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莊 遲來之約

2019-02-26 19:49:45

李莊四絕之一“百鶴窗”

素有“萬里長江第一古鎮”的李莊。

如果記得沒錯,第一次知道四川的李莊,應該是2004年底,我的“書記”生涯當中。一本《發現李莊》寄到我手裡,寄書人是我喜愛的作家朋友潔塵,現在看,也是她短暫的出版生涯編過的一本書吧。而我究竟在版面上有沒有介紹過它?不記得。但可以肯定的是,岱峻先生這個名字,我是到了讀《民國衣冠——風雨中研院》這本書時,才深印心中。此書出版於2012年,這中間已過去7年。兩本書里所涉及的國立中央研究院(簡稱中研院)、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簡稱中博院)、中國營造社(簡稱營造社)的歷史相關地李莊,我到今年才得以親炙。算算時間,忽忽又過了幾年。如此說,我與李莊,也算是遲來之約,而這天意的延遲,其實又來得恰時,能讓我把十年間讀書閱人的積累調動起來,來翻動這本風雲際會的厚書。

月亮田:營造社,梁林故居

到李莊的季節是十一月初,北京的《十月》雜誌在這裡有個作家基地,每年選擇這個時間頒發各類年度獎項。李莊也因此變為文學的李莊,而它也的確詩情畫意。我在這裡竟然還看到開花的海棠。而我拍下的水邊之景,煙雨濛濛,宛如水墨畫一般。這水域,便是長江。或者說,從源頭金沙江、支流岷江流過來的河,在此上游二十公里的宜賓匯成一支,始稱長江。當地人講解這一地理概念的時候,我和一群作家就站在岸邊,對著遠處的舟船、更遠處的桂輪山浮想聯翩。一個奇特的體驗,仿佛一場有關中國地理、中國文化的現場教學課,在這裡開講,喔,還有美術課。那—刻真想再把大千先生的《長江萬里圖》再細細看一遍,看他畫到這一處,是怎樣的著墨。

張大千先生畫此作,已經是七十歲高齡,遠在異國他鄉,完全憑記憶畫他心中的長卷,每一處的筆墨,或許都繫著他的心心念念。同樣,我相信每一個看著江水流動的人,此時也有自己的心海微瀾。如同我,怎可預料,在這個時節,會和寫《發現李莊》、《民國衣冠》的作者相遇。他雖早已是李莊的“榮譽鎮民”,但人其實住在成都。一項從李莊出發的研究,據我所知,目前已經走到了華西壩教會大學時期那頭……我2012年用郵件向他約稿寫李莊,遲遲不見回應,就是因為,彼時他正埋首於那段歷史的梳理。李莊於他已成過去式,這時他完全不必像很多初來乍到者一樣,以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般的欣喜,聽別人談論那早已蒙上附會想像的歷史與傳說。但這樣的相遇於我卻是好事,有他在身邊,我感覺有一份確切篤實的東西在旁,讓我對李莊的打量,多了一重歷時性的目光。

比如那個營造社與梁林故居舊址。我其實去了兩次。第一次是和一位要提前離開的媒體同行。我們選在中飯的當口,趕緊踏勘。靠他手持的賓館提供的手繪地圖,我們找到了大方向。接下來是一段不知多遠的田間路,問到哪個當地人,都會手往前指:一直走,一直走,過一片竹林……後來果真就看到那片竹林,分植於小路兩邊,綠蔭交合,枝條搖曳,一條靜謐的林中路,仿佛上天的安排,靜候於此,並對我們這些急急的趕路人作輕聲提醒:別急,請放慢腳步。是的,有些地方需要放慢腳步。傳說中的舊址,有一個小門,進去是一片院落,低矮的舊平房橫成一排,背後又是一座不大的院落。每一間小房,都幾平方米不到,標著屋主人的名字,中間還辟出一個相對大的空間,以模擬的人像,復原他們工作的情景。前後院各有雕塑一尊,後院是金岳霖先生餵雞圖,前院立著兩個身影,不消說,是梁思成與林徽因……

第二次參觀是與會人員一起。有導遊解說,有當地人員陪同,反而沒有第一次看得仔細、心靜。索性圍在岱峻先生旁邊,聽他講,第一次到這裡的情景。《發現李莊》的42頁,留有他2000年拍攝下的中國營造學社舊址。的確是普通民居,牆壁脫落,雜物橫陳。如今,這個小院無疑已整飾一新:前院種菜、後院養雞,標識清晰,情景仿真,是一次定格歷史的努力,卻不能改變人們的慣常眼光。多數人還是把話題聚焦在梁林身上,關注林徽因,也就不免又談起那一代文人之間的感情傳奇。也難怪他們,將寫詩的林徽因和作為營造社成員的林徽因,疊成一個形象,是需要一個緩慢的認識過程的,就像把眼前這個營造社舊址,不簡單看成是梁林故居,也需要一個過程。

我開始想起,幾年前讀《民國衣冠》時,發在微博上的一句費慰梅描述好友林徽因的話:

“她經歷的生活艱辛和病痛深化了她的理解力和感情。我開始想,回顧起我們在北平認識的那些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他們離開中國的實際問題差不多和我們外國人一樣遙遠。”

(下轉34版)

2000年時的營造社舊址。岱峻攝

1943年林徽因在李莊上壩家中的病榻上。岱峻提供

(上接33版)

營造社,而非建築學社,命名有深意存焉

在坊間,別說是以“人間四月天”聞名的林徽因,就是那個作為“太太的客廳”沙龍女主人的林徽因,也不免夾雜個人想像。借費慰梅女士之眼,我們多少看到了經歷了抗戰磨難的知識分子的某種轉變。經此一變的林徽因依舊美,但已不同於北平太太的客廳女主。不理解這一點,就不會懂得她和丈夫所在的營造社,以及和林徽因梁思成同樣付出心血與努力的營造社成員。所以我能理解岱峻先生在這裡頗有些不合時宜的糾偏:這是營造社舊址,叫梁林故居並不準確。也能感覺到他的徒勞,因為我看到,無數人經過進門所掛的朱啟鈐先生那副對聯,都淡然而過。

“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朱啟鈐先生為營造社初創時所題。歷史仿佛有它暗暗的接續,有關它的歷史的梳理,竟然是由梁思成先生的續妻林洙女士完成。在她於1995年完成的《中國營造學社史略》中,開篇第一章,就介紹的是這位營造社的創辦人朱啟鈐先生。為什麼要創辦營造學社,朱啟鈐先生自有他的陳述:“吾民族之文化進展,其一部分寄之於建築,建築於吾人最密切,自有建築,而後有社會組織,而後有聲名文物。其相輔以彰者,在在可以覘其時代,由此而文化進展之痕跡顯焉。”又為什麼要以營造社命名,他又作如是說:“本社命名之初,本擬為中國建築學社,顧以建築本身,雖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專限於建築本身,則其於全部文化之關係仍不能彰顯,故打破此範圍而名以營造學社。則凡屬實質的藝術,無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繪、雕塑、染織、髹漆、鑄冶,摶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極之,凡信仰傳說儀文樂歌一切無形之思想背景,屬於民俗學家之事,亦皆本社所應旁搜遠紹者。”

一個宏大的願景構圖,背後是對華夏文明與中國文化的溯源。而它所運用的方法,則是當時最前沿的現代科學方法。在這裡,中西並沒有斷裂,相反,得到了最有效的接合。通古今亦通中西,是這一代學人學識、視野與功力所在。

中國營造學社誕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歷史選擇這個時間,似乎也有它特定的意味。其時西風漸進,而國勢積弱,國人對自己文化的根底豈止不自信,還屢屢有否定之聲。包括很多知識分子亦如此。但是,總有一些先知先覺者,默默開啟自己艱苦卓絕的工作。我們在最初的營造學社成員中,還能看到日本學者的身影。後來分道揚鑣,則是因為抗戰。“不與日本學界有任何往來。”這是梁思成先生為代表的營造社同仁非常時期的選擇。無疑,朱啟鈐先生也是身體力行者。

營造社抗戰中的遷徙,從北京到長沙,續到昆明,又從昆明到李莊,這一路的曲折跌宕,對他們每個成員來說,也是深刻認識中國的過程。或許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征程,讓他們更意識到身上的文化使命與責任。昆明躲不過敵機轟炸,還好中國還有李莊。李莊山清水魅,在戰時中國各階級各階層的主導下,士紳有知識有遠見,先是接納了同濟大學,接著又接納中研院史語所、社會學所與營造社。

上壩月亮田,營造社落腳地,地名真美,我頭一次走在通往這裡的小路時,就感覺到田間的微風與綠意。記得有次問路,我們是衝著田間勞作的人大聲喊著問的,而更遠處屋前的老嫗,竟率先領會了我們的意思,她們舉起的手臂使勁朝著一個方向揮舞,讓我能想像,當年的李莊子民,對這批知識分子,大概也是這樣淳樸的善意。抗戰中的歲月,大概沒有哪一處只有田園詩意,但我覺得那一批學人在這裡的歲月,仍然享著內在的精神安寧,安寧到抗戰五十年後,已成為建築大家的羅哲文先生,能提筆寫下這樣深情的詩句:“三疊陽光唱不停,催航汽笛一聲聲。難分難捨長回望,月亮田邊情最深。”

營造社的平房裡,有一間是羅哲文先生的。他從這裡開始他的學問生涯,並且得到梁林的親自指導。想到這位學者,我不免愧怍。我採訪他時剛開始做記者。二十幾歲的年紀,只顧問了他一些長城保護的問題,就心滿意足地離開。除此,我竟不知道他太多。他也送到自家樓下,老派學者才有的禮數。如今有能力問他更多問題,人已不在。我們與歷史中人的機緣錯過,誰又能避免呢?(下轉35版)

1940年代長江邊上的李莊。岱峻提供

1941年3月春到栗峰山。右起李光濤、董作賓、李濟夫人陳啟華,左二董作賓夫人熊海平等。岱峻提供

(上接34版)

在李莊,當年的學術機構相互倚賴又相互合作

現實其實就是這樣,尤其面對歷史。後知後覺的人總感到在做追趕與彌補工作,可還是有些缺憾無法填盡。就像岱峻先生,一有人對他的《發現李莊》表示敬意,他就直言裡面“神化窄化皆有”。是一種自謙,當然也說明,他已經將民國史研究縱深化了。而我們的步履,尚走在他最初的發現之旅中。甚至,如果不是他帶我繞到營造社一邊,此行肯定會錯過另一個歷史舊址:中央博物院。這裡現在依舊是民居院落,門上沒有任何標識。熱熱鬧鬧的投票選舉,在大門樓下展開。想年輕的當地人,怕也不知當年這裡被什麼人租住。但是我知道,要進一步深探營造社歷史,就不會忽略它與這個機構的聯繫。

林洙女士的《中國營造學社史略》,有一章專門談中國營造學社經費來源。詳細到收支賬目、捐款數額。理解這一點,就能理解朱啟鈐先生創辦的這個營造學社,除了專業人員之外,為什麼還有政府要員、民國名流也躋身中間。任何學術研究,都需要經費來源,何況又到戰時,更得是四處化緣。這中間,當然需要政府部門支持。也離不開政府支持。學社的研究人員梁思成、劉敦楨、劉致平、莫宗江等人的薪金,被分別編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及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編制內,這就已經在做“體制內”保障,而它也恰好表明,這幾大學術機構,在那一段歷史時空當中,彼此滲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岱峻先生的《發現李莊》里講:1933年4月,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在南京成立之初,就由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兼任籌備處主任。一年後,李濟接過中博院籌備處主任的擔子,仍兼任史語所考古組主任一職。對此,岱峻先生有一個形象的說法:史語所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關係開始是父子,而後轉為兄弟。史語所隸屬中研院,中研院直接由總統府管轄;中博院屬教育部管轄。但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央博物院在李莊的遺址,當然也不是無跡可尋,有明確地標的,是李莊的張家祠。看裡面的展室展板,更能確認,在當時的抗戰文化版圖中,這幾個集合了很多學人大家的組織機構,彼此是怎樣的互相支持而又精誠合作——1941年在李莊成立的川康考察團,就是由中研院史語所、中博院(一部分遷往台灣,併入今之台北故宮博物院;主體留在大陸,現為南京博物院)、中國營造學社三家機構聯合組成。目的是對四川、西康兩省的古蹟做一次大規模調查、發掘。也確實取得了不菲的成績。而這種相倚相賴,或許在此前的昆明,就已達成。林洙女士書中寫:昆明期間,營造社因為沒有任何可借查閱的圖書資料,無從開展研究。於是,就和史語所協商,用的是他們的圖書設備;也得力於他們提供的部分資金支持。史語所遷川,營造社也跟著遷,也和這個有關係。

書與文物的遷徙,想來是那個特殊的戰爭年代最艱難壯麗的史詩。誰都能想像,在人命之殞都在瞬間的當口,將這些身外之物當作性命來守護,這裡面要有怎樣堅定的信念。但是,偏偏,這就是很多文化人的共識。而有關書的遷徙,岱峻先生在他的《民國衣冠》中有自己的勾勒:“戰事未爆發前,史語所就將珍貴的中西文圖書晝夜挑選,裝為六十箱運赴南昌。至8月間,所有圖書完全裝妥為321箱,分三批運往長沙。1937年年底,存藏南昌和運至長沙的220箱精品書轉運重慶,後又轉昆明。”

在李莊,有人問岱峻先生,為什麼將他的那本中研院的書命名為《民國衣冠》,其實,書里早有答案,引自王船山:“歷代亡國,無足輕重,惟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矣。”

或許可以這樣認為,史語所的珍貴藏書,決定了民國幾個重要學術機構的遷徙方向。當然,也包括個人的選擇——《民國衣冠》里有傅斯年與王利器的一段對話:“你去昆明,還是去李莊?隨你選擇。昆明有教師;李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那裡,有書。”王利器選擇了李莊。同樣理由選擇李莊的,還有任繼愈、馬學良、周法高、王叔岷、逯欽立等一大撥兒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

(下轉36版)

梁思成為董作賓孩子作畫

(上接35版)

板栗坳,董作賓在戲台上完成《殷歷譜》

一樣的歷史遺址,予人的感覺卻並不相同。就李莊而言,張家祠的中央博物院陳列館,同濟大學的祖師殿,更多已變成凝固的展館,而史語所所在的板栗坳,則好像歷史的因子還懸浮於空中,與現實暗暗咬合也發生撞擊,這雖然帶給觀者幾絲難以言傳的苦味,但歷史的疊層卻變得格外清晰。

我有這樣的感覺,或許還有一個原因。參觀張家祠,是一群人一起。而板栗坳,則是我一人。這意外的獨行,恰是因為上午我與大部隊失聯造成——在我還沉浸在對某個歷史圖景兀自懷想的時刻,導遊已帶了大隊人馬,刷刷刷地向別處邁進。我自信李莊不大,這些地方我都能找到,沒有刻意聯絡。結果中午聚餐時,後我返回的每個人,都語帶興奮地說到一處,且說此地若沒有當地人車導引,很難找到。為了補救,我決定下午獨自前往,大家都熱心地幫我尋車找人。司機與車很快落實,也如期把我接上。

車很快就駛離李莊古鎮的中心地帶,它一路向上的曲折婉轉,讓我在西南的山間,體會到“坳”的高高低低。因為我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板栗坳,史語所生活工作的地方——栗峰山莊。

這裡的栗峰書院照舊已是為公眾開放的展館,張張圖片展示著史語所同仁走過的足跡。在董作賓先生的《殷歷譜》前,我默默地停佇了幾秒。這原本令人生畏的學術著作,卻讓我格外心生親切,是因為今年我很投入地看過一部以董先生為原型而寫的小說,海外小說家陳河所著,名字叫《甲骨時光》。當然,從小說里我依舊無從知道,這究竟是怎樣一本天書,可以讓一位天才學者在此離亂之際皓首窮經?回頭再讀《發現李莊》,發現董先生自己是這樣說的:“近二十年來,對於古史年曆的研究,耗費了我的一大部分時間。為了解決甲骨文中所涵殷代曆法的問題,不能不考定共和以前的年代;為了考年,又不能不先解決太初以前曆法的問題,於是有古史年曆譜的推算。……這是純粹的以天文科學做基礎而獨立推算的結果。有些絕對的客觀的歷譜,然後考之載記,定其年代,方不致落於空疏。”

好一個不落於空疏。它讓人又想到《民國衣冠》里傅斯年教導王叔珉,傅說的是,“研究《莊子》當從校勘訓詁入手,才切實。”且“要把才子氣洗乾淨,三年之內不許發表文章”。

董作賓先生的《殷歷譜》完成於李莊,也歷時三年。《發現李莊》里有董先生的弟子李孝定的回憶:“彥堂(即董先生)將自藏朱芳圃的《甲骨學文字篇》借我,我將研治諸家考釋甲骨文字之作,以毛邊紙錄成箋條,盡行貼上其上,天地圖中,也朱墨燦然,批註殆滿。此又一年,那本厚厚的《文字篇》,成了胖胖的一大本,第三年開始撰寫《甲骨文字集釋》,又一年而成書。這三年中,師徒二人,據大門板擺成桌子的兩邊,貓在戲樓院的戲樓上,唱了三年戲。我是跑龍套的,戲碼就是這本《集釋》,彥堂先生是京劇名角,唱的是大軸,戲碼是《殷歷譜》。”

就書中所提到的戲台,我央導遊帶我去看。她答應,但隨口說,已經沒什麼可看的了。果真,從栗峰山莊門口出,下了坡道,再轉一條小巷,就有一戶人家。門半掩,裡面雜草叢生。已無人居住。只從台階往上築起的高台,依稀能看到當年戲台的格局。前檐下,橫著鐵絲,晾曬著別人家的衣物。導遊還提醒我注意看戲台的外沿,那些雕刻的花紋。我只見青苔斑斑,都是歲月的痕跡。

之後又轉到史語所的圖書館所在地,一排平房,倒是有人居住,只不過在最以為無人居住的那家,很晚才聽到裡面的響動,一位已近八十的老者,緩步移動到門口,目光木然。一個孤寡老人,自解放後就住在這裡,已經住了半個多世紀。他說平常就是自己照看自己,還包括出門買菜做飯什麼的。眼睛往屋裡看,裡面昏暗破敗雜沓,哪能想像到當時的書架林立?但我突然就不忍多問他一些什麼。同樣的情形,也在傅斯年先生住過的桂花院發生。對著現在所住的那對老夫妻,我也收回了再問下去的想法。

桂花院、茶花院、古戲台,與史語所有關的地名,雖然也像月亮田一樣詩意,但真實的存在,其實並不能讓人想到“屋宇預示了未來/濃縮了過去。”那種像駱一禾所詠唱言說的精神屋宇。

這時候倒願意屏住聲息,再看一遍栗峰書院的老照片。給我留下特別印象的,還有幾面牆都掛著的畫作。明顯和學術無關,但卻頗惹人懷想。董作賓先生畫的栗峰春色,畫面是一朵綻放的石斛花。梁思成畫的是一碗鮮艷的蛋花湯,題字為:“希望在勝利之後,喝這樣一碗。”陳夢家畫兩個胖胖的男孩子,筆觸間充滿童趣。丁瑞麟畫的是山水,逯欽立畫的是中國古代的班氏三兄妹。很多畫作的說明,都標著董敏提供。董敏是董作賓先生的兒子,顯然這裡有成人與孩子之間的友誼。大人畫給孩子,無疑表達的是同樣的祝願:祝他們健康、快樂、天才、富有。我特意將它們拍下來,查了下畫中顯現的名字。逯欽立是傅斯年的弟子,當時就在李莊。岱峻先生的書里,還披露了傅斯年為他向李莊的士紳羅南陔的九女保媒的書信。為其才學與品質做保證,很多人都欣然簽名。當年的“非誠勿擾”,原來是這樣進行的。丁瑞麟畫的落款里有“同濟大學”字樣,想他可能是山下同濟大學的人,這足以證明,當時李莊的學人,互相走動的勤。陳夢家其實並沒有到過李莊,他此時應該在西南聯大教書。但這裡也掛他的畫,想來是昆明結下的交情。董與陳都是古文字學家。而且都有詩藝才華。

漸行漸遠的人物,都像時間長河中的舊底片,你不知道誰、因何種機緣突然就被重新顯影出來。我把陳夢家的這張圖發在微博上,只寫了一句:又見陳夢家。便有微友轉給別人,只說:你的男神。拿走,不謝。陳夢家何時又成為很多人心中的男神呢?我想還是因為美國人何偉寫過他一篇文章吧。而我不得不承認,儘管此前我已經閱讀過岱峻先生這兩本書,但對董作賓與李濟與殷墟考古的興趣,仍然是在閱讀了小說《甲骨時光》之後。

昔日的閱讀記憶真不作數嗎?也不盡然。只不過有過一次李莊之行,很多的東西被我真正看見。現在重讀這兩本書,能體會其間的異同。前書以李莊為舞台述說歷史,情懷滿溢。後書以中研院人物為線索,更扣緊“命運”二字。兩本書經緯交織,就歷史的跨幅來說,後者走得更遠。但說回來,他們共同的命運交織點,仍然離不開李莊這個點。

或許是我去的那幾天天氣太好,長江在李莊這一處,水波不興。我因此也認為,無論後來的命運怎樣驚濤駭浪,水流湍急,1940到1946年的李莊六年,當是他們最美好的一段。寧靜的燦然,如董作賓先生筆下的栗峰春色,也如我秋日裡仰頭所見的開花的海棠。

孫小寧

(原標題:李莊 遲來之約)

相關文章
精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