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科舉110周年 | 科舉制真的那么壞么?

2019-03-10 15:32:46

十六世紀晚期,義大利神甫利瑪竇不遠萬里,漂洋過海來到中國,成為第一個真正進入中國的西方人。他在中國生活了近三十年,對中國文明有比較細緻的觀察,其看法深刻影響了西方人。

利瑪竇 Matteo Ricci

他認為,中國的制度可能有很多問題,但科舉制保證了政治權力掌握在知識階層手裡,類似於柏拉圖“哲學家治理”的“理想國”:

“只有取得博士或碩士學位的人才能參與國家的政府工作;由於大臣們和皇帝本人的關懷,這類的候選人並不缺乏。因此被委任公職的人對於職務要靠經過考驗的知識、審慎和幹練來加以鞏固,不管他是第一次任職還是在政治生活的活動中已經很有經驗。”(《利瑪竇中國札記》,48頁)

然而,為什麼一個如此美好的制度,竟在二十世紀初年轟然坍塌了?

分數面前人人平等

事實證明,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科舉考試,極大增加了社會流動性,“朝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十萬進士、百萬舉人,相當一部分來自社會底層。這是那個時代的社會公正。科舉為唐宋以來輸送了大批名臣能相、國之棟樑。

我們今天許多人對文人從政表示意外,好像中國政治從來就是武人操控。這是不對的。至少從宋代以後,中國政治基本上就是文人的舞台,士大夫階層的重要職業就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政治,掌控政治。所謂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十八世紀之前西方人對中國政治秩序的讚美,主要都是因為科舉輸送了取之不盡有教養有學識的人才。

科舉潛伏著的危機

作為一項制度,科舉在最充滿活力時也潛伏著危機。一是內容。自隋唐至明清,科舉考試內容有很大變化,但在細目、學術資源上,幾乎一直囿於儒學的範圍。特別是宋之後,程朱理學為科舉指導思想,朱注成為標準答案。

廣州農講所舉辦的“中國科舉文化展”中陳設的古代科舉考試“號房”。資料圖

二是考試手段。考試,從來都是考官、考生博弈過程。考場作弊,是人類天性,防作弊也就成為科舉考試一個重要內容。舊時小說描寫了很多作弊技巧,這也說明為了維護公平公正,科舉考試一直致力於防作弊,對作弊者毫不留情予以打擊。

在科舉考試中,最受今人詬病的莫過於“八股文”。八股文形成於明成化年間,其主旨為考試標準化、規範化。所謂“八股”,通俗說法類似於今日中學作文教育中的分段,八股文融經義、策論、詩賦為一體,講究文辭、格式。

明朝科考四書義不少於兩百字,多則不限。到清乾隆年,每篇不得超過七百字。批評者以為八股文體制僵硬,代聖賢立言,大都是半通不通文字,毫無文采、氣勢。清初徐大椿《道情》說:

讀書人,最不濟,背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便作了欺人技。兩句破題,三句承題,搖頭擺尾,便道是聖門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唏噓!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這個批評切中時弊,隨著科舉日趨規範,命題越來越有規律可尋,於是一些補習老師不是要求士子認真讀書,結合實際理解儒家經典微言大義,而是憑藉經驗、聰明猜題、押題,於是考生並沒有精研儒家經典,只要記住可能的命題,死背幾十篇範文就可以通吃。(《日知錄·擬題》)這與現在高考作文有很大相似性,所謂束縛靈性,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的。

時移世易

科舉並非一個壞制度,大致滿足農業文明、帝制時代基本需求。然而,當中國被迫進入近代,科舉承擔了中國落後的原罪,因而結局悲慘且悲壯。

認為科舉有問題,主要發生在1860年向西方學習之後。兩次鴉片戰爭且失敗,是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惟一理由,但精英階層從骨子裡並不認同自家文明落後於西方,而是認為,中國失敗,就是因為中國缺少西方的堅船利炮,因而中國向西方學習在他們看來就是補上器物這個缺憾,至於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中國並不缺。口號式的概括,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缺什麼補什麼。1862年,恭親王、曾國藩、李鴻章奏請在北京設立同文館,隸屬於總理衙門,聘請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管理館務。幾年後聘美傳教士丁韙良任總教習達四分之一個世紀。在同文館任職的中外教習有傅蘭雅、馬士、李善蘭、徐壽等。同文館儼然成為中國學習西方近代科學的大本營。

同文館存在四十餘年,培養了一大批通曉近代科學的專業人才,但同文館體制忽略了一個重大問題,沒有像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那樣從整體上建構一個現代教育體系,因而導致科舉制與近代科學不接榫:學科學的人沒有參加科舉考試就無法獲得功名;沒有功名,就沒有辦法進入體制;繼續埋首科舉考試的人不懂科學,甚至不懂時務,所學非所用,儘管獲得了功名,但對體制,對社會,簡直就是廢人。

為彌補這些缺陷,馮桂芬提出“改科舉”、“改會試”、“廣取士”、“停武試”等一攬子科舉改制方案,讓科舉選出的人才合乎社會需要。馮桂芬注意到了近代科學技術專業人才如何與科舉體制相互銜接問題,建議“特設一科,以待能者。宜於通商各口撥款設船炮局,聘夷人數名,招內地善運思者從受其法,以授眾匠,工成與夷制無辨者,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出夷制之上者,賞給進士,一體殿試。廩其匠倍蓗,勿令他適。”(《校邠廬抗議·制洋器議》)

科舉變通方案

清政府也注意到了近代科學技術專業人才如何與科舉體制相互銜接的問題。畢竟同文館畢業生漸多,留學歸來者也開始出現。1874年,李鴻章遵照清廷指示,提出一個科舉變通方案:

“臣愚以為科目既不能驟變,時文即不能遽廢,而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人才之道。似應於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以資造就。”(《籌議海防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二十四)

1903年京師大學堂主要教職員合影。1905年9月,清庭宣布自丙午年即明年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運行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至此壽終正寢,成為歷史陳跡。

李鴻章想到了科舉改制、新人才出路,唯獨沒有想到像日本那樣,在全國範圍普遍設立西方意義的大中國小校,重建一個全新的教育體制。那一代領導人一方面不願承認中國整體性落後西方,另一方面不願大事興作,就像後來推廣新學堂那樣,他們選擇了最便捷的方式,在類似於西方教育的科舉制中動腦筋,以改科舉代替了重建新教育。此一失誤,至少使中國耽擱了三十年,等到甲午戰敗,人們迅即將失敗根源歸結為科舉。嚴復說:

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墮壞志節於冥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輔國家,下不足以資事畜。破壞人才,國隨貧弱。此之不除,徒補苴罅漏,張皇幽眇,無益也;雖練軍實,講通商,亦無益也。(嚴復:《救亡決論》)

梁啓超也說:

難者曰:中國之法,非不變也。中興以後,講求洋務,三十餘年,創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屢見敗衄,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無益於人國也?釋之曰:前此之言變者,非真能變也。即吾向者所謂補苴罅漏,彌縫蟻穴,飄搖一至,同歸死亡,而於去陳用新,改弦更張之道,未始有合也。……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梁啓超的看法對,又不對。對,是他看到中國之所以在中興後不堪一擊,主要是因為沒有學校;不對,是他接著強調“學校之立,在變科舉”,以為學校是科舉的延伸,科舉是學校的前身。這個看法對中國教育史、科舉史研究,都是誤導。

當然,梁啓超的看法並非他獨有,曾國藩、李鴻章、馮桂芬等,均將科舉與學校劃等號。科舉對教育確有引領功能,科舉考什麼,士子一定去學什麼。但帝制中國學在民間,政府並沒有壟斷基礎教育。宋以後各地湧現諸多書院,不外乎科舉考試復讀基地,且集中封閉,聘請名師予以輔導。而科舉,始終是朝廷選拔人才的方式,是人事制度、文官制度,而不是教育制度。

科舉走向終結

新教育必須獲得發展,科舉制必須改進。這是1898年政治改革的共識。然歷史弔詭在於,那年秋天一場未遂政變打亂了既定計畫,京師大學堂創建沒有啟動。至義和團戰爭結束,新政重啟,新教育重新起步,清廷責成各行省普立學堂,並令新進士悉就學堂肄業。然各地對學堂、科舉並存思路並不理解,大率觀望遷延,敷衍塞責,或因循而未立,或立矣而未備。

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於各國。(《奏請遞減科舉折》,《光緒政要》卷二十九)

於是袁、張建議,即便科舉不能驟廢,亦當斟酌變通,分科遞減。務期科舉逐漸而盡廢,學校櫛比而林立,上以革數百年相沿之弊政,下以培億兆輩有用之人才。

袁、張逐年遞減科舉建議並沒有見效,各省學堂仍未能多設,經費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而科舉未停,天下士林謂朝廷之意並未專重學堂。科舉若不變通裁減,則人情不免觀望,學堂興起就仍然只是一個期待。為此故,張百熙、榮慶、張之洞1904年初再上奏摺,建議“遞減科舉注重學堂”。(《張之洞年譜長編》,811頁)

這個建議獲得清廷認可,批准諭旨以為“學堂、科舉合為一途,係為士皆實學,學皆實用起見”,因而批准自丙午科(1906)為始,將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按照所陳逐科遞減。俟各省學堂一律辦齊,確著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分別停止,以後歸學堂考試。(《光緒朝東華錄》,5129頁)

照這個建議,科舉已走到了盡頭,但還不是立即結束。直至1905年8月31日,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聯銜奏請“立停科舉以推廣學校”

兩天后(9月2日),皇上有旨,準自丙午年即明年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並令學務大臣迅速頒發各種教科書,以定指歸而宏造就。運行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至此壽終正寢,成為歷史陳跡。

廢科舉是近代中國一個重大事件,給那些不通新學一心科舉的士子帶來嚴重不適,但說廢科舉阻斷了青年士子晉升之路,並進而引發對體制的抗爭,引發辛亥革命。這樣的說法誇大了事實。事實是,一部分年輕讀書人早已準備出洋留學,或進入新學堂;對新知識沒有感覺的“舉貢生員”,清政府並沒有聽之任之,讓他們流落社會,而是“分別量予出路”(《德宗實錄》卷548,273頁)。

文 | 馬勇

歷史學者

現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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