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利之辨”的現實意義

2019-03-14 23:53:43

“義利之辨”的現實意義

——陳絳教授在第三屆敬老崇文論壇上的演講

2012年10月20日 08:08-思想者·連載·廣告 稿件來源:解放日報

思想者小傳
陳絳字墨孫,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1929年生於福州。1949年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1950年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提前畢業,分配在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工作,1957年起在上海社會科學院長期從事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曾任上海市經濟史學會會長。1977年回復旦任教,1995年受聘入上海市文史館。作為美國富布萊特資深學者,1983年曾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貝克萊分校訪問講學。合著有《舊中國的買辦階級》、《上海近代經濟史》第一卷,譯有《赫德日記:赫德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李鴻章評傳:中國早期近代化的起始》,編有《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輪船招商局》、《中國家譜資料選編·經濟卷》及有關論文。
幼承庭訓點滴
母親以傳統的詩詞給我美的啟蒙教育,陶冶我幼年的情操;父親要我誦讀儒家經典,就是要用它培養我的道德觀、價值觀。東西方文化儘管有許多差異,但對人的基本道德要求是相通的。我在哈佛大學校內的哈佛燕京學社看到陳寶琛題寫的對聯——“新舊文明能相益,東西心理本自同”,說的也正是這個道理。
本屆論壇的主題——傳統文化與道德建設,是個很大的題目。不論傳統文化,還是道德建設,都可以單獨作為一個專題,撰寫一部專著。今天我只能就幼年所受的親職教育及其對我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影響,談談我對儒家“義利之辨”的膚淺體會。
我在識字之前,晚上入睡前,母親常常教我念李白《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西鄙人《哥舒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之類文辭優美、音調悅耳的詩歌。母親以傳統的詩詞給我美的啟蒙教育,陶冶我幼年的情操,卻從來不教我像“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類宣揚讀書做官、毒害兒童心靈的詩。母親的詩教,以及她每天晚上哄我入睡時給我講孟母三遷、孔融讓梨、王祥臥冰等中華傳統美德的故事,則是她給我道德的啟蒙教育。我小時雖然不像《世說新語》中記載的那個六朝人,把錢叫做“阿堵”,可是母親卻從不讓我接觸錢,我身邊沒有零花錢,想要什麼文具小玩意兒,都是母親替我買,我自己沒有錢,也不用錢。即使新年有壓歲錢,收到後,也要交給大人。一直到讀國小六年級快畢業時,母親才給我幾枚銅板,自己可以自主到文具店買喜歡的文具了。
父親是以儒家思想灌輸我。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長期支配中國社會生活,四書五經是儒家思想的元典。我讀國小和中學,每遇假期,父親總是抽時間教我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他的主要目的不在於教給我文化歷史知識,而在於教我立身、待人、做事的根本道理。他告訴我,我們這一輩兄弟命名,都是取“糹”旁部首,如陳總(字岱孫)、陳薭(字矩孫)。下一輩應當怎樣取名,請示大伯祖父陳寶琛。那時正是民國初年,社會混亂,軍閥混戰,在陳寶琛眼中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所以他說,現在做人最要緊,取名就取單人旁吧。父親很有同感。所以我的子侄輩名字多是單人旁,如陳任、陳傳。
父親要我誦讀儒家經典,就是要用它培養我的道德觀、價值觀。在國小五六年級時,有一天中午放學,正遇上突然下陣雨,我回家告訴父母親,一個我平素不喜歡、看不慣的同學沒有帶雨傘,我幸災樂禍看他淋著雨回家,而不願意叫他和我共打一把傘。父親聽到後很不以為然,他立即引《論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來教訓我。他就是這樣不失時機地用儒家的道德準則來要求和規範我的日常生活。這一點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一直謹記在心。父親對我和善地循循善誘,我從小從未受過父母親一次責罵,更沒有挨過打。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美國哈佛大學,和房東夫人在早餐桌上談起這則故事。她是基督徒,立刻告訴我,《聖經·馬太福音》上說,你要人家怎樣對待你,你便應該怎樣對待人家。一正一反,說的是同一個道理。可見東西方文化儘管有許多差異,但對人的基本道德要求是相通的。我在哈佛大學校內的哈佛燕京學社看到陳寶琛題寫的對聯——“新舊文明能相益,東西心理本自同”,說的也正是這個道理。
“義利之辨”釋義
仁義道德是中華傳統道德的基本內容。“義利之辨”,就是正確處理道德倫理與物質利益的關係。儒家並不諱言利,但反對不擇手段地追逐個人或集團的私利,反對為了滿足個人的欲望而損人利己、損公肥私,踐踏道德倫理的底線。謀取利益的時候,要首先考慮道德的準則“義”,這是儒家教導人們的基本價值取向。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是孔子對學生子貢提問的回答。子貢問他:“有一句話可以終身奉行的嗎?”孔子回答說:“那大概就是‘恕’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孔子對‘恕’字的詮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恕矣”(《論語·衛靈公》)。意思是,對自己要嚴格要求,待人家要寬厚,否則就離開恕字遠了。記得陳家祖訓有“常存厚道以培家運”句,螺洲祖屋第一進大廳左右兩側柱上懸有楹聯“謙朴六爻皆吉,恕字終身可行”,兩者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母親待人寬厚仁慈,深受鄰里的尊敬和讚揚。自我記事時起,我從沒有見過她對傭人(不論男僕還是女傭)疾言厲色、叱喝呵責。
父親教我讀《四書》,不是按大、中、論、孟的次序,而是先讀《孟子》。我最近讀到王國維的女兒回憶王國維的文章,談到王國維教子女也是先讀《孟子》,然後才讀《論語》。《孟子》第一章《梁惠王上》的主題是“義利之辨”。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問他:“老先生,你不遠千里而來,給我什麼利呢?”孟子回答說:“王何必曰利,有了仁義就可以了。”孟子接著說:“如果全國上上下下都追逐利,那么,國家便完蛋了。”如果說“仁”是《論語》的核心價值觀,那么,“義”可以說是《孟子》全書的一個重要主題。仁義道德是中華傳統道德的基本內容。宋儒程子說:“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出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義利之辨”是《孟子》一書提出的第一個論題。孔子和孟子都多次談到義。在儒家看來,“義者宜也”(《中庸》),義就是做事要適宜,待人要公正。孔子說,義是最可貴的,它是做人的根本(“君子義以為上”,“君子義以為質”)。孟子說,人性中羞恥的心,是義的開始(“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果不符合道義,即使一絲一毫也不會給別人,也不會從別人那裡拿取一絲一毫(“非其義者,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官吏違背義理,百姓觸犯刑律,國家還能存在,那是太僥倖了(“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義與利,通俗地說,就是道德與利益。“義利之辨”,就是正確處理道德倫理與物質利益的關係。儒家並不諱言利。“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荀子·大略》)。也就是說,道德和利益是人所兼有的。王充在《論衡·刺孟》中分析:“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前者指國家的財政收入,後者指百姓的安定富足的生活。林則徐有句名言:“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為了國家的崇高利益,不應趨福避禍,即使貢獻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儒家不是一般地反對利,儒家反對的是不擇手段地追逐個人或集團的私利,儒家反對為了滿足個人的欲望而損人利己、損公肥私,踐踏道德倫理的底線。儒家肯定追求利益的正當性。人們都想得到富貴,這是人的本能。孔子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果富貴可以求得到,即使是趕車這樣的下等差事,我也願意做。哪個人不想富貴?但是儒家先哲都堅持,不符合道德要求而獲得的富貴,他們是不要的。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必須做到“見利思義”、“義然後取”。
謀取利益的時候,要首先考慮道德的準則“義”,這是儒家教導人們的基本價值取向。《孟子》朱熹註記司馬遷讀到孟子見梁惠王這一章,“廢書而嘆”。朱註:“程子曰:君子未嘗不言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唯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意思就是,君子懂得大義,小人只知道謀利。他將義和利看作是區別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線。
傳統道德“義”字為上
“義”表現在對國家的態度上,便是“忠”。在中國傳統道德里,“忠義”兩字常常是連在一起的,成為傳統道德的一個範疇。“義”表現在對人的態度上,是誠信。在中國傳統道德里,“信義”兩字也是常常連在一起的,成為傳統道德的另一個範疇。誠是誠實、忠誠,信是信任、信賴。在人際關係上,互相信任是建立在雙方誠實、恪守契約的基礎上。
“義”表現在對國家的態度上,便是“忠”。在中國傳統道德里,“忠義”二字常常是連在一起的,成為傳統道德的一個範疇。我的伯祖父陳寶琛在晚清光緒初年作為清流派主要人物,因為堅持正義,批評朝政,觸犯了慈禧,光緒十一年(1885)被降級回鄉。光緒三十四年(1908)慈禧去世後,他才復出,擔任溥儀的師傅。他在家書中說,他原來只打算短期出山後仍然回鄉,但是“情牽義縛”,不忍南歸福建。所謂“情牽”的情,便是他同溥儀師生之情;所謂“義縛”的義,便是君臣之義。他反對溥儀在日本人誘騙和鄭孝胥等人慫恿下出關去東北,他拒絕跟溥儀去東北,出任滿洲國偽職。他在臨終前說:“民族是不可得罪的。”歷史已經進入民主共和的新時期,他未能隨歷史潮流而前進,仍然幻想大清皇朝復辟,這是他的悲劇。但是他一片孤忠,堅持民族大義,這一點卻得到後人的肯定。
“義”表現在對人的態度上,是誠信。在中國傳統道德里,“信義”兩字也是常常連在一起的,成為傳統道德的另一個範疇。誠是誠實、忠誠,信是信任、信賴。在人際關係上,互相信任是建立在雙方誠實、恪守契約的基礎上。上世紀80年代,我在美國親身經歷兩件小事,感觸很深。一件是,我在一家書店買書,此後這家書店每月都寄來兩本新書供我選購。如果我喜歡,把書留下,開張支票寄去;如果不要,將書退還。書店不怕我賴賬,我當然不會賴賬,彼此都基於誠信。另一件事,關於集郵。我有集郵的癖好。我在波士頓郵局買了一套前一年的全年套票。買了一袋,回家打開整理,發現少了一枚。心想糟了,離了櫃檯,銀貨兩訖。過幾天路過這家郵局,我想死馬當作活馬醫,姑且進去問問。櫃檯上的人拿到我那缺一枚郵票的一袋套票,二話沒說,立馬給我換了新的一袋。我當時想,這類事西方國家做得到,我們能做得到嗎?
誠信的反義詞是欺詐。今天我們的社會,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誠信缺失。所謂“利慾薰心”、“利令智昏”、“見利忘義”,都不幸地成為屢見不鮮的現實。在商界,加了蘇丹紅的鴨蛋、三聚氰胺的奶粉、洗衣粉氽的油條、餐桌上的地溝油,製造和出售這些戕害人們健康的商人,說他們喪心病狂毫不為過。更為不堪的是,在文教界,院士作假,校長剽竊,博導抄襲,也時有所聞;學者急功近利,遊走於官員和商人之間,膜拜於權力和金錢面前,早已斯文掃地。
前幾年,上海市文史館領導讓我參加中央文史館舉辦的國學論壇,我提交了一篇論文,談到近幾年的國學熱中,國學的商品化亦即市場化,有些地方舉辦國學講堂,一年上課24天,收費兩萬八千元。我指出,國學已經淪為逐臭之夫的淘金桶和搖錢樹,靠國學賺大錢,這不僅是國學的悲哀,更是社會的悲哀。在旅遊界,有的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將一些歷史建築變成豪宅會所。不久前北京鬧得沸沸揚揚的梁林故居,還有重慶的蔣介石行宮、南京的張治中公館,都是在“保護性拆除”、“維修性拆除”的名義下,遭到了破壞。四大佛教名山現在爭著上市。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安徽九華山、四川峨眉山,都以旅遊公司的形式,打著保護當地文化和開發旅遊資源的旗號以盈利,峨眉山早已在前幾年掛牌上市,其他三座山也在積極策劃上市。在經濟利益高於一切的發展理念中,各地挖空心思尋找可以利用的一切資源,一些著名的寺廟道觀“沃爾瑪化”,捲入“圈錢’的大潮。一些地方官員一味追求GDP,醉心於政績工程,開發商不擇手段牟取暴利,官商勾結,亦官亦商。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的現象,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涵養道德從小做起
今天年輕的父母,為了培養孩子,送孩子學鋼琴、學畫畫、學奧數,交擇校費、送補習班,說是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然而,恰恰很少有人注意一個人品格成長的基礎在幼年,道德培養的起跑線在家庭。
當然,不可否認,在今天這個呼喚道德建設的社會,我們依然不時看到“最美母親”、“最美女教師”、“最美工程師”、“最美公交司機”、“最美黨員奶奶”,乃至“最美高富帥”等等,網友們用“最美”來讚揚這些草根百姓中的道德楷模。他們在道德與私利(甚至個人生命)二者擇一的危急時刻,堅守道德的底線,秉義直前,義無反顧,奮不顧身,捨生取義,令人動容。他們身上閃耀著中華傳統美德的光輝。人們在網上成千上萬次地轉發他們“最美”的事跡,表達出人們對道德回歸的熱切呼喚。
人們未必都能像這些道德楷模那樣,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做出義舉、壯舉。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義利之辨”隨時都在拷問人們的心靈,考驗人們的道德觀。前幾個月我在報紙上讀到一篇短評,提到:好乾部從不貪做起,好會計從不做假賬做起,好記者從不說假話做起,好商人從不賣假貨做起,如果各行各業都能恪守“義利之辨”,從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做起,那么,社會上弊絕風清應該是不難做到的。
總的說來,“義利之辨”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人們的基本道德要求和道德規範。人們先天的稟賦和後天的處境縱然千差萬別,但是對於基本道德要求和道德規範的認同和遵奉,應該是一致的。我們提倡和褒揚對道德規範的認同和奉行,唾棄和譴責對道德規範的蔑視甚至踐踏。通過道德建設和傳統文化的濡染,將基本的道德規範內化為自己心中的做人要求,養成道德的自覺,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今天年輕的父母,為了培養孩子,送孩子學鋼琴、學畫畫、學奧數,交擇校費、送補習班,說是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然而,恰恰很少有人注意一個人品格成長的基礎在幼年,道德培養的起跑線在家庭。中國傳統教育理念,十分重視親職教育。《三字經》說:“養不教,父之過。”家長(家庭)對兒童的教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兒童教育要從親職教育做起。家長不必對兒童耳提面命,但是家長的以身作則,家庭氛圍的潛移默化,對兒童的耳濡目染,像潤物的春風春雨,能起到重要的默化作用。
我們常說,學電腦、學體育,要從娃娃抓起,其實,親職教育是道德建設的起點或基礎,更不可忽視。前兩天我從報上讀到一則故事。有人問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你在哪個大學、哪個實驗室學到“最主要的東西”?他的回答既不是哈佛大學,也不是哪一個世界上超一流的實驗室,而是幼稚園。因為他認為在幼稚園學到了人生根本意義上的全部東西:行為的規矩、做人的底線、懂得珍惜、懂得與人分享。可見幼兒教育是人一生所受品德教育的基礎。
孔子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就是要在品德修養的基礎上,再去學習文化知識,把德育置於智育之前。現在我們往往反過來做,先抓智育,然後再去補課抓德育,其實是把本末顛倒了。
蘇東坡詩云:“腹有詩書氣自華”,“詩書”意味傳統文化,“氣”意味個人道德涵養;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哺育和傳統道德的薰陶下,一股正氣充沛於心,氣度自然不凡。這句詩扼要地說明了傳統文化對個人道德涵養的積極的培育作用,值得我們大家銘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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