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 門閥制度:這個毒瘤怎么就挖不掉?

2019-02-17 08:02:07

不要說今天,即便到了唐代、宋代,稍有見識的學者和政治家,都會很清醒地指出,魏晉南北朝時中國吏治敗壞,貪腐盛行,最大的癥結,在於“看門第不看人才”的門閥用人制度。

正是因為這種只看門第血統,不看品德才能的門閥用人制度,在上自魏晉、下至南陳北周的整個魏晉南北朝時代,始終成為各王朝、政權和歷代帝王的用人綱領性政策,才造成這一時代貪官、庸官層出不窮,雖弊端暴露、罪行昭彰也很難得到應有處罰,有能力卻缺乏高貴門第“撐腰”的寒門賢能之士,即便才華橫溢,甚至得到君王賞識,也很難有出頭之日。南朝宋時的孔熙先因出身不夠顯赫,年過三十仍得不到重用,為求出頭之日不得不冒險和他人密謀造反,密謀暴露後連皇帝宋文帝劉義隆都感到惋惜,並斥責負責人事選拔的吏部尚書何尚之“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哪得不反”,可說歸說,孔熙先全家死後,劉宋王朝的用人原則,也依舊沒有大的更張。

其實孔熙先也不能算很冤枉了:東晉末年的楊詮期,是如假包換的名門世族——東漢太尉楊震嫡派子孫,只因為家族南渡時間稍晚,便“婚宦失類”,被頂級門閥排擠在外,最終也不得不走上造反的不歸路。東晉初年,東晉權臣桓溫北伐至關中,和當時第一流的人才王猛一見如故,後來北伐受挫,桓溫南歸,準備邀請王猛一同南下,卻被後者婉言謝絕,理由同樣是怕了“門閥”二字,擔心自己這個“野路子”、“小字輩”到了東晉官僚體系,會成為被門第用人體制壓得不見天日的一棵小草。

王猛押對了寶:投奔氐族人、前秦天王苻堅的他如魚得水,後者將自己和這位漢族能人的關係,比作魚和水、劉備和諸葛孔明,對他百般信用,破格提拔。他既非皇族,也非名門,卻先後出任過最高行政官職——丞相,和通常由皇帝至親擔任的最高武職——都督中外諸軍事,並在任職司隸校尉、負責監察事務時留心整頓吏治,開創了這一時期相對清明的一段政治。

王猛的際遇似乎讓渴望打破門閥體制,通過“唯才是舉”改善官吏素質、結構,從而扭轉吏治污濁、貪腐盛行局面者,隱約看到一條出路:只要能找到一個如苻堅般有見識、且比苻堅更有魄力和運氣的明君,能維持一個較長的穩定、繁榮政治時代,再找到一大批有頭腦、有能力,敢於打破條條框框的賢臣,就可以上下同心,打破頑固的門閥制度桎梏,開闢一個吏治清明、任人唯賢的嶄新政治局面。

賢臣似乎在任何時代都不會很缺乏,但要說比苻堅更有見識、且運氣更好的明君,在整個兩晉、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北魏孝文帝元宏認第二,怕沒任何人敢認第一。

作為北魏乃至中國古代頗有作為和見識的帝王,孝文帝將都城從偏僻的平城(今山西大同)遷到中原腹地的洛陽,建立了包括土地、賦稅、官制在內的一系列嶄新政治體系,完成了北中國的重新漢化,其舉措種種,歷來頗受好評,被認為是歷代帝王中難得、具有高瞻遠矚戰略眼光和敏銳決斷力的一流人物。在他在位期間,北魏進入鼎盛階段,整個北方被統一,南方的南朝則在軍事上被完全壓制,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表面上看起來,孝文帝似乎完全符合理想中打破門閥政治框架的“賢君”標準,似乎理所當然,在這一方面應能做得比曇花一現的苻堅政權更好。

然而孝文帝別處都銳意改革,偏偏在用人方面不僅墨守成規,任人唯親、唯宗、唯門第,而且顯得頗為頑固不化。

這位名氣不小的北魏皇帝,在用人時不單重用士族,將他們任命為股肱顯宦,而且津津樂道於品評這些士族顯宦的門甲高下,辨別所謂“清濁”,甚至限制不同等級門閥間通婚,功臣薛起宗因出身並非高門大姓,而是靠軍功起家,便被有司無端黜為庶姓,得不到應有的政治待遇,大感不滿的他憤然把儀仗用的門戟(木質)在殿庭摔得粉碎,據理力爭,此舉雖然打動皇帝,迫使其恢復了薛起宗的政治地位,但卻未能讓他進而認識到門閥用人制度的荒謬,反倒借薛起宗的名字調侃,說他“不是‘起宗’而是‘宗起’”,意思是薛起宗的門第太低

,不配得到如今的官職和政治待遇,只是因為皇帝特殊關照才“破格”,下不為例,別人不要痴心妄想。按照現在的說法,這位皇帝對如此腐朽的人事制度,可謂執迷不悔。司馬光一本《資治通鑑》寫到這裡,惋惜、不解之情溢於言表,唏噓感慨之餘,也只能將之歸結為九品中正習慣勢力太大,孝文帝惑於流俗而不能悟。

事實上事情遠遠沒有這么簡單。

其實當時門閥制度雖然穩固,但也不是完全雷打不動。

士族勢力比北朝更為強盛的南朝,高官顯爵雖仍舊多為士族所占據,但宋、齊帝王懲於前鑒,已開始信用白衣寒門為中書監、令和各州典簽,這些職位位望雖卑,權勢實重,聽上去不過文書、秘書之類佐雜,其實在皇權的暗中關照下,往往可以掌握比門閥出身正職官員更重要的關鍵決斷權。

經過五胡十六國之亂的北朝士族勢力遠遠不如南朝,前涼之用謝艾,前秦之用王猛,或擢自下吏,或拔諸布衣,皆位至股肱,當時傳為佳話,並未遇到太大阻力。孝文帝曾與群臣論選調(討論人事制度),大臣李沖、李彪、韓顯宗都對九品中正制表示不滿,主張任人唯賢,這幾位主張廢除門閥制度的高官中,二李皆出望族隴西李氏,顯宗亦為大姓昌黎韓氏子弟,李沖更身荷選拔重任,他們能當眾對門閥用人制度提出異議,足見所謂士族大姓阻礙任人唯賢之說,至少在孝文帝一朝,是難以成立的。

恰恰是孝文帝本人,面對大臣們的反對固執己見,執拗地堅持其門閥用人的做法,並否決了大臣們(包括門閥出身的不少人)的意見。這其中自有奧妙。

事實上,雖然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隴西李氏等世家大姓受到孝文帝的推崇尊寵,“鹹納其女入後宮”,也有不少人位居清要,但所任職務,多系省監寺職,雖然重要,卻非國家命脈所系,不過是皇帝行政的秘書和顧問而已,真正作為北魏國家支柱的,是皇帝同族的鮮卑貴族,所謂三十六國,九十九姓。

這些鮮卑貴族從北魏前身代國開始就世代為拓拔氏股肱,軍政大柄,悉在其手,且在北魏政權的基石——鎮兵,和鮮卑民眾中有著難以磨滅的影響力,他們能否親附皇族,直接關乎北魏政權的存亡。

北魏居平城時,仍以遊牧為重,各姓貴族尚能以舊俗馭下,不失其尊榮。迨孝文帝推行漢化,遷都洛陽,南遷的貴族們不再遊牧,且多遠離舊族鎮兵,往往泱泱不滿其望,逃亡謀叛相繼,縱無反心者,也多怨聲載道,覺得今不如昔。

面對這樣的局面(甚至太子恂也不習漢化而私逃平城),孝文帝急需找到對策,以穩定鮮卑貴族的情緒,最務實的解決方法,莫過於把鮮卑大姓融入中原士族門閥的體系中,以新的形式確保這些人的既得利益。

事實上也正是如此。長孫氏、叔孫氏以及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八姓,是孝文帝門閥用人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他們獲得了“勿充猥官,一同四姓”的承諾,從制度上確保他們的子弟世世代代占據朝廷的高官顯位,“大人之後官不顯者為族,本非大人而官顯者亦為族”,相比之下,漢族士族大姓雖然禮遇甚重,卻得不到如此的實惠,且雖然皇帝納漢族四姓女為後宮,但后妃之位,鹹歸鮮卑八姓等,且王國舍人(拓跋/元氏直系皇族的高級幕僚),按制度均需娶八族女為妻,事實上,北魏的門閥用人制度,是漢化了的鮮卑貴族世襲制餘緒。

這也正是為什麼面對包括功臣和漢族士族有識之士在內的眾多人士的異議和置疑,素以明辨睿智著稱的孝文帝毫不含糊地維護看似腐朽不堪的門閥用人制度的道理。在他看來,維護這樣的制度,就是在維護元魏皇朝的根基。

整箇中國帝王時代,北魏的地方官制是最奇怪的,州-郡-縣三級行政建制,每一級都設級別相同、權力相若的三位行政主官,即州有三個刺史,郡有三個郡守,縣有三位縣令,其中皇族、鮮卑望族和漢族望族各一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安插“鮮卑-漢合璧”門閥用人制度下,所“生產”出來的眾多“候選官”,這種情況下再談任人唯賢,唯才是舉,選出來的“候補官”,還能往哪裡安插?

苻堅等人對王猛等寒門人才破格信用,很大程度上是迫於時勢。即以苻堅為例,他本非皇位繼承人,得到皇位系出偶然,即位後皇族、貴族中不斷有人叛變和挑戰其權威,有的親族甚至多次起兵造反,這無疑束縛了其對皇族、貴族的任用;他即位後,前秦面臨嚴峻挑戰,內部“五公並反”,政局不穩,外部又有強敵——鮮卑人的前燕和以正統自居的東晉挑戰,任人唯賢,也是現實的生存需要。但這種任用是權宜之計,並不能真正打破門閥慣性,被提拔的賢才僅是個人因能力及和君王的關係而受信用,無法真正進入人才體系,就更不用說改變了。前面提到的王猛,其兒子王皮、王永等在他死後都沒能得到重用,王永在苻堅死後被繼位的苻丕任命為丞相,但那時已是淝水之戰慘敗,苻堅死於非命,前秦皇朝搖搖欲墜的非常時期了。

當然,隨著漢化的深入和時代的發展,這種用人制度很快暴露出其落後的本質,且由於鮮卑部落的迅速瓦解,鎮兵、落戶地位急遽下降,鮮卑貴族賴以生存的土壤漸漸不復存在,寒門有才學功勞者出將入相,日益變得不足為奇。但儘管如此,傳統勢力的影響仍舊是長遠的,直至西魏宇文氏當政,仍借復古之名,重立三十六國、九十九姓,且一刀切地把各軍將所部都從主將姓氏,鮮卑貴族世襲制度影響之深遠,一至於此。

雖然以門閥用人不能不說是一種陋政,但卻是孝文帝根據當時政治態勢和實際情況所制訂的有針對性的措施,我們考查這一段歷史時,不能拋開時代的背景,單純以時人的取向和眼光,來輕率地加以簡單的褒貶和取捨。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腐朽的制度,對整頓吏治,反腐倡廉,是毫無裨益的。

(原發於《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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