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史】張求會:陳寅恪與傅斯年的微妙關係

2019-03-06 23:03:55

新發現的陳寅恪佚札考

陳寅恪1946年為什麼不留在南京專任史語所研究員而是北上清華任教?王崇武代為轉述的理由是“在京居處不適”,女兒們懷疑“是否與父親一貫不願生活在政治中心有些關係”,季凱認為“除了陳氏本人曾在清華國學院任教的清華情結外,其實也和傅斯年的矛盾有關”。

文/張求會

嘉德2014秋拍廣州巡展上,展出一封陳寅恪的佚札:《陳寅恪致董作賓信札》。據稱,此件歷經多次展覽。經查對,《陳寅恪集·書信集》第2版(三聯書店2009年9月)仍未收錄,可見是陳寅恪的一封佚札。嘉德對陳氏此札所作描述大體準確,釋文則略有訛誤,現重新整理如下:

彥堂先生左右:

前奉復一書,諒已達覽。弟已與燕京大學、華西大學方面商詢其結果,大意為暑假後公來成都教課,自極歡迎,惟須先與史語所方面交涉辦好。孟真兄返李莊否?公與之商妥否?其意見、辦法如何?乞早示知。

此間教會大學專任教授薪津及倉米(以人口多寡計,每人月一雙市斗,十歲下兒童減半),合計目前每月約萬元。(成都生活費用較李莊為高,燃料價尤昂。)若一人來此,則每月用五千元可勉強支持;若全家來此,則問題較複雜,大約以兩專任之收入或可不致餓死。就弟所知者言之,非但大學教授有兼至三個者,大學教授同時亦兼中學事,蓋非兼任則無以為生,(惟弟未兼事,苦可知矣。)故無人再追問兼職之事矣。傷哉!我輩之必歸於淘汰可無疑也。

李莊同人近況如何?未暇一一問候,乞代為致意。

專此敬叩

撰安並祝儷福

弟寅恪拜啟四月十三夕

孟真兄處或即以此函先交其一閱,因暫無暇作長函也。又申。

戰時生活舉步維艱

陳寅恪此函,末署“四月十三夕”,年份應在1944年。據他的三個女兒回憶,1943年12月下旬,全家來到成都,入住燕京大學代租的民居。隨後,同樣應邀來燕大任課的史語所研究員李方桂,攜家人住進陳家樓下。寒假後,陳寅恪開始授課。當時,“物價持續飛漲”,“生活艱辛,困難很多”,唐篔“只得把作客穿的旗袍,送進了寄賣行”。(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著《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篔》,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因此,1944年1月25日,陳寅恪在給傅斯年寫信時大倒苦水,繼續希望對方體諒自己無法立即趕往李莊的苦衷:“到此安置一新家,數萬元一瞬便完,大約每月非過萬之收入,無以生存。燕大所付不足尚多,以後不知以何術設法彌補?思之愁悶,古人謂著述窮而後工,徒欺人耳。”(《陳寅恪集·書信集》,第94頁)

2月25日一函,尤顯悽慘:“弟全家無一不病,乃今日應即沙汰之人,幸賴親朋知友維護至今,然物價日高,精力益困,雖蒙諸方之善意,亦恐終不免於死亡也。”戰時成都電力不足,“三天兩頭停電”,陳寅恪“用唯一高度近視的左眼,堅持備課並撰寫論著,非常吃力”。1944年11月中旬,“不慎跌了一跤,唯一的左眼更加昏花”。即便如此,教學、撰作並未輟止;11月23日,為華西大學教師蔣大沂入史語所事,向傅斯年寫信推薦;11月27日,不顧“頭目暈眩”,為校閱董作賓《殷歷譜》書稿而伏枕作書。12月12日早晨,陳寅恪“突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失去光明”,隨即住院,數日後手術,未獲成功,“左眼也喪失功能”,至此“雙目失明”。在首次手術失敗後,陳夫人唐篔為了是否需要二次手術而“躊躇難決”,曾於次年1月18日致函傅斯年伉儷,徵詢表妹及表妹夫的意見。

戰時生活異常艱苦,雖然陳寅恪判斷“成都生活費用較李莊為高”,但李莊的情況也不樂觀。1943年,陳寅恪一家逗留桂林期間,聽聞史語所同事李濟的兩個女兒相繼病逝,原因之一是李莊“藥物匱乏”。陳家的女兒們事後分析,“這個訊息很大程度上影響父母對去李莊的考慮”。董作賓萌發去成都兼課的想法,同樣與改善生活有關。之齋藏札另含同一時期沈從文致董作賓函三通,“主要圍繞一個事情,即沈從文在昆明幫助董作賓展賣書法作品”,也可作旁證。

與傅斯年關係微妙

董作賓為赴蓉兼課事函商於史語所同事陳寅恪,陳寅恪熱心而認真地作了回復。陳氏第一次復函不知是否尚存於世,暫且不論;第二函續報進展,既於信末寬慰“無人再追問兼職之事”,更於篇首提示“須先與史語所方面交涉辦好”,儘早告知所長傅斯年的意見、辦法。眾所周知,史語所西遷李莊前後,傅斯年與陳寅恪的關係變得有些微妙。然而,除卻有限的數次文字交鋒,君子未出惡言,同寅、同道、姻親的情義最終得以維護。陳寅恪佚札和相關信函(詳後)的披露,為研究傅陳關係的發展變化提供了新材料,這大概是此札最重要的價值之一。

陳寅恪舉家入川,沒有應傅斯年的一再敦促邀約趕去李莊史語所,而留教於在成都復校的燕京大學。箇中緣由,就連其摯友吳宓的女兒吳學昭也認為李濟喪女是主因:“主要考慮李莊古鎮氣候與環境,於寅恪夫婦病體極不相宜。該鎮地處偏僻,交通不便,缺醫少藥。李濟君家兩個上中學的女兒鶴徵、鳳徵相繼病逝,令人惋惜痛心。聽說鳳徵確診傷寒,只因藥物匱乏,無法救治。”(吳學昭著《吳宓與陳寅恪》增補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這一說法,未必盡然。現在看來,陳寅恪最終未去李莊而改留成都,後來又選擇清華而放棄史語所,至少包含了對傅斯年有所避忌的因素。

陳董之間、陳傅之間,圍繞著董作賓赴蓉講學一事,應該有多次書信往還,《傅斯年遺札》就收有這樣一封信:

寅恪兄:

手書敬悉。轉交彥堂兄一看,彼並無就華西之意,此事可即作罷論矣。彥堂正手寫其文稿付印,豈肯中輟?至於援方桂辦法一說,方桂之辦法不適用於其他人或其他學校,便乞華西或其他學校無以此為言。一切乞告前途為荷。

專此,敬頌

道安

弟斯年謹上七月十四日,卅三年

此信是一份“抄件”,頁末有那廉君附註:“董作賓赴蓉講學事。”身為所長的傅斯年既已發話,口氣不容商量,事情自然沒有了下文。董作賓是否因為手寫《殷墟譜》付印(次年4月出版於李莊)而甘願放棄外出講學,今人無從知曉;從上引傅函倒看得出陳寅恪對於友朋之囑託盡心盡力,甚至“援方桂辦法”為董緩頰。

傅函所謂“方桂辦法”,陳寅恪佚札無一字涉及,應該是陳致傅另一函的內容。茲不嫌繁複,對其來由撮述如下:

李方桂研治“漢印語學比較語言學”,“近年研習已到一階段,非兼治藏文藏語不可”,然李莊無此條件;李家“人口較多,兼有老母在堂”,“派其往塔兒寺一帶調查”也不可行。於是,傅斯年和李方桂商議出一合規而變通之法:由史語所出面,以李“兼習藏語之便”,懇請中研院院長朱家驊“特許其暫住成都,兼在燕京大學任課四、五小時”,即李在燕大任“客籍教授”,由燕大“給以教員福利待遇”,而在史語所之待遇“仍舊付給之”,“惟依法生活補助費、米代金、研究費不得復領”等等。(《傅斯年遺札》)1943年11月,先由傅斯年與燕大校長梅貽寶函商合作方式;12月,朱家驊口頭同意;至1944年2月24日,史語所正式行文呈報院長審批;2月28日,傅斯年一面致函方桂界定具體做法,一面再次為此變通辦法給梅氏去信;3月1日至6月9日,傅斯年“在重慶住了三個半月”,其間,中研院總辦事處於3月20日函準史語所“照辦”。

值得一提的是,董作賓意欲兼職的院校,似乎不止燕大一家。《傅斯年遺札》所存1944年6月23日寫給同濟大學(時與史語所同在李莊)丁文淵校長的一封信,主要內容正是商議董氏在該校兼課之事,但情詞較之致陳寅恪函大不相同:“彥堂兄事承兄關懷,至感至感!彥堂兄家口眾多,此時所感之困難,遠在我輩以上,每月入不敷出,自非了局。若能在此兼課,或為最便之法。敝院舊有兼課限四小時之規定,故四小時內,原無不可,(即四小時外,今昔亦不同。)至於舊有退還收入、扣車馬費之辦法,乃杏佛兄時所行,抗戰以來,絕談不到。此時絕非當年,要當以事理人情為重,故只惜貴校無文學院,所中同人不能多多兼課耳。(一笑。)一切乞與彥堂兄商量,弟無不同意也。”傅斯年月余後致陳寅恪函的強硬口吻,是否部分來源於已經有所預設,不便妄加猜測;但陳寅恪遭受的冷遇,以情理而言,可能會加深他的反感和避忌。

不留史語所與傅斯年有關

無獨有偶,今年3月嘉德四季第37期拍賣會上,也展出史語所王崇武寫給董作賓的手札。買家季凱最近撰文介紹此札(《新發現陳寅恪致董作賓的代筆信》,載《收藏·拍賣》2014年第10期),內容也涉及傅陳關係之演變。季凱的釋文僅脫漏一字,為方便起見,仍照原札舊貌釋讀於下:

彥堂先生道鑒:

陳寅恪先生見告:以在京居處不適,仍擬返清華教書。此次來京,系坐飛機,行李全未攜帶。在渝有衣服數箱,均存本院總處,聞本所正進行包船,甚望過渝之時,為帶南京,並望先生多多關照。

陳先生於先生近況打聽甚詳,謂近因目疾、胃疾及失眠病並發,不及寫信,托代致意。

北平方面訊:傅先生下月一至三號來京,到即接洽復員船,事畢出國。

先生何時可來?企踵以俟。

專此,敬候

道安

晚學王崇武再拜 八月卅日

聯大第二批船(自滬開津)在下月二十日左右北開,故對行李事甚著急。

此函寫訖,又接北平信:傅先生買得十號機票。

史語所王崇武寫給董作賓的手札。

季凱點明“此次來京,系坐飛機,行李全未攜帶”乃是唐篔由重慶飛南京,這一解讀完全準確。當然,如能稍稍補入陳家三個女兒的回憶,足以更好地還原當時的艱難場景。

陳寅恪1946年為什麼不留在南京專任史語所研究員而是北上清華任教?王崇武代為轉述的理由是“在京居處不適”,女兒們懷疑“是否與父親一貫不願生活在政治中心有些關係”,季凱認為“除了陳氏本人曾在清華國學院任教的清華情結外,其實也和傅斯年的矛盾有關”。篇幅所限,本文不擬再作申述,只想補充三個細節:其一,唐篔1946年3月16日致傅斯年代筆信有云:“寅恪來書云:對燕大事已辭謝,大約欲回清華或回史語所專事著作。”其二,同年6月12日,清華校長梅貽琦偕浦薛鳳登門拜訪陳寅恪;其後,梅校長返北平視察清華校舍,為回遷復校做準備;6月29日,再度上門探視陳寅恪。其三,8月9日,陳寅恪致函清華大學秘書長沈履、歷史系主任雷海宗,詢問復員後住宅事項;8月13日,沈履致復,一一答疑釋惑。

季凱的考釋,筆者最認同兩點:一是寫作年份為1946年,二是此信同樣傳遞出陳傅失和的若干信息。至於將此函命名為“陳寅恪致董作賓的代筆信”,筆者以為有待商榷—— 王崇武代陳寅恪傳話、為唐篔請託的確不假,但通篇仍是以王本人的口吻敘事道情,稟報傅斯年行程也十分符合王年輩較晚、職級較低的身份。而“1945年5月以後,陳、傅之間的書信往來也幾乎完全中斷”一語,更是欠妥。一方面,唐篔1945年10月4日函復傅斯年時就曾談及9月間雙方往來之事:“寅恪臨行匆忙,未得親自致函告知一切,而手書到時渠已離蓉。……陳槃、勞榦兩先生事,即請先生代寅恪作一提案,寅恪無不同意,此一向為先生所知也。今附上空白蓋章信紙一張,乞為代辦為感。”

另一方面,傅斯年1947年5月曾有公信致史語所同仁,詢問對特別困難的李濟、陳寅恪、梁思永等三人予以特殊補助有無意見。(《傅斯年遺札》)5月4日又特意致函陳寅恪,數日後委託余遜持函登門念給陳寅恪聽,並筆錄意見帶回。這是《傅斯年遺札》錄存的傅氏寫給陳氏的最後一封信,內容均為陳寅恪及其家人最關切之事:一、史語所與清華大學協商,自本年一月份起,改由史語所對陳寅恪“支全薪”而由清華“支兼課之兼薪”,以保障陳收入稍多;二、史語所以美金百元補助陳養病,請陳在開列收據時言明此項支出屬於補助“工作費”;三、同意為陳聘請助理或書記,預留名額;四、陳去年所借路費,已囑相關人員會商如何報銷。傅斯年為第一事而寫給梅貽琦校長的專函,同時交余遜送陳寅恪閱定,並請陳氏在同意後轉梅校長。

◎張求會,近代文史學家,著有《陳寅恪叢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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