李彪請求吏部尚書郭祚給李志任命一個官職。郭祚稱李彪門第不夠格,沒有同意。李彪對此深為憤恨。郭祚的理由是:“你和宋弁是同鄉至交,是他壓低了你的門第。你能不責怪他、只埋怨我嗎?”
五十四歲的李彪此時完全失去了克制。他對“門第”的一腔憤怒無處發泄,最終竟然釀成了一場和李沖的衝突。這用常理頗難解釋。李沖是最早賞識、提拔李彪的人之一,而且是最得力的人。李沖性格柔順,上下級人際關係處理得非常妥帖,幾乎從未和任何人有過正面衝突。
但從李彪的角度看,他不敢與宋弁、郭祚這些在門第問題上傷害過他的人翻臉。那樣只會顯得他是一個謀取私利不遂、轉而打擊報復的小人,使他和當前的門第政策、和滿朝高門官員徹底決裂。李彪不敢這樣。當初李沖對他的援引幫助,在此時的李彪看來,卻逐漸變成了一種高高在上的、恩人式的施捨。李沖一帆風順的經歷、遊刃有餘的個性,又使他在李彪心中成為整個高門階級的成功代表。原來李彪在御史台工作,李沖在尚書省,碰面機會不多。現在李彪兼度支尚書,和李沖整天共事,滿腔怨憤逐漸無法克制,變成了對李沖的抵制抗拒,惡語怒目。
《魏書》李彪本傳稱,宋弁曾受到李衝壓制,遂慫恿李彪攻擊李沖。這也許有一定道理,但未必是李彪失態的根本原因——以他的才智和政治閱歷,不會這么容易被人利用,何況此時宋弁正隨孝文帝南征,不在洛陽。李彪只是對李沖表達憤怒,並非政治鬥爭的攬權爭利、或者收集證據告黑狀。稍有理性的人都明白,這種公開對抗沒有任何好處,結局只能是兩敗俱傷。
門第壓力下,李彪積累了多年的緊張、憤怒情緒徹底爆發,使他失去了理智,恐怕自己也不能解釋自己的行為。李沖大概也不理解李彪何以行為失常。他當面斥責李彪:“爾如狗耳!為人所嗾。”仍是懷疑宋弁在背後慫恿(《魏書》卷六三《宋弁傳》)。李彪的反常行為使李沖完全失態,他數次與李彪爭吵,震怒中大呼大叫,甚至摔斷桌案。
畢竟李沖是李彪的上級。他徵得任城王澄支持,逮捕了李彪以及御史台諸侍御史,上書孝文帝要求罷免李彪,送廷尉治罪。上書中,李沖指出,李彪“昔於(在)凡品,特以才拔”,為了證明他與李彪沒有私人恩怨,李沖特意提到,李彪在入仕之初曾努力為公,成效卓著。關於李彪的罪錯,李沖舉出來的也只有:昔日會審犯人時嚴酷刻急、最近行為乖張失常而已,沒有政治鬥爭常用的貪污、謀反等罪名。
李沖性格素來溫和,與李彪的爭執使他精神錯亂,一病不起,病中還在胡言亂語,責罵李彪是小人,十餘天后就死去了,時年四十九歲。孝文帝在懸瓠城的前線指揮部看到李衝上表,也驚愕不已:“何意留京如此也!”李沖死訊傳來,孝文在懸瓠為之舉哀,哭泣不能自持。法官判處李彪死刑,孝文予以赦免,只給予免官處罰。李彪不久就回到頓丘家中。
修史餘生和子女的際遇
498年十一月,孝文帝結束了長達一年多的第二次南征,抱病北還,到達相州治所鄴城。李彪在鄴城南拜迎車駕。孝文接見了平民李彪,對他說:“我當初對你期望之高,希望你以貞松為志,歲寒為心,報國盡身。近來看到報告,實在違背我的期望。你自己說,你今天到這地步,是我在整你?是執政大臣整你?還是你咎由自取?”
李彪此時已經從狂躁中安靜下來。李沖之死恐怕是他永遠難以解脫的包袱。他說:“臣的罪過都是自己招致,既不使陛下、也不是執政無端給的。臣罪至此,早應正法,不該來煩擾陛下。只是聽說陛下身體不適,所以前來問安,不敢為謝罪而來。”
宋弁一直找機會給李彪說好話,孝文也準備重新任用他。就在這時,有人告發李彪在擔任御史中尉期間的一些問題。孝文相信李彪的清白,派人安慰李彪,命不必給他上刑具,待隨車駕一起回洛陽候審。
因疾病纏身,孝文在鄴城度過了新年。499年初,車駕返京,在洛陽城外途經李沖之墓。病中的孝文帝臥在車內,遙望新墳,掩泣良久。他不會意識到,這場悲劇的總根源,居然是他自己的復古理想和門第觀念。
李彪被帶到洛陽不久,就遇到赦令,免除了官司糾紛。此年三月,孝文第三次南伐,不久病逝於途中,時年33歲。年輕的太子元恪繼位,是為世宗宣武帝。按孝文遺詔,由尚書令王肅、任城王澄等五大臣輔政。
李彪不甘心廢罷,積極結交王肅等高官,希望靠他們幫助,復任修史之職。得到王肅承諾後,李彪上書朝廷,稱孝文帝一生功業卓著,朝廷應該為之修史立德。自己十幾年前修過國史,現在如果讓新人負責,恐怕不了解當年的修史體例、工作方法,因此請命為朝廷修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表中,李彪多次提到修史是父子相傳之學。他引用了“相門有相,將門有將”的諺語。可以想像,對於深受門第歧視之苦的李彪,對這個諺語會有多么大的反感。現在,他卻要用這個諺語說明“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為了證明史官應當世襲,他又引用了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相承作《史記》,班彪、班固父子合力作《漢書》的先例。
這是何故?大概李彪還在為兒子的出路焦心:李志到此時還沒有一官半職。他可能希望李志和自己一起修史,積累這方面經驗,以後繼續擔任史官。修史之職貌似清要,但無權無錢,實惠不多,高門子弟未必熱衷,在“門第決定一切”的官場上,也許是李志得以安身立命的最後一個角落。
朝廷批准李彪以平民身份在秘書省修史,但沒有提到李志。此時李彪沒有官爵和俸祿,生活艱難,王肅等人都曾給他些經濟上的幫助。
501年正月,世宗解除了輔政諸大臣的權力,開始親政。任城王澄外調雍州刺史。李彪專門到元澄家,請求他給李志安排一個職位。元澄本來和李彪不和,此時卻爽快地答應了,報請李志為自己軍府行參軍,獲得時論好評。
其實,此時元澄已經感受到世宗的猜忌,而李彪則被列入了重用的名單中。世宗剛剛解除了輔政諸王的權力,正需要提拔可信賴的得力官員。依常理,此時李彪白衣待罪,如加以提拔,肯定會感恩戴德,效犬馬之勞,且李彪頗有人脈和行政能力,這是世宗的東宮親信們不具備的。世宗任命李彪兼通直散騎常侍(正四品下階),代理汾州刺史事。
大概是兒子的“出路”已經解決,李彪此時對現實政治完全失去了熱情,懇切上書辭讓。世宗不許,連續派人敦促他赴任。李彪還沒來得及上路,就病重不起,於這年秋天病逝於洛陽,年五十八歲。
史書中沒有李彪妻子的記載,大概也不是高門出身。李彪之女名字不詳。李彪死後,世宗聞知其女賢淑,迎娶為婕妤。李婕妤在宮中,常教授世宗諸妹文字、經史,後宮都奉她為師長。李婕妤大概沒有生育子女。世宗死後,她出家為尼,由於熟諳經義,常開講佛理,高僧們都尊重嘆服。
李志後來靠能力逐級升遷,到胡太后專權的熙平年間(516-517)已升至從三品。521年五月,北魏南荊州刺史桓叔興叛逃蕭梁,當地兵災損傷嚴重,李志被任命為南荊州刺史。
523年,梁武帝20歲的皇子蕭綱任雍州刺史,和李志南北相臨(《梁書》卷四《簡文帝紀》)。蕭綱很有文采,曾寫信給李志勸降。《藝文類聚》卷二十五收了這封勸降書。有趣的是,蕭綱在信中稱李志“門世英華,中州舊族”。誘降書自然會用些恭維詞句,但這也說明,當時的所謂門閥制度並不嚴格,如果父親作過高官,到兒子輩還能作高官,也就能用高門舊族來恭維了。
李志大概對蕭綱的勸說有所動心。此時的北魏王朝已經進入兵亂四起的動盪之中。到528年四月,爾朱榮帶兵進入洛陽,在河陰屠殺朝臣,北魏全境大亂,大量宗室、官員逃奔梁朝。六月,李志也擁南荊州叛歸梁朝,此後的事跡就不見於史書了。
(原載《歷史學家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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