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歷史聯繫

2019-03-01 14:13:37

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歷史聯繫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

眾所周知,猶太民族曾是巴勒斯坦土地上的早期居民,並在公元前11世紀到前10世紀建立過具有光輝業績的以色列統一王國。但從公元2世紀猶太人最後一次起義被羅馬人鎮壓後,他們便開始向世界各地流散。其後,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關係如何,是史學家普遍關注的問題。因為在此問題上的分歧,是形成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持不同觀點的主要根據。持肯定態度者認為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繼續保持著歷史聯繫,因此有理由在巴勒斯坦復國。而持否定態度者認為這種聯繫已不復存在,猶太人因而無權在該地立國。歷史事實究竟如何,筆者試圖作出解答。

雖然本節討論的是大流散後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聯繫,但是我們的探索需要追溯到猶太民族的形成和立國時期。這是因為;第一,猶太民族在巴勒斯坦的形成和建國這個時期,是猶太民族史上的黃金時代和對該地區歷史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時期3第二,這一時期的深遠影響並未因其結束而中斷,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產生和現代以色列國的建立,均離不開這一重要歷史背景。當然,筆者是在確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當地享有合法權益的前提下,探求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歷史聯繫的。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本節探討問題的時間下限僅至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誕生時的19世紀末,以便從一個方面說明該運動在巴勒斯坦的復國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一、猶太民族的形成及其對巴勒斯坦歷史發展的貢獻

巴勒斯坦是猶太民族的搖籃。

巴勒斯坦位於地中海東岸,一般指西起地中海沿岸平原,東至約旦河谷,北自加利利,南到內格夫的這一地區,包括今天的以色列、約旦和西奈半島的一隅。巴勒斯坦史稱迦南。巴勒斯坦之名取自從克里特島徙居迦南沿海地區的非利士人。公元前5世紀,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其著作中第一次用“巴勒斯坦”這個名字作為迦南地區的總稱,以後羅馬人正式採用此名。

據《聖經》和其他資料證實,希伯來人的始祖亞伯拉罕是閃族人他拉家族的長子,誕生在古巴比倫的烏爾(今伊拉克南部),他一生順從上帝耶和華的旨意,屢經考驗而信心彌堅。上帝曾與他立約,將猶太人立為“特選子民”,將迦南之地許諾給猶太人,成為他們的“應許之地”。

公元前19世紀,亞伯拉罕應上帝之命,率其家族從條件較為優越的美索不達米亞遷徙到環境甚為惡劣的迦南地區。迦南嚴酷的自然條件使他們無法定居和耕作。為了生存,他們到處流浪,幾經遷徙,最後定居在希布倫西北部二公里處。初到迦南的希伯來人經濟文化落後於迦南人。為了防止被強大的迦南人征服和同化,亞伯拉罕藉助宗教的力量來團結眾人,把耶和華尊為“唯一真神”,並在該地設立祭壇,這就是原始狀態的猶太教。

公元前17世紀,迦南連年遭災,迫使亞伯拉罕的孫子雅各率子女逃往埃及。在遷居埃及的漫長歲月中,雅各的12個兒子逐漸發展成為以色列的12個支派。它們已表現出部落社會群體的鮮明特徵:不願意同群體以外的人結成軍事同盟,並且把迦南看作他們的土地和遺產。

在僑居埃及的過程中,以色列人成為毫無保障的奴隸。公元前13世紀,以色列人中出現了一位領袖,這就是為以色列民族和宗教的形成奠定基礎的摩西。他在帶領以色列人遷出埃及的過程中創立了摩西教。摩西教的出現對以色列人的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在西奈山下,摩西率領全體以色列人集體確認了其先祖亞伯拉罕與上帝所訂立的聖約,即永遠尊奉耶和華為獨一無二的上帝,並接受上帝頒布的十條誡命和其他律法。在進入巴勒斯坦的途中,摩西又設立了宗教審判官和擬定了審判制度。這一切加強了以色列人與上帝的關係,主宰了以色列人的生活和宗教活動的各個方面,並且成為他們有關刑事犯罪、民事糾紛和宗教等方面法律的主要內容和條款。

摩西教的產生使原始狀態的猶太教得到發展,意味著猶太教的初步形成。它具有深遠的意義。因為按過去的宗教觀點,人類的命運是和自然規律分不開的。而摩西教認為,上帝是自然力的創造者,上帝本身並不受自然力循環規律的制約,上帝的意志不是在自然界中,而是在人類歷史中實現的。它使以色列人的思想從摩西起就已經從受歷史輪迴規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摩西教的基本信條規定了以色列人的道德準則。這些信條不僅有利於以色列人崇高理想的實現,而且成為以色列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以色列人在摩西率領下遷出埃及,返回迦南的過程中,正是利用這筆精神財富,克服了惡劣的外部環境所帶來的許多困難,逐步走向思想的統一和民族的統一。他們在反抗暴政、爭取自由目標的引導下,除了同沙漠中的飛沙走石、乾旱缺水等惡劣的自然殺件抗爭外,還要同異族人的阻撓作鬥爭。最初,他們打算從西奈半島南端的西奈山前往加低斯綠洲(約在比爾謝巴西南50公里處),然後直接進入迦南。但是,由於埃及海岸防線的封鎖而未能如願。之後,從南方插入迦南的嘗試也宣告失敗,不得已又重返西奈沙漠,逐步向迦南挺進。根據《約書亞記》記載,摩西死後,以色列人在約書亞領導下,通過攻占外約旦,逐步奪取以法蓮山區(撒馬利亞)、上加利利和下加利利而占據迦南。軍事戰鬥的需要和軍事行動的成功,使以色列人開始了建立民族共同體的過程。因此,可以說,遷出埃及是以色列民族組成的關鍵時期,在其民族形成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但是,這只可看作是以色列人從部落向民族共同體轉變的開始。在進入迦南時,以色列人還不是一個民族,而是處於半遊牧狀態的氏族社會。從占領迦南到王權制建立的兩個世紀中,也就是《聖經》所稱的“士師執政的時代”,是以色列人從氏族社會向民族統一的農業社會的過渡時期。

士師時期的以色列部落主要表現為宗教聯盟,他們有共同的錄教中心。由於抵禦其他民族軍事進攻的需要和受當地土著居民的影響,以色列部落的內在凝聚力逐步得到加強,主要表現在:第一,經濟生活方式逐漸向農業經濟轉變。他們開懇土地,學習修建蓄水池,其住地往往變成了農村。第二,共同領袖的產生。為了對付非利士人的壓力,以色列各部落被迫採取共同行動;結成聯盟,開展鬥爭。由於沒有一個共同的領袖,他們曾遭到慘敗,連隨軍的約櫃也落入敵人之手。他們要求立一個“王”的拳拳之心終於說服撒母耳推選掃羅為王。第三,掃羅不負眾望,建立了一支以他的部落便雅憫為其精銳部分的有戰鬥力的軍隊,並同他的兒子約拿單一起率兵多次征戰,打敗了非利士人的進攻,並征服了摩押人、亞捫人、亞蘭人和亞瑪力人。這些戰爭不僅暫時解除了對以色列人構成的嚴重威脅,而且提高了他們的民族覺悟。

掃羅(公元前1028~前1013年在位)作為以色列統一王國的第一位王,建立了國家的雛形。但他只是把幾個部落初步聯合丁起來,而且主要在軍事方面。他缺乏戰略眼光,在增強以色列人的凝聚力方面沒有採取有效措施,就是堂堂的王國都城,也只是一個簡陋城堡——他的故鄉基比亞。他的有效統治區僅限於迦南的核心地區,對邊遠地區的擰制就望塵莫及了,儘管如此,掃羅對以色列民族的統一作出了重大貢獻。

以色列民族實現統一,主要是在以色列統一王國的大衛和所羅門時代。

大衛(公元前1013一前973年在位)在以色列民族統二事業中的主要貢獻是:第一,統一了全以色列。掃羅死後,其子伊施波設在北方被立為以色列王,遷都馬哈念(位於東約旦)。大衛在希布倫受膏,作南方猶大的王。南北之間不斷發生衝突,大衛勢力日益強大起來。北方以色列王的元帥押尼珥倒戈,投向大衛。伊施波設被殺後,大衛正式登基,成了全以色列的王。第二,新建都城耶路撒冷。大衛認識到分散的部落需要一個統一的能振奮民族精神的宗教中心。他力主將都城從希布倫遷往耶路撒冷,並將約櫃隆重地迎入新都。第三,連年征戰,為以色列民族的形成創造了一個較為穩定的外部環境。大衛先後討伐以色列人的宿敵非利士人、亞捫人、摩押人;擴大控制區域,使以色列統一王國的國力不斷強盛。王國的統治區域擴展到以色列全境,而王國的影響已達到更遙遠的地方,從而加強了以色列人的經濟和文化聯繫,促進了以色列民族的統一過程,但以色列各部落繼續存在。

所羅門(公元前973~前931年在位)時代的以色列人,在民族統一的過程中邁出了關鍵的一步。政治上,廢除了傳統的部落組織,將全國劃分成12個新的行省,並任命了總督。宗教上,所羅門繼承父業,用七年時間,建造了第一座猶太教聖殿(公元前 975年竣工)。聖殿用大量的黃金和珍貴木材裝修,規模宏大,氣勢輝煌。殿長約30米,寬約10米,高約15米,分內殿和外殿,內殿安放著約櫃。從此,聖殿成為猶太教的象徵,耶路撒冷成為猶太民族的宗教中心。

此外,所羅門非常重視王國的邊防建設,在重要的地方修建堡壘,並且加固了南北邊境城市的城牆,使以色列統一王國的防禦力量大大增強。

不僅如此,所羅門還奉行對外友好聯姻和宗教自由政策,促進了當地各民族的融合。但是巴力神和其他腓尼基神的繼續流傳,使北方部落的分裂傾向在所羅門執政末期進一步擴大,從而埋下了南北分裂的種子。

所羅門死後,以色列統一王國分裂成南北兩個國家,北方稱以色列王國,南方稱猶大王國。北方王國版圖較大,經濟較發達,但部落間的矛盾和王室內部的爭權,導致內戰不斷,國勢日衰,當地其他民族的侵擾,也使王國的土地荒蕪,財源枯竭。更重要的原因是,異教偶象崇拜的流傳,破壞了以色列人信仰的單一性。北方王國在內憂外患中於公元前722年被亞述王國所滅。據記載,在亞述王薩爾貢統治時期,原北方王國的以色列部落間的明顯差別已不存在了。這說明北方王國時期,至少是北方王國的後期,北方的10個部落已經大體上融合成以色列民族的一部分。但是,隨著王國的滅亡,這部分人逐漸被同化了。以色列民族的主體主要由南方猶大王國繼承下來。

猶大王國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它的疆域沒有北方王國大,資源也不如北方王國豐富,但它是一個比較統一的國家,而且受外部環境影響不大。猶大王國又是大衛王朝傳統的繼承者,它的第一任王是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羅波安被立為王以後,曾想取得北方各部落的承認,但未能如願。耶路撒冷聖殿所體現的以色列人對耶和華的共同信仰,增強了國內的團結。猶大王國有利的地形也發揮了積極作用。在這些因素的相互影響下,南方王國經歷了與北方王國完全不同的發展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王國的幾個王,在鞏固和發展國家方面表現出了傑出的才能。羅波安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向再度崛起的埃及進貢,免遭亡國之禍。羅波安的繼承人亞撒,繼續同埃及和北方王國鬥爭,並取得了勝利。在亞撒的兒子約沙法的統治下,猶大王國得到了正常的發展,勢力擴大了,與北方王國的關係改善了。
北方王國滅亡後,猶大王國不可避免地成為亞述和埃及角逐的目標。在亞哈斯王當政以後,猶大王國向亞述稱臣綱貢,保持了形式上的獨立。為了民族的生存,猶大王國在以後的120年中,同亞述、巴比倫和埃及展開了頑強的鬥爭。儘管如此,它最終還是被巴比倫王國所滅。公元前586年聖殿被平毀,猶太人被擄至巴比倫。

猶太民族的主體在流亡巴比倫時期,頑強地維護自身的民族和宗教特性,對返回故鄉抱著很大希望。約半個世紀後,被擄至巴比倫的猶太人受惠于波斯王居魯士奉行的允許他們返回聖地的開明政策,得以重返耶路撒冷。這些猶太人在返回耶路撒冷後,為猶太教的恢復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主要是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聖殿的重建。在所羅巴伯和大祭司約書亞領導下,經過長達十多年的艱苦努力,第二聖殿於公元前516年落成,猶太人民的信仰中心和祭祀聖地重現了昔日的光輝。二是《托拉》編纂成功。《托拉》在原有基本輪廓的基礎上,經過匯集、整理和編纂,成為一部統一正典。在公元前5世紀~前4世紀,成為猶太人生活的指南。《舊約》(又稱《希伯來聖經》)從《創世記》到《列王紀》的歷史部分和《聖文集》的《耶利米哀歌》及《雅歌》,也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三是猶太教律法對猶太人生活的巨大影響。猶太先知矢志貫徹摩西律法,藉以全面制約猶太人的生活。從巴比倫返回耶路撒冷的著名學者、祭司和猶太教領袖以斯拉,要求耶路撒冷猶太人服從以色列人和耶和華所立的契約;強調嚴格遵守有關祭祀活動、安息日和祈禱儀式的每項律法;反對猶太人與異族通婚,娶非猶太人為妻者可能隨時被逐,他們的家也常遭破壞。,以斯拉堅持認為這樣嚴厲對待與異族通婚者,是無罪的。所有這一切使巴勒斯坦猶太人形成以《托拉》為生活指南的信仰和祭祀社團,耶路撒冷再次成為猶太人的宗教中心。這說明,猶太人在亡國前就已成為一個比較穩定的民族共同體,否則他們不可能在異國他鄉的不利環境下存在和發展起來。

羅馬人統治時期,猶太人在第一次猶太戰爭失敗後,聖殿再次被徹底摧毀,耶路撒冷被分割給羅馬有功將士,猶太教公會被關閉,聖城失去了猶太人政治和宗教中心的地位。但猶太教的活動並未止息,不久,在加利利的提比哩亞(太巴列)和沿海平原的雅麥尼亞建立了兩個由拉比主持的中心,以履行原耶路撒冷猶太教公會的職能,這兩個地方很快成為公元1世紀猶太教的主要活動中心。公元90年,在雅麥尼亞舉行的一次猶太拉比會議上,確定猶太教正典卷數總汁為24卷,故亦稱《二十四書》,即流傳至現在的《希伯來聖經》,至此,猶太教的正典《希伯來聖經》全部完成,標誌著猶太教的正式形式。

可見,以猶太教為其靈魂的猶人民族,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塊歷史聖地哺育著這個不同尋常的民族,而這個民族又對這塊土地的歷史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現以以色列統一王國為例,對此作簡單說明。

從掃羅王受膏登基到所羅門王死後王國分裂,統一王國前後經歷三個王,總計97年。這一時期是以色列民族形成的重要時期,也是他們歷史上的黃金時代,更是他們對巴勒斯坦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時期。

第一,以色列統一王國是在巴勒斯坦這塊古老土地上興起的第一個王國。在三代國王的努力下,王國的管理機構不斷完善,政權體製得以有效運轉,成為古代西亞地區國家體制較為完備的奴隸制國家。大衛時代所創立的中央集權制體系到所羅門時代已較為完善,在加強中央政府權力和官僚政治的同時,對地方行政管理體制進行了改革,設立了行省,任命了總督。與此同時,王國疆域不斷擴展,其有效控制區域從掃羅時的迦南南部擴大到以色列全境,王國的影響也從紅海地區延伸到幼發拉底河。到所羅門時代,王國的威懾作用和影響力又進一步加強,成為該地區一個小型帝國。

第二,王國都城耶路撒冷的創建,奠定了巴勒斯坦地區統一和社會發展的基礎。掃羅因戰事頻仍,無暇顧及王國政治的發展,都城一直在故鄉基比亞,這使他難以廣泛團結以色列各部落,並導致了他死後南北部落的對抗和爭鬥,削弱了王國的實力和影響。

大衛登基後的最初七年,都城在希布倫。一俟王國形勢好轉,大衛便開始興建新都城。他選擇了雄踞戰略要地、影響以色列全局的耶路撒冷,這是一個十分簡陋卻又異常堅固的堡壘。大衛智取了被耶布斯人控制的這個城堡後,在四周建造了一道堅固的城牆,將耶和華上帝的約櫃迎入城內。從此,耶路撒冷成為王國的政治中心和以色列民族的宗教聖地。

所羅門當政後,在城內修建了雄偉的聖殿和豪華的王宮,使耶路撒冷作為王國的都城,進一步促進了王國的政治發展和經濟繁榮。

第三,聯姻外交為統一王國創造了一個睦鄰友好的政治環境。大凡一個英明的政治家,莫不是一個具有傑出才能的外交家,以色列統一王國的大衛和所羅門就是這類具有雙重才能的國王。大衛在連年征戰的歲月中,不忘記從政治上利用聯姻外交鞏固和加強同其他民族和屬地的關係,在他的妻妾中,就有卡爾邁勒的亞比該和耶斯列的亞希諾。

所羅門像大衛一樣,積極開展聯姻外交工作。他娶亞捫人拿瑪為妻,拿瑪的兒子就是後來的羅波安王(分裂時期南部猶大王國第一代國王)。他與埃及法老的女兒聯姻,並為她建造了一座特別的皇宮。通過這種姻親關係,以色列占據了通往地中海的重要城市基色。

第四,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增強了王國的經濟實力,擴大了王國的影響。大衛為了在建設新都和王宮時能利用腓尼基人的高超建築技術,竭力加強與他們的交往。大衛與推羅王希蘭建立了商業貿易關係,彼此也成了朋友。

所羅門更加重視與周邊國家和民族的貿易關係,將它視為擴大王室金庫收入,保證王國建設,豐富王室生活的重要手段。他採取多種措施:一是在以色列人聚居區設貿易網點,在首都耶路撒冷周圍修築館驛,以方便外國的貿易使團。二是組建艦隊和擴建港口,派遣船隊遠航,從事貿易和探險活動。所羅門的船隊曾航行於紅海和地中海,並駛往非洲和印度等地,從俄斐(可能是南阿拉伯,也可能是印度)帶回了金子、寶石、象牙、檀香木、猴子和孔雀。他們的探險活動曾遠抵塔爾西斯(西班牙)。這些貿易和探險活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換取以色列王國所需要的物品。例如,在與腓尼基人的貿易活動中,以色列提供小麥和橄欖油,以換取官方建築所需要的木材(杉木和松木)、象牙、金子等建築和裝飾材料及能工巧匠。三是利用貸款彌補財政不足。所羅門因大興土木,耗資巨大,財政拮据,曾向推羅王希蘭借了許多金子,最後以加利利的20個城鎮抵銷了這筆債務。

第五,統一王國豐富的文化遺產,成為以色列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首都耶路撒冷的宏偉建築以及一批商業和設防城市的出現,不僅繁榮了經濟生活,也促進了以色列人與其他民族的交往。特別是在所羅門時代,以色列呈現出多種文化融合的異彩。獨具魅力的聖殿是以色列入邀請腓尼基人的能工巧匠,吸收當時各國建築藝術精華的傑作。《聖經》中的《箴言》,也是以色列統一王國時期的力作,其中部分內容由所羅門親筆撰寫。

總之,以色列統一王國在三代國王的苦心經營下,發展成為從幼發拉底河到埃及邊界的重要國家,成為猶太文明的根基,為巴勒斯坦地區的社會發展和地中海東岸地區的繁榮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二、流散地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關係

公元2世紀中期,猶太人開始大規模向外流散後,作為猶太民族宗教聖地和精神中心的巴勒斯坦,一直是流散地猶太人嚮往的地方。他們不僅與巴勒斯坦保持著宗教和經濟上的聯繫,而且利用各種機會,克服重重困難,移居巴勒斯坦。

失去聖殿的猶太民族,就像心靈受到創傷的人,永遠保持著對聖地的崇敬和依戀。猶太教在保持和強化聖殿在猶太人心中的神聖地位方面發揮了特殊作用。猶太教教義認為,生活在以色列就等於遵守《托拉》的全部戒律。猶太人還十分推崇“葬回故土”的喪葬方式,其婚禮儀式也明文規定新郎必須面對耶路撒冷或聖殿方向站立。這一切充分說明猶太人對聖地的嚮往之情。

猶太教拉比不斷強化聖殿在猶太人思想意識中的影響,要求猶太人記住聖殿被毀後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的日期,規定猶太人繼續交納什一稅。拉比們更注重用猶太教律法來規範猶太人的生活,竭力恢復巴勒斯坦在猶太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對流散地猶太人來說,宗教活動的最大祈望和主要內容是返回故土。他們每天在祈禱詞中重複一句話:“吹響我們自由的偉大號角,高舉起召集我們流亡者的大旗,我們要從各地聚集到我們的國土上。”許多表面上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亦稱“馬拉諾”),也常常在祈禱中表達要收復上帝“應許之地”的心愿。

流散地猶太人不僅嚮往巴勒斯坦,並且在宗教、政治、經濟等方面積極支持和援助繼續留居在巴勒斯坦的猶太民族兄弟。這種歷史現象源遠流長。公元前6世紀“巴比倫囚虜”對復興巴勒斯坦猶太民族事業做出的重大貢獻,名垂史冊。他們中的一批宗教領袖親赴巴勒斯坦,為重建耶路撒冷而奮鬥。猶大王國滅亡後,巴勒斯坦成為人煙稀少的荒涼之地。正是在巴比倫猶太人的幫助下,這塊地方才逐漸恢復了生氣。

公元2世紀猶太人大流散後,繼續在宗教和文化上保持與巴勒斯坦的聯繫,促進了該地猶太人社團的發展。

公元3世紀,巴比倫著名猶太學者拉夫在蘇拉建立了神學院,接受了巴勒斯坦大部分學術知識,甚至還引進了一些巴勒斯坦習俗。巴比倫的神學院與巴勒斯坦的聖經學院,雖然各自獨立開展研究工作,但通過拉比互訪,進行一定的思想交流。《塔木德》的完成應看作是巴比倫與巴勒斯坦猶太學者聯手的結晶。《塔木德》主要是由《密西拿》和《革馬拉》組成。《密西拿》是由巴勒斯坦猶太族長、猶太教公會議長猶大,哈—納西(約138~約217年)領導編纂而成的。而《革馬拉》則是由巴比倫拉比們用阿拉米文對《密西拿》的釋義和補篇。《塔木德》的問世,是猶太人生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1000多年的流散中,一直指導著流散地猶太人的生活,維護了猶太人的民族和宗教特性。

在十字軍征服巴勒斯坦後期,西提和阿克的猶太人社團與僑居埃及的邁蒙尼德的交往,是巴勒斯坦猶太學者與埃及猶太學者密切聯繫的一個突出事例。邁蒙尼德是12世紀首屈一指的猶太神學家和哲學家,他出生於西班牙的科爾多瓦,以後定居在開羅附近的福斯塔特;他的巨著《密西拿托拉》和《迷途指南》,在猶太民族中和猶太哲學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邁蒙尼德積極關懷巴勒斯坦和全世界猶太人的利益。他與西提和阿克猶太人社團的學者和宗教領袖始終保持著聯繫,並就猶太教律法問題交換信函。

13世紀的納邁尼德,是又一位關心巴勒斯坦猶太事業的西班牙猶太學者。他親赴聖地,團結了許多來自東方遙遠地區的學者,在耶路撒冷完成了《聖經》前五卷的評註。1270年死於阿克。

猶太人不會忘記埃及馬木留克王朝統治(1250~1517年)時,義大利猶太學者奧巴迪對支援耶路撒冷猶太社團作出的貢獻。當時耶路撒冷猶太人的經濟調敝,賦稅沉重,即使富人和社團學者也難以為生,猶太教社團領袖納德漢.肖拉也不得不離開該城。奧巴迪分析了耶路撒冷的形勢,對猶太教教義作了精闢評述,建立了耶路撒冷猶太教拉比法令體制,這一體制一直延續到奧斯曼帝國征服巴勒斯坦以後。奧巴迪還親自主持猶太人的宗教葬禮。由於他的努力,耶路撒冷猶太社團的狀況逐步得到改善。

奧斯曼帝國統治巴勒斯坦前半個世紀,薩費德的猶太人在歐洲猶太人幫助下,克服了由於奧斯曼帝國征服而帶來的困難,建立了織布和染織業,使該地發展成為重要的工商業城市。16世紀末至17世紀末,耶路撒冷的猶太學者成功地加強了自身的作用,還吸引了東方國家的一些猶太學者,使耶路撒冷重新獲得精神中心的地位。

除了宗教、文化、精神上的聯繫和交流外,流散地的猶太人,在經濟上全力支持自己的巴勒斯坦猶太兄弟。

10世紀時,出生於西班牙科爾多瓦的猶太人薩穆爾·伊本·納格雷拉,是一位宮廷官吏、詩人和軍事統帥。他被任命為格拉納達哈里發宮廷的高官,後升為大臣,為格拉納達公國的繁榮昌盛作出了貢獻。他同時被委任為猶太社團領袖,不僅慷慨解囊為西班牙的猶太人創辦教育和慈善事業,還有力地支援巴勒斯坦猶太人。他雖然喜歡西班牙,卻一直夢想在猶太人的土地上建立一個獨立的猶太國。

19世紀上半期,巴勒斯坦大部分猶太人居住在四個城鎮:耶路撒冷、薩費德、太巴列和希布倫,他們在土耳其官員的沉重賦稅壓榨下,難以為生,經常得到海外猶太人的資助。

19世紀最後20午到20世紀奧斯曼帝國滅亡前夕,巴勒斯坦猶太人的人數大為增加,1914年約為8.5萬人。這時巴勒斯坦的東歐猶太移民,都靠國外猶太人募捐的基金維持生活,基金一年可達10萬英磅。當地西歐猶太移民所獲救濟金,由猶太首領分發,受益者主要是研究猶太教法典的學者和遺孀孤兒。他們接受資助時提出了一個先決條件,即國外猶太人慈善家的幫助,不得衝擊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否則予以拒絕。

20世紀初,向巴勒斯坦移民浪潮到來之前,巴勒斯坦原來的猶太人社團,都是虔誠的男女猶太教信徒,主要靠國外教友的救濟為生。
由此不難看出散居地猶太人在困難條件下和巴勒斯坦的密切關係。然而,最能反映他們與巴勒斯坦歷史聯繫的是歷史上從未間斷的阿利亞。
所謂阿利亞,指流散地的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故土居住的行動。阿利亞在希伯采語中,意為“上升”、“嚮往”。在古代,猶太人認為去聖城耶路撒冷,是一種“上升”行動。該詞首次使用是在巴比倫囚虜時期,凡從巴比倫流亡地返回以色列的行動,都叫阿利亞。

從公元2世紀猶太人大流散開始,到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產生,是猶太人大流散的漫長時期,也是巴勒斯坦猶太人事業的低潮時期。其間,流散在外的猶太人從末間斷向巴勒斯坦移民。

在羅馬統治者安敦尼·庇阿(138~161年在位)統治巴勒斯坦時期,由於廢除了大部分反猶太法,因而出現了比較自由寬鬆的政治、宗教局面,許多猶太人流亡者陸續返回故里,其中包括一批阿奇巴拉比授與祭司教職的學生。他們回到巴勒斯坦後,不少人成為猶太社團的領導人和學術界的知名人物。

9世紀左右,卡拉派開始號召猶太人返回以色列。不少著名猶太教拉比返回故土居住,領導那裡的猶太社團和學術界。在這些拉比中,有來自摩洛哥的所羅門·猶大等。

12世紀,十字軍對巴勒斯坦的軍事征服結束後,猶太人開始重返家園,東西方海上貿易的逐步改善,吸引了不少歐洲猶太移民遷住巴勒斯坦。撒拉丁及其後繼者征服巴勒斯坦,喚起了東西方猶太人對救世主的期望,他們紛紛從世界各地移居巴勒斯坦。隨即,在耶路撒冷和阿克形成了兩個猶太人居住中心。前者存在的時間較短,後者存在的時間較長,發展較快。1210~1211年,首批移民進入阿克,其中包括300名英國和法國的拉比以及猶太教法典學者。以後又有一批學者、移民移入。阿克社團不僅與歐洲猶太教首領保持聯繫,還派人赴歐洲猶太人社會中籌集資金。在阿克社團中,有許多很有影響的學者,如來自巴黎的拉,加希成.功地創辦了一所猶太教法研究院;邁蒙尼德的孫子大衛,奉.亞伯拉罕也在阿克住了很長時間。

西班牙中世紀著名猶太詩人和哲學家猶大·哈列維(約1075~1141)深入研究了上帝選民的觀念和猶太民族所負使命的思想,對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作了現實的和客觀的分析之後,決定將阿利亞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晚年,他告別了親友,只身前往巴勒斯坦。在取道埃及的亞歷山大返回聖地的途中,因船期延誤而未能如願,客逝埃及。另一說,他抵達聖地,在跪拜祈禱時仙逝。

12世紀,由於以摩洛哥為統治中心的穆瓦希德王朝實行宗教迫害政策,不少猶太人從北非返回故土巴勒斯坦。

13世紀,歐洲基督教會對猶太人的迫害,使阿利亞行動再次升級。13世紀60年代前後,有更多的歐洲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 13世紀末,由於十字軍與穆斯林之間的戰鬥激烈,阿利亞行動暫時停止。

14世紀,研究以色列地理的法國猶太學者埃斯托里.哈一帕赫拉比,在反猶浪潮的驅使下,返回了巴勒斯坦。隨後,許多西班牙和德國的猶太人亦返回巴勒斯坦故土。

15世紀,返回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來自四面八方,其中相當多的一批來自義大利,還有從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印度、中國、葉門以及北非一些國家遷來的。

16世紀初期,奧斯曼帝國對巴勒斯坦統治剛一開始,許多猶太人從西西里島、義大利、法國、德國以及一些亞洲國家返回。不少被逐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猶太難民也紛紛回到巴勒斯坦聖地。這些移民一部分人定居耶路撒冷,更多的人在猶太中心薩費德落戶。

在土耳其猶太人中,不乏關心巴勒斯坦猶太人事業的著名人士,其中約瑟夫.納西值得一提。他在伊斯坦堡倍受重用,贏得了蘇丹將巴勒斯坦的太巴列城贈給他的殊榮。約瑟夫雖然效忠於蘇丹,但也忠誠於猶太民族,他真誠關心歐洲猶太人的命運。他計畫把太巴列城建成猶太難民的避難地。他號召猶太流亡者遷往太巴列,重建這座城市,使它成為巴勒斯坦的工商業中心。許多猶太人回響他的召喚,紛紛乘船返回巴勒斯坦,因中途受阻而未能如願。約瑟夫因公務太忙無暇顧及太巴列,他的初衷未能實現。但他關心猶太人,重建聖地的崇高理想,永載猶太民族史冊。

17世紀初,卡拉派恢復了重返故鄉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動。由猶大.哈西德拉比和哈伊姆·馬拉拉比領導的沙貝塔伊阿利亞,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一次,啟程時僅有3戶人家,只有十幾人,抵達巴勒斯坦時,發展到1500—1700人,大多數是中途參加進來的。不幸的是,這批人因其領袖不久身亡,加上生活無著,疾病折磨,而各奔東西,未能定居耶路撒冷。

18世紀,仍然有成群結隊的猶太人不斷返回巴勒斯坦。1722年,由義大利加昂以利亞組織的阿利亞成功抵達耶路撒冷,並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社團。隨後,又有一些來自土耳其、葉門、突尼西亞、摩洛哥等國家的猶太人返回耶路撒冷。18世紀末,哈西德派信徒把返回故鄉巴勒斯坦作為一條主要教義加以宣傳,因而許多哈西德派信徒從1764年開始,紛紛加入阿利亞行動。他們返回故鄉巴勒斯坦的行動,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

1830年;德國猶太人在摩西·薩克斯帶領下,開始了返回故土巴勒斯坦的阿利亞活動。薩克斯主張在故土建立一個規模巨大的猶太社團。來自德國的猶太移民中;有許多著名學者和拉比,如歷史學家傑霍塞夫·施瓦茨和埃利澤·伯格曼拉比。同時,荷蘭猶太人也成批抵達巴勒斯坦,他們和德國猶太移民組成了荷蘭一德國猶太社團。

19世紀,東歐的阿利亞也有一定的進展。由摩西·索佛拉比發起的主要由青年人組成的匈牙利阿利亞,頗具規模,成功地返回巴勒斯坦,並且組成了自己的社區,在耶路撒冷發揮了重要作用。土耳其、伊拉克、波斯、阿富汗、庫爾德斯坦的阿利亞活動相繼出現。到19世紀中葉,巴勒斯坦全境約有1.2萬猶太人。當 1882年俄國的“熱愛聖山運動”出現,並開始有組織地大規模移民時,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已經增加到2.4萬人。

三、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與猶太社團

考察公元2世紀後巴勒斯坦地區猶太人口和猶太社團的變化和發展,對於了解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關係十分重要。因為從實質上講,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關係,是影響和決定巴勒斯坦猶太人口和猶太社團變化的最重要的主觀因素。

135年,巴爾·科赫巴起義失敗後,猶太人遭到羅馬占領者的殘酷鎮壓,被殺戮被驅逐者不計其數,以色列故土一片狼藉。猶大地區的75個村莊中,猶太人全部絕跡。只有北部加利利地區破壞較小,加之不少倖存者逃亡那裡,聚集了約40萬猶太人(占全巴勒斯坦80萬猶太人的1/2)。為了加強對猶太人的統治,羅馬占領者不僅把猶大地區改名巴勒斯坦,還通過行政手段迫害猶太人。他們將以色列故土劃歸敘利亞,由羅馬派駐敘利亞的總督尼格爾管轄。尼格爾對猶太人徵收重稅,實行使猶太人難以正常生活的苛政。

在羅馬帝國塞維魯王朝(193—235年)統治時期,巴勒斯坦出現了較為自由的局面,大部分反猶法令被廢除,猶太教公會亦恢復了活動,猶太人可以享有法律自主權。一所所猶太會堂隨之興起,《密西拿》編纂成功,經濟繁榮,工商業獲得發展,耶路撒冷再次出現了猶太居民點。

塞維魯王朝瓦解後,巴勒斯坦因羅馬帝國王位更迭和社會動亂而受到影響。農業歉收,賦稅沉重,民不聊生,許多猶太人被迫逃離巴勒斯坦。

從3世紀末到4世紀末的100年間,是羅馬帝國比較穩定的時期。這一時期對猶太人影響最大的是313年基督教合法地位的確立,從而導致對異教,包括對猶太教的敵視和攻擊。然而,朱利安皇帝執政(360~363年)給猶太人帶來了希望。他不僅撥專款重建猶太聖殿和聖城耶路撒冷,而且下令減輕猶太人的賦稅。猶太人紛紛返回聖城,在聖殿山上修建了一座猶太會堂。朱利安死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南部建立居民點的工作並未停止。雖然基督教勢力大大增加,巴勒斯坦猶太人被迫離鄉背井而人口大減,但到4世紀末,在巴勒斯坦北部仍有較多的猶太人,據統計,約占當地人口的10%至15%。

拜占庭帝國統治巴勒斯坦的前期,採取了一系列發展生產,重視建設的措施,使巴勒斯坦的經濟有所發展。另外,東正教徒和基督教徒曠日持久的神學爭論,為猶太教的發展提供了契機。猶太人利用這一有利條件,一方面大量開墾荒地,擴大農業居民點,同時,大規模修繕和擴建猶太會堂,完成了《耶路撒冷塔木德》的編纂。

7世紀上半期,拜占庭皇帝席哈克略迫於教會的壓力,頒布了一系列反猶法律,驅逐、審判和殺戮猶太人,並對他們進行宗教迫害,迫使他們改信基督教。許多猶太人不堪受辱,紛紛逃離了自己的故土巴勒斯坦。

阿拉伯帝國統治巴勒斯坦的初期,由於大權操在阿拉伯軍事貴族手中,一般行政事務由非阿拉伯人掌管,加之帝國對異教徒採取較為寬宥的政策,帝國境內的非阿拉伯人的宗教社會生活有所鬆動,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及其社團狀況亦有所改觀。在埃拉特、加沙、臘法、阿里什和埃德里與傑爾巴阿之間都有猶太人居住。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日漸增多,猶太人社團又獲得新生,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統治時,將都城從大馬士革遷到巴格達,致使帝國的經濟中心轉移,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經濟由之趨於衰退,猶太人的生活亦受到影響。此外,阿拔斯王朝統治者對猶太人實行歧視政策,強迫他們戴黃頭巾,繳納苛稅,猶太人深受其害。

11世紀初,法蒂瑪王朝第六代哈里發阿里·哈基姆(996—1021年在位)頒布了更為嚴厲的限制非穆斯林的法令,再次強令猶太人穿戴有特殊標記的衣帽,下令摧毀基督教堂和猶太會堂,並迫使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在改信伊斯蘭教或離開法蒂瑪王朝的國土之間進行選擇。正因如此,11世紀末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大大減少。

在1l~13世紀西歐封建主和羅馬天主教會對東方穆斯林發動的東侵中,巴勒斯坦和聖城耶路撒冷難逃惡運。許多猶太人死於兵荒馬亂之中。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中,耶路撒冷於1099年陷落,十字軍血洗聖城,約有二三萬人死於非命,一些猶太人被趕進猶太會堂活活燒死。在十字軍東侵過程中,身居歐洲的數萬猶太人被殺害,許多猶太居住區被摧毀。總之,猶太人成為十字軍東侵的犧牲品。巴勒斯坦地區經濟遭到破壞,人口大為減少。12世紀 70年代末,全巴勒斯坦僅剩1440名猶太人。但是,隨著十字軍的鎩羽而歸,猶太人的境遇開始改觀。

奧斯曼帝國統治巴勒斯坦的400年間(1517~1917),猶太人的力量逐步恢復和發展起來。因為帝國主要關心的是從各行省索取貢賦,很少干涉當地居民的宗教事務。當時巴勒斯坦經濟已瀕於崩潰,人口稀少。一批猶太人的遷入,使巴勒斯坦發生變化。猶太人建立了自己的街區,使該地區的許多城市得到發展,僅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從1526年的200戶增加到1554年的338戶,他們既有固定收入,又不受重稅的影響。在巴勒斯坦中部的納布盧斯以及南部的希布倫和加沙,都居住有猶太人。薩費德的猶太人達300戶,經濟景況不錯,並設有三座猶太會堂。

16世紀後期,奧斯曼帝國處於停滯時期,巴勒斯坦地區亦動盪不安,薩費德和太巴列也隨之逐慚衰敗。但耶路撒冷猶太社團因得到巴勒斯坦以外地區猶太人的資助卻重新發展起來。17世紀中葉,隨著大批猶太人湧入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急驟增長。

17世紀末,巴勒斯坦以外各地的猶太人期待救世主的熱情高漲,移居聖地的猶太人隨之不斷增加。

19世紀80年代以前,巴勒斯坦猶太人口因歐洲猶太人的移入而繼續增長,其經濟、文化影響不斷擴大。1820年希布倫建立第一個東歐猶太移民社團。雅法也有500猶太人。耶路撒冷老城無法容納更多移民,1861年在城外建立第一個新區,25年後,新區增至九個。許多移民轉向經營農業,猶太人農業區不斷出現, 1881年巴勒斯坦已有1000名猶太人從事農業生產。猶太醫院和學校相繼建立。1870年,世界猶太人聯盟建立了巴勒斯坦地區第一所猶太人農業學校,稱“米克維以色列”。 猶太人謀生方式向農業的轉變,拓寬了經濟生活領域,對開發巴勒斯坦和復興猶太民族起了積極作用。

19世紀最後20年,巴勒斯坦猶太人及其事業得到進一步發展。1900年猶太人增加到5萬,主要居住在一些城市及近郊。另外,移民範圍不斷擴大,除了東歐、西歐猶太人以外,還有來自北非、布哈拉和波斯等國家和地區的移民。1882年由於沙皇俄國和羅馬尼亞對猶太人的迫害,加之“熱愛聖山運動”的鼓動,大批東歐猶太人遷往巴勒斯坦,形成規模較大的阿利亞行動。1904~1914年又出現了第二次猶太人遷徙高潮,巴勒斯坦呈現復興景象。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巴勒斯坦陷於一片混亂和災難,猶太人亦不能倖免。

綜上所述,巴勒斯坦地區猶太人口和猶太社團的發展變化,一是同占領者的政策和外部環境有關;二是在最惡劣的環境下,猶太人也從未全部離開過巴勒斯坦。

總之,流散地猶太人與巴勒斯坦存在著實實在在的歷史聯繫。這種聯繫不僅表現在精神方面,同時反映在他們對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支援及其與巴勒斯坦猶太人的宗教和文化合作交流等方面,更體現在他們移居巴勒斯坦的行動之中。儘管這種歷史聯繫在當時交通工具不太發達,人員來往異常不便,猶太人處境甚為惡劣的情況下,呈零星、分散、不為人重視的狀態,但它畢竟說明和反映了流散地猶太人與故土的血肉之情和特殊關係。正是這種情誼和聯繫,驅使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選擇巴勒斯坦作為復國之地。

流散地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這種歷史聯繫,既維護了猶太人的民族和宗教特性,同時又促進了巴勒斯坦猶太人事業的繼續和發展。這種歷史聯繫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逐慚趨向系統和全面,並最終導致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產生,使流散地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關係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即有組織的移民及全面推動和發展巴勒斯坦猶太人事業的階段。

這使我們不由自主地想起“猶太領土組織”(即猶太復國主義領土主義派)的結局。這是一個主張在巴勒斯坦以外地區建立猶太國的組織,它雖然不乏能幹的領導人並有許多有地位的猶太人做後盾,卻在建立之後不到10年就失去影響而成為無足輕重的組織。放棄在巴勒斯坦立國的主張,是這個組織陷於失敗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見,巴勒斯坦對猶太人的影響和感召力。這充分說明猶太人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樣離不開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永遠屬於這兩個不同信仰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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