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走向文明 一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

2019-02-18 13:59:30

北朝後期的漢化,也是學術界頗多關注的課題,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 北朝後期的漢化就是孝文帝的漢化改革。

首先必須明白,孝文帝漢化改革並非一人之功,而包括了他的父親獻文 帝拓跋弘、祖母馮太后的改革在內,正是前二者所進行的政治改革,為孝文 帝推行全面的漢化改革奠定了基礎。特別是馮太后主政期間所進行的改革, 漢化色彩尤其濃厚。所以,這裡必須先說一說馮太后及其主持的改革。

一、馮太后與獻文帝的權力爭奪

馮太后即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馮氏,因為後來被謚為文明太皇太后, 故歷史上往往稱之為文明馮太后。馮太后祖籍長樂信都(今河北冀州),十六 國時期北燕君主馮弘(馮弘,字文通,北魏時為避諱,多稱其字)的孫女。 馮太后的父親馮朗,於明元帝拓跋嗣延和元年(432)舉遼西之地歸順北魏, 後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爵。太武帝拓跋燾太平真君年間因受到弟 弟馮邈的牽連,馮朗被殺。馮朗被殺之後,年幼的馮氏按照慣例被沒人平城 皇宮為奴,由早就人宮的姑母撫養。

公元455年,時年14歲的馮氏被立為文成帝拓跋濬的貴人,次年正月, 又被立為皇后。在馮氏被立為皇后兩天之後,皇長子拓跋弘被冊立為太子, 拓跋弘的生母李夫人按照“子貴母死”的規定被賜死。465年,文成帝駕崩, 12歲的拓跋弘即位,即獻文帝。24歲的馮氏被尊為皇太后。

不過,當時馮太后還不能過問朝政,因為當時控制朝政的是丞相乙渾, 馮太后要想臨朝稱制,首先要扳倒乙渾。公元466年,馮太后聯合宗室東陽 王拓跋丕、侍御長陸雋等人發動宮廷政變,誅殺乙渾。乙渾被殺之後,馮太 後“遂臨朝聽政”。

馮太后臨朝聽政大約一年半之後,孝文帝拓跋宏出生。當時獻文帝拓跋 弘14歲,已經具備獨立執政的能力,北魏的政局也基本恢復正常秩序。在這 種情況下,馮太后只好“罷令不聽政事”。拓跋弘獨立行使皇帝職權,總理軍 國大政,馮太后則以祖母的身份在後宮承擔起撫養拓跋宏的任務。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馮太后突然主動放棄手中的權力,歸政於獻文帝 拓跋弘,而專心在後宮撫養孫子?由於史書缺少這方面的記載,因此後來不 斷有人進行研究推測,因為從後來馮太后長期專政的史實來判斷,可以知道 她實際上是一個權力欲望很強的女人。對於這個問題,史學大師呂思勉先生 就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孝文帝很可能是馮太后的私生子,理由如下:(1)孝 文帝拓跋宏出生的時候,他的父親拓跋弘只有13歲,這個年紀能不能生孩 子,是值得懷疑的;(2)後來孝文帝當皇帝以後,將朝政拱手讓給馮太后掌 管,而且曾幾次差點被廢黜,但毫無怨言;(3)關於孝文帝拓跋宏的生母思 皇后李氏,史書沒有記載任何事跡。根據以上幾點,呂先生推測:像馮太后 這樣權力欲望極強的女人,是不太可能因為孫子出生就將朝政交出,而且她 也沒有必要這么做。所以,孝文帝很有可能是馮太后的私生子,因為要哺乳 的關係,馮太后不得不把朝政交給獻文帝。

平心而論,呂先生的推測很有道理,因為像這一類事情,是永遠也不可 能找到證據的。呂先生的這個極富想像力的推論,已經被不少學者所認可, 如台灣學者鄭欽仁、日本學者大澤陽正等人。當然,也有不少學者提出反對 意見。對這個問題,本文不作討論。我們根據史實可以知道的是:(1)文明 馮太后對孝文帝拓跋宏十分疼愛,撫養盡心盡力;(2)馮太后對孝文帝的教 育十分重視,儘管她本人漢化素養不夠,但非常注意用儒家思想教育培養孝 文帝;(3)馮太后將政權歸還獻文帝,在後宮撫養孝文帝,是政治鬥爭的結 果,是受到獻文帝一方政治力量的壓迫,而不得不暫時歸還朝政。

馮太后雖然一時歸政於獻文帝,但她的政治力量並沒有受到多大影響, 她與獻文帝母子之間的權力爭奪依然在繼續。皇興五年(471)八月,獨立執 政已有五年之久的獻文帝突然宣布禪位於皇太子,自己做起了太上皇。此事 值得思考,因為當時獻文帝只有18歲,在如此當打之年卻突然退出權力之 巔,究竟是為了什麼?本來,馮太后在孫子出生後突然隱退,就已經夠讓人 咋舌的了,現在獻文帝在剛滿18歲的時候,又讓位於皇太子,不更是讓人疑 竇叢生嗎?

關於獻文帝拓跋弘禪位皇太子的原因,《魏書》說是由於他“雅薄時務, 常有遺世之心”、“早懷厭世之心”。這個原因顯然不能讓人信服,後世史家對 此多有關注。多數意見認為,獻文帝禪位實際上是被迫的,是受到了政治上 的壓力,這個政治壓力即來自於以馮太后為首的政治集團。據史書記載,獻 文帝本擬將皇位禪讓給京兆王拓跋子推,拓跋子推為文成帝拓跋濬三弟、獻 文帝的三叔,是宗室諸王中最有才能的人物。如果由他來接任皇位,對於北 魏王朝來說,不一定是壞事。但是,獻文帝的這個主張遭到了大臣們的激烈 反對,當然也遭到馮太后的反對。大臣們反對,那是因為這樣做破壞了皇位 繼承制度,容易引起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之爭;馮太后反對,那是因為拓跋 子推政治才能突出,一旦他當上皇帝,自己就再也沒有機會攬權。要知道, 馮太后當初迫於壓力暫時交回政權,而到後宮撫養孫兒拓跋宏,也是有政治 用心的,因為這個孫兒是未來的皇權繼承者,她可以通過對他的控制或影響, 分享統治權力。

在反對者中,馮太后具有關鍵性的作用。當時反對傳位於拓跋子推而主 張傳位於太子的,主要有:任城王拓跋雲(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 隴西王源賀(太尉)、建安王陸馥(選部尚書)、東陽公拓跋丕(尚書令)、 河內公趙黑(侍中、選部尚書,宦官)、高允(中書令)等人,他們都是在 政治上傾向於馮太后的重量級人物。所以,我們可以認為:獻文帝禪位並非 心甘情願,而是受到了一定的政治壓力。皇興五年圍繞獻文帝禪位所發生的 爭執,其焦點表面上看是在孝文帝的繼承權上,實質卻是以獻文帝為核心的 政治勢力與以馮太后為首的政治勢力之間的權力爭奪。

禪位之後,獻文帝雖然繼續當了五年的太上皇,但他在政治上的失敗, 其實從禪位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注定。承明元年(476)六月,年僅23歲的獻 文帝突然“暴崩”。獻文帝的死因不言自明,是馮太后所為,《魏書》、《資治 通鑑》等均如此記載,應該沒有疑問。獻文帝死後不久,京兆王拓跋子推、 萬安國、李惠、李沂、韓頹等人也相繼死去或被治罪,他們都是獻文帝拓跋 弘的人。

二、馮太后改革

獻文帝禪位於太子拓跋宏,拓跋宏即孝文帝,當時,孝文帝只有5歲, 自然沒有親政能力,國家大事仍由太上皇獻文帝處理。五年後,獻文帝拓跋 弘被馮太后毒殺,孝文帝只有】〇歲,仍然沒有執政能力。朝政由太皇太后馮

氏掌管。

毋庸諱言,在權力的爭奪中,馮太后表現出極冷酷的一面,她為了權力 不惜殺掉兒子獻文帝(儘管不是親生)。但評價馮太后時,這不是主要的,主 要的是馮太后能夠順應歷史的潮流,在政治上推行了帶有漢化色彩的改革, 為拓跋鮮卑的社會進步做出了積極貢獻。

馮太后本人的漢化素養並不高,但她知人善任,在主持朝政期間,重用 了一大批漢化士人,如高允、高閭、李沖、游明根等。這批漢族士人不僅能 夠參與一 ·般政治事務,還能夠參與核心機密決策。馮太后所推行的漢化改革, 主要就是在這批漢族士人的推動和幫助下進行的。在馮太后所任用的漢族士 人當中,李沖最受器重,史書記載李沖和馮太后有私情,說李沖“雖以器能 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對於馮太后在私德方面的“有虧”,我認為不要過於 渲染,要知道馮太后當時是一個30歲左右、有七情六慾的女人,和一般正常 女人有著同樣的需要。對馮太后,我們主要還是要看她所進行的政治改革。

馮太后的政治改革,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繼續深化吏治改革, 全面推行“班祿酬廉”制度;二是推行均田制,發展農業生產;三是建立 “三長制”,推進賦役制度改革。這三個方面的改革意義十分重大,促進了拓 跋鮮卑進一步漢化,拓跋鮮卑真正擺脫遊牧生活方式,向農耕定居轉變,就 是由此開始並完成的。

眾所周知,北魏前期的官員都是沒有俸祿的,文武百官的經濟來源主要 靠擄掠和賞賜,國家機構的辦公費用也基本靠掠奪維持。隨著北方統一的逐 漸完成,戰爭減少了,掠奪的機會、立功受賞的機會也都相應減少。這種情 況下,官員的生計也就成了問題,怎么解決呢?那當然只能靠搜刮百姓、貪 污受賄、官商勾結等非法方式獲得。由於沒有俸祿,對於官員的這些行為, 國家只能是聽之任之。如此一來,吏治的敗壞也就成為必然。

吏治的敗壞,不僅直接禍害了民眾的利益,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也嚴重 損害了國家的財政收人,造成國家政權的整體腐敗,從而威脅到北魏政權的 穩定。對於吏治腐敗的危害,統治階級中的有識之士,特別是那些漢族士人 開始大聲疾呼,他們指出:長此以往,北魏必定是國將不國。面對一浪高過 一浪的呼聲,北魏的最高統治者也不斷發布禁令,並處死了一些貪官以示反 貪的決心。但這些都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因為如果官員的實際生活問題不 解決,貪污腐敗不可能避免。必須通過制度建設、制度改革來解決問題。

獻文帝拓跋弘統治時期,雍州刺史張白澤上疏,認為應該按照古代制度, 給官員制定俸祿標準,如果能夠依法給各級官吏“班祿酬廉”,相信三年之 後,天下即可實現大治。這個建議最後被獻文帝採納,至此,北魏官員結束 了沒有俸祿的歷史。

馮太后執政以後,繼續將“班祿酬廉”的改革推向深人,公元484年, 馮太后通過孝文帝下發詔書,在北魏全面推行俸祿制。並規定:在班祿之後, 如果仍然貪污,“贓滿一匹者死”。“班祿酬廉”的推行工作並非一帆風順, 同樣遭到鮮卑貴族保守勢力的反對,因為俸祿制的實行,必定觸動鮮卑貴族 的舊有特權,從此他們就不能像以前那樣隨心所欲的搶掠貪污了。鮮卑保守 勢力以司徒、淮南王拓跋他為首。拓跋他是道武帝拓跋珪的孫子,他公開上 書反對俸祿制。馮太后召集群臣廷議,以高閭為代表的漢人士族堅決要求實 行俸祿制,高閭認為:實行俸祿制,可以體現人君對臣子的恩惠,促使臣子 感恩,從而盡心盡職;相反,如果不實行俸祿制的話,就會造成貪官肆意貪

贓枉法,而清官卻無法自保。高閭鄭重指出:“淮南之議,不亦謬乎!”高閭 的意見得到大多數人的贊同,於是馮太后斷然下令,繼續推行俸祿制度。

拓跋鮮卑原為遊牧民族,但是在進人中原地區、遭遇農業文明之後,為 了能夠在中原地區站住腳,不得不放棄原來的生活方式,轉而向農耕生產方 式演化。如太武帝拓跋燾就曾下令勸課農桑,他說:“郡國之民,雖不征討, 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體,府庫之所資。”意思就是說,這些從事 農業生產的居民雖然不參與軍事活動,但他們勤勞耕作,為軍事征戰提供了 物資保證,所以說他們既是經營國家的主體,也是充實國庫的根本依靠。很 顯然,太武帝已經認識到農業生產的重要了。

拓跋鮮卑進入中原的時間越長,對農業生產重要性的認識也就越明確, 對農業生產的依賴性也就越發的強烈。作為一種比較先進的土地制度,均田 制就是這樣出現的。當然,均田制的實行,還有直接的現實原因,那就是在 定都平城以後,由於代北地區並不適合農業生產,首都地區的糧食供應經常 出現青黃不接的局面,軍隊的糧食供應也經常出現短缺。如何解決糧食問題? 當然最根本的是,要恢復、擴大糧食生產,而擴大糧食生產的前提是讓農民 有田可耕、有地可種。

太和九年(485)北魏頒布均田法,規定:男子15歲以上,授露田40畝 (所謂露田,指不栽樹的田),婦人20畝。此外,男子還有桑田20畝,要求 桑田種桑50株、棗5株、榆3株;不適宜種桑養蠶的地區,男子給麻田10 畝,婦人5畝。這些田地中,桑田是世業,可以傳之子孫。其他土地,在年 老免課或身死之後,都要還給國家。

北魏均田法能夠推行,有兩個條件,一是政府手中有大量的土地。因為 長期戰亂,許多土地沒有了主人,成為國有土地,這樣政府才有田可授。對 於“均田”,我們不能理解為平均土地,不是國家把地主階級廣占的土地分給 農民,而是政府把所控制的土地分給無地農民。第二個條件是,均田法必須 得到鮮卑貴族和漢人世家大族的擁護,否則也不能實行。從史實來看,均田 法推行沒有遇到阻力,這說明鮮、漢地主是贊同的,他們為什麼贊同呢?原 來,均田法的實行也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好處。均田法規定,奴婢和平民一樣,

也授露田,其中奴40畝、婢20畝,奴婢只是沒有桑田而已,在麻布地區奴 婢也有麻田。除了奴婢可以授田,均田法還規定,耕牛也可以授田,一頭 “丁牛”授露田30畝。這樣大家不難想像出,鮮卑貴族和漢人世家大族為什 么會支持均田法了,因為他們不僅擁有很多奴婢,還有大量的耕牛,他們所 分得的土地當然很多。

“三長制”的推行也很重要,這是一種為配合均田制而實行的戶口管理制 度。戶籍管理,在任何朝代都必不可少,因為戶口是徵收賦稅、徵發徭役的 依據。在沒有實行“三長制”之前,北魏的戶口管理比較混亂,大量百姓成 為世家大族的“蔭庇”戶口,他們不在國家的戶籍上,所以不承擔國家的徭 役賦稅,這對於擁有蔭戶的地主來說,當然是好事,但對於國家來說則是損 失。為解決這個長期以來的社會難題,在實行均田制的第二年,即太和十年 (486)二月,在重新確定戶調田租標準的同時,政府宣布實行“三長制”, 以強化地方戶籍的管理工作:“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具體做法 是:5家立一鄰長,25家立一里長,125家立一黨長。“三長制”成立後的第 一項任務,就是整頓戶籍,也就是有組織地把豪強地主蔭庇的戶口搜刮出來, 編入國家的戶籍。所以,對於那些擁有很多蔭戶的大地主來說,“三長制”不 是好制度,他們因此要反對,特別是那些中原地區的世家大族,如中書令滎 陽鄭羲、秘書令渤海高祐反對得最凶。不過,北魏的王權是強大的,不像東 晉皇權那樣軟弱可欺,再加上均田令規定了奴婢、牛都可授田,對世家大族 也算是一種利益補償,所以“三長制”還是比較順利推行下去了。“三長制” 的實行,不僅廢除了北魏前期一直實行的“宗主督護制”,使得拓跋鮮卑完全 擺脫了部落制的遺留,同時也有效保證了均田制的推行,強化了北魏地方組 織的建設,從而有力的強化了北魏的皇權統治。

三、遷都洛陽

北魏孝文帝拓跋(元)宏為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少數民族領袖之一,也 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帝王之一,以推進拓跋鮮卑的漢化改革而享譽中國

歷史。

孝文帝出生於公元467年,生下來就由祖母文明馮太后撫養,三年後被 立為太子,其生母李氏依照“子貴母死”的慣例賜死。471年,獻文帝拓跋 弘宣布禪位於皇太子,孝文帝當時只有5歲,朝政由“太上皇”與馮太后掌 管。476年,馮太后毒殺獻文帝,其時孝文帝也只有10歲,因此北魏朝政變 為馮太后獨立執掌。

關於孝文帝對馮太后的態度,史書是這么記載的:“自太后臨朝專政,高 祖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對於祖孫之間的這種關 系,僅從孝道來解釋,顯然不恰當。孝文帝在年幼的孩童時期,沒有執政的 能力,二人之間當然是一種正常祖孫關係,並不存在衝突。然而,隨著孝文 帝一天天長大,具備執政能力之後,他和祖母之間因為權力爭奪而發生衝突, 就不可避免了。這首先表現為,孝文帝長大以後,馮太后對他開始提防猜忌, 史書關於馮太后杖打孝文帝的記載頗多。另外,由於有人從中挑撥離間,馮 太后甚至一度想廢黜孝文帝,而且已經採取了實際行動。如《魏書·穆泰傳》 就記載:“初,文明太后幽高祖於別室,將謀廢黜,泰切諫乃止。”《魏書·高 祖紀》則記述了馮太后想廢黜孝文帝的動機:“文明太后以帝聰聖,後或不利 於馮氏,將謀廢帝。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鹹陽王禧,將立之, 元丕、穆泰、李沖固諫,乃止。”這就是說,馮太后覺得孝文帝聰明能幹,擔 心他將來執政後不利於馮氏,所以想將他廢黜。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在寒冬 臘月的時候,把孝文帝囚禁起來,三天不給飯吃。並且特別召見鹹陽王拓跋 禧(即元禧),準備改立他為皇帝。最後在元丕、穆泰、李沖等人的堅決反對 之下,才放棄了這個想法。由此可見,孝文帝早年的生活經歷,充滿了艱難 險阻,他時刻都要面對著由權力所帶來的緊張、恐懼和威脅。

太和十四年(490),49歲的太皇太后馮氏駕崩於平城太和殿。據說,就 在馮太后死的當天,有一大群“雄雉”,也就是雄野雞,飛集於太華殿。不用 說,這意味著女人統治北魏的歷史已經結束了!正是從這一刻起,孝文帝迎 來了獨立執政的機會,北魏的歷史也掀開了新的一頁!

對於孝文帝的全面漢化改革,大多數學者認為是遷都洛陽之後才展開的。

實際上,如前面所說,北魏的漢化改革乃是一個歷史過程,包含了獻文帝拓 跋弘、文明馮太后的改革在內,他們所進行的改革乃是孝文帝全面漢化改革 的基礎。不過,孝文帝要將業已展開的漢化改革推進一步,首先必須離開平 城、喬遷新都。

孝文帝遷都洛陽的意義,陳寅恪先生是從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加以闡述 的,陳先生說:“之所以要遷都洛陽,光宅中原,是因為崤函為帝宅,河洛為 王里,是文治之地。要漢化,便須離開平城用武之地,把朝廷搬到洛陽去 陳先生的觀點自屬精闢之見。但我認為,僅從政治、經濟兩方面來認識遷都 洛陽還不夠,因為遷都洛陽本身就是漢化的一個重要步驟。另外,我們還必 須關注遷都洛陽一事中的感情因素,也就是孝文帝對於平城的感情傾向。

對於遷都決策過程中的感情因素,學者已經有所認識。孝文帝對於祖母 馮太后的感情比較複雜,一方面祖母對自己確有撫養及教育之情,這是他無 法忘記的,再一個就是,馮太后特別注意用儒家的“孝道”對孝文帝進行教 育,這無疑強化了孝文帝對馮太后的“孝心”;另一方面,馮太后對於孝文帝 的教育比較嚴格,甚至是苛刻,有跡象表明,孝文帝正是伴隨著挨打受罵長 大的,孝文帝忍耐力驚人與此經歷不無關係。不過,棒打和責罵對於孝文帝 還不是主要的考驗,更主要的考驗是如何應對馮太后的猜忌,孝文帝表現稍 為不慎,就可能隨時被廢。所以,孝文帝的生活狀態一直是戰戰兢兢、如履 薄冰,生活中極其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

這相互矛盾的兩種感情一直困擾著年輕的孝文帝,是感激祖母的撫養之 恩?還是憎恨她對自己的苛酷與猜忌?這兩種感情因素,何者又是主要的? 的確,馮太后對孝文帝進行的“孝道”教育還是有效果的,因為孝文帝在她 死後,按照禮制為她服滿了三年喪期。另外,孝文帝也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宣 揚祖母對自己的養育教化之恩。但是,我認為這並非孝文帝內心的真實想法, 他對嚴酷苛刻的祖母並非真的毫無怨言。我們這樣說是有依據的,(])馮太 後死後,孝文帝曾當面向元丕、穆泰、李沖等人表示感謝,感謝他們在馮太 後準備廢黜自己時能夠據理力爭,終於使自己保住了皇位;(2)遷都洛陽之 後,孝文帝曾多次對宗室諸王表揚楊椿兄弟,原因是每當孝文帝受到杖責時,

楊椿兄弟總是居中調和,孝文帝的原話是:“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每 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孝文帝為何總是經常 提及往日舊事?我以為正反映出對馮太后的真實心態,孝文帝說他對馮太后 虐待自己和準備廢黜自己的事情“不以介意”、“初不有憾”,實際上只是表 演給外人看的故作姿態。

我們可以肯定:如臨深淵、如履薄凍的生活經歷已經給孝文帝的心理造 成了嚴重創傷,他對於早年的生活環境早已充滿厭倦之情!平城,可能是他 最不願意回首的地方!所以,當他獨立執政以後,便開始考慮遷都的問題, 因為只有離開平城,才能夠徹底擺脫祖母馮太后的陰魂纏繞!

離開平城、另遷新都既已確定無疑,下一步就是遷往何處的問題了。當 時主要有三個地方可供選擇,一是長安,二是洛陽,三是鄴城。長安、洛陽 均為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古都,鄴城則是後趙、前燕的舊都。

長安、洛陽、鄴城作為新都的候選城市,各有憑據。長安作為漢族傳統 文化中心之一,有人建議作為新都並不奇怪,甚至到孝文帝已經遷都洛陽兩 年之後,還有些漢人文士建議應該定都長安,如497年孝文帝巡視關中,李 冏還“以鹹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古稱陸海,勸高祖去洛陽而都之。”但孝 文帝認為,長安位置偏西,不利於自己征討江南軍事行動的展開;另外,關 中地K雖然比較富庶,但畢竟土地狹小,無法與大河南北地區的經濟實力相 比;當然還有一條理由,即前趙、前秦、後秦三個政權都是在這裡亡國,長 安作為首都的“地氣”並不好。

鄴城在黃河北岸,與洛陽隔河相望。從地理位置來說,鄴城作為新都未 為不可,孝文帝在南伐的時候,也曾一方面讓人經營洛陽,一方面又命人在 鄴城興建宮殿。太和十八年(494),也就是在孝文帝南伐至洛陽以後,卻在 鄴城宮殿大會群臣,所以說,當時定都於鄴城的可能性也是有的。這是因為, 那時最富庶的地區在河北,北魏國家財政收人最主要的來源也是河北,所謂 “國之資儲,唯籍河北”,當時僅冀、定二州的戶調絹就在30萬匹以上。而鄴 城是河北的中心城市,如果單從經濟角度考慮,鄴城優於洛陽。另外,早在 明元帝拓跋嗣統治時期,就曾因為平城鬧饑荒而準備遷都鄴城,最後在崔浩

等人的反對之下,才放棄這個打算。

然而,孝文帝最終還是選擇了洛陽為國家新的首都,那是因為洛陽在綜 合指數上超過了長安、鄴城。以經濟指標來說,這三個地區都是當時的經濟 發達地區,洛陽所在的經濟區域,稍弱於鄴城所在的河北地區,但強於長安 所在的關中。更重要的是,洛陽有漕運的優勢,可以通過黃河漕運將河北的 物產運到洛陽,這是長安、鄴城所不及的。以政治指標來說,長安、鄴城都 沒有辦法和洛陽相比,從遠的來說,洛陽乃是東周故都,近代以來東漢、曹 魏、西晉均都洛陽,這些都是人們心目中的“正朔所在”而鄴城只不過是後 趙、前燕兩個“僭偽”政權的都城。長安在歷史淵源上固然強過洛陽,但不 符合孝文帝進一步南征的軍事戰略構想。從文化上說,洛陽所在中州地區是 文化最發達的一個區域,這是鄴城所無法比擬的;與洛陽相比,長安作為中 原政權的歷史畢竟為時已久,相對洛陽來說已經落後了。

所以,綜合考慮,孝文帝決定遷都洛陽,以中原地區政治與文化中心洛 陽為新都,北魏統治者不僅可以華夏文化的正宗傳人自居,也更能吸引那些 醉心於“中夏正音”、要求漢化的士大夫,從而將漢化改革推向深人。

太和十乇年(493)八月,孝文帝率眾來到永固陵前,向祖母馮太后作最 後告別以後,親率百餘萬大軍南下。九月,南伐大軍進至洛陽。到達洛陽後, 孝文帝故意裝出繼續南下的樣子,迫使鮮卑勛貴同意遷都於洛陽。十月,孝 文帝下令主司空穆亮、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規劃洛陽建設事宜。太和十 八年(494)三月,孝文帝又從洛陽返回平城,作遷都的動員和說服工作,十 月,孝文帝親自到太廟告別,將祖宗牌位遷出,十一月到達洛陽。太和十九 年(495)九月,平城後宮及文武百官全部遷到了新都洛陽。就這樣,經過兩 年多的時間,孝文帝完成了遷都大業。

孝文帝遷都洛陽,在終結北魏平城時代的同時,開創了北魏洛陽時代, 北魏歷史的新篇章從此揭開!

四、全面漢化

遷都洛陽既已完成,全面漢化改革也就有了基礎。孝文帝全面漢化改革

的內容包括:

(一)禁胡語、胡服。就是禁止講鮮卑話、穿鮮卑衣服,而改說漢話、改 穿漢人服裝。

也許我們會問,說話和穿衣,不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事嗎?說什麼 話,穿什麼衣服,難道真的這么重要嗎?答案很簡單:是的。千萬不要小看 這兩件最平常的事,要真正放棄本民族的語言和服飾,是非常困難的。語言 和服飾乃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最重要的標識。

眾所周知,北魏開國之初,執政的都是鮮卑貴族,他們說的都是鮮卑話, 如太武帝拓跋燾“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從夷語”,並規定在朝為官的漢人 必須學說鮮卑話,因為鮮卑話當時被稱為“國語”。隨著北魏在中原地區的長 久統治,鮮、漢兩種語言之間的融合也慢慢開始了。結果許多人說話都是 “音雜夷夏”,也就是說,漢話與鮮卑話夾雜在一起,讓人聽起來很彆扭,就 好比現在某些中國人為了賣弄而經常講英語,結果是漢語說不好,英語也很 難聽一樣。大家可以想像,在朝廷舉行大會的時候,“音雜夷夏”、南腔北調 該是多么滑稽的場面!當然,更重要的是,繼續講鮮卑話不利於將漢化改革 推進,因為說鮮卑話會時刻提醒鮮卑貴族的民族性!所以,首先必須讓鮮卑 貴族改說漢話。

495年六月,孝文帝下令:“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 所居官。”就是說,從今以後,誰要是在朝廷上講鮮卑話,就地免職!當然, 孝文帝是個很有頭腦的人,他也知道要鮮卑貴族一下子改說漢話有困難,特 別是那些年齡比較大的鮮卑人,所以他在下令“斷諸北語,一從正音”的時 候,特別規定:年齡30歲以上的官員,不要求他們一下子就改過來,但必須 儘量少講鮮卑話;30歲以下的官員,就不允許再說鮮卑話了。就在孝文帝頒 布這道命令的時候,漢族士人李沖卻對他說:“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 舊從新?”李沖的意思是說,皇帝所說的就是“正音”,就是標準,為什麼一 定要改舊從新呢?大家知道,孝文帝是鮮卑人,自然講鮮卑話,李沖說孝文 帝的語言是“正音”,是大家應該學習的標準。李沖這么說,本意是想討好孝 文帝,但由於不符合孝文帝推進漢化改革的本意,所以,後來孝文帝說:“沖

之此言,應合死罪。”就是說,李沖這么講,是犯了死罪。

在服裝上,鮮卑族與漢族自然也是不同的。鮮卑人習慣上“編髮左衽”, 這是北方遊牧民族的傳統服飾,以前的匈奴等民族也都是如此。“編髮”,就 是把頭髮編起來盤在腦後,中原漢族人稱他們為“索虜”或“索頭虜”就是 這樣來的,因為頭髮編起來很像一條繩索。少數民族除了 “編髮”以外,還 有“披髮”的習俗。中原漢族一直是“束髮”,就是將頭髮綑紮成一束,然 後再戴上冠巾。“左衽”是指服裝,“衽”就是衣襟,漢人的衣服衣領與左右 襟相連,衣襟在胸前相交,左襟壓在右襟上,在右腋下打一個結。而包括鮮 卑在內的少數民族正好相反,因此叫“左衽”,如孔子在稱讚管仲“尊王攘 夷”的功績時,就曾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意思就是說,沒有管 仲的話,我們可能都要“披髮左衽”,即成為少數民族的俘虜了。所以,“披 發左衽”或“編髮左衽”都是指代少數民族。

無論“左衽”還是“右衽”,只是一種習慣,本來並沒有好壞優劣之分, 但是作為一種民族文化的具體表現形式,能夠反映出人們的文化心態,在當 時繼續堅持“左衽”就是反對漢化,改為“右衽”就等於贊同漢化。因為這 直接涉及到思想觀念、文化心態的問題。所以說,孝文帝決定放棄鮮卑“左 衽”的穿衣習俗,而改穿漢人的“右衽”,是他推行全面漢化的重要組成 部分!

在服裝方面的改革,早在平城時代就已經開始了。當時的實際執政者為 馮太后,但孝文帝畢竟是名義上的最髙領導人。486年,孝文帝“始服袞服, 冕饗萬國”,所謂“袞服”就是皇帝祭祀和朝會時所穿的禮服,袞服是漢族服 飾。489年,孝文帝又開始改革百官的服飾,具體事宜由蔣少游、劉昶、李 沖、游明根、高閭等人負責,由於上述這些人意見有分歧,所以百官服飾的 樣式一直到6年以後才最後確定下來。除百官服飾外,孝文帝還對後宮的服 飾加以改革,主要是模仿南朝。

平城時代的服裝改革,主要局限於皇室後宮、文武百官,也就是統治階 級的範圍內。遷都洛陽以後,孝文帝下令,改革普通鮮卑人的服飾。494年十 二月,孝文帝下了一道詔令:“革衣服之制”。但是這道命令遭到鮮卑人的較

多抵制,史書記載說“國人多不悅”。與漢人的寬袍大袖不同,鮮卑人服裝的 主要特點是短衣窄袖,便於騎馬射箭,穿長靴便於在草原上行走,平城時代, 鮮卑人還可以經常在草原馳騁,胡服1 當然更適合一些。遷都洛陽以後,生活 環境變了,胡服自然也就派不上用場了。但是,民族懷舊情緒不可能因為一 道聖旨而立刻消失,很多鮮卑人來到洛陽以後,依然是一派鮮卑裝束。但孝 文帝改換鮮卑服裝的意志十分堅決,因此新都洛陽的胡服禁止得十分厲害。 這裡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孝文帝的決心:一次是,496年的一天,從前線返 回的孝文帝,在洛陽街頭看到有些婦女仍然穿著舊式的鮮卑服裝,非常惱火, 就把留京官員找來訓斥:我離開京城沒有多長時間,你們就違背了我的命令, 為什麼有這么多人又穿過去的服裝,這不是陽奉陰違嗎?還有一次是,499年 的一天,孝文帝從鄴城返回洛陽,又看到一些穿鮮卑服裝的婦女,十分生氣, 就召見了公卿大臣,訓斥道:“我昨天進城的時候,又看到一些婦女穿著小橘 襖,她們這樣穿著,尚書為什麼不加以制止?”任城王元澄回答說:“穿這種 服裝的人畢竟是少數,沒多大關係吧?”孝文帝嚴厲斥責元澄:“太奇怪了, 任城王難道是想讓全城的人都這樣穿著嗎? ”孝文帝為什麼在這方面如此嚴 格?因為在他看來,如果不徹底放棄鮮卑服裝,就會讓鮮卑人懷念過去的生 活習俗,從而不利於漢化的進一步深人。

(二)改籍貫、姓氏。就是將鮮卑人的籍貫由原來的代北,改為現在的洛 陽;將原來的鮮卑複姓,改為漢人的姓氏。

太和十九年(495)六月,孝文帝下了一道詔書:“遷洛之民,死葬河南, 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為河南洛陽人。”這就是說,從此之後,遷到 洛陽的鮮卑人,死後就埋在河南,不得歸葬代北。凡是南遷的代北人,從此 之後,只能稱河南洛陽人,不能再說自己是代北人。

為什麼要改變鮮卑人的籍貫和埋葬地點呢? S的當然是為了使鮮卑人與 漢人融為一體。用陳寅恪先生的話來說,就是:“一是要絕代人故土之戀,二 是不如此便不能將代北鮮卑部酋變成中原士族。看似外表或形式,實際能夠 決定性質或內容。”

除了改胡服、禁胡語、改籍貫以外,孝文帝還下令改姓氏,把鮮卑胡姓

改為漢人的姓氏。並且他帶頭將自己的“拓跋氏”改為“元氏”,所以我們 後世的史書都是叫孝文帝“元宏”,而不叫“拓跋宏”,但是我們必須明白: 在改姓氏之前,他實際上仍叫拓跋宏。在孝文帝看來,只有將鮮卑姓名改為 漢化的姓名,才能夠儘快與漢人士族融合到一起。這裡有個事例很能說明問 題:據《魏書》記載,平原王陸額娶東徐州刺史崔鑒的女兒為妻,崔鑒出自 博陵崔氏,是中原著名的世家大族。崔鑒對親戚們說:“平原王才度不惡,但 恨其姓名殊為重複。”崔鑒的意思是說,平原王陸敷的才華風度都不差,唯一 的遺憾就是他的姓名太重複了點。崔鑒為什麼說陸敘的名字“殊為重複”呢? 原來,陸數的本姓是“步陸孤氏”,當時孝文帝還沒有下令改鮮卑複姓為漢人 的姓氏,所以陸敘的姓名至少有四個字,即“步陸孤敘”。為什麼說“至少有 四個字”,因為很有可能,陸歆的名字也不是只有一個“數”字,而是好幾個 字的鮮卑名。所以,崔鑒才會“恨其姓名殊為重複”。

陸敘的事例表明:鮮卑胡姓胡名如果不改為漢姓漢名,就無法解決鮮卑 貴族與漢人士族之間的隔閡,就不能使胡漢貴族融為一體。而當鮮卑人由胡 語、胡姓改為漢語、漢姓以後,“鮮卑貴族變為文化士族的道路打通了”。為 什麼這么說呢?這是因為,鮮卑胡姓、胡名改為漢姓、漢名之後,胡漢貴族 地主之間的界限才能逐漸泯滅,而只有胡漢貴族之間不再有隔閡,才有可能 把崔浩當年“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的政治理想付諸實施。

改鮮卑胡姓為漢姓,孝文帝以身作則,將皇室拓跋氏改為元氏,其他如: 丘穆陵氏—穆氏、步陸孤氏—陸氏、賀賴氏—賀氏、獨孤氏—劉氏、賀樓氏 —樓氏、勿忸于氏—于氏、達奚(嵇)氏—奚氏、尉遲氏—尉氏。這八姓是 與北魏皇室關係至密的“勛臣八姓”。“勛臣八姓”以外,其他胡姓也基本都 改為漢姓了,只有極少數胡姓仍然保留,如“爾朱氏”、“宇文氏”、“賀拔 氏”等。胡姓改了,胡名也必須改,否則仍然會出現“姓名殊為重複”的情 形。學術界對孝文帝改胡姓為漢姓的研究,代表著作是已故武漢大學教授姚 薇元先生所著的《北朝胡姓考》一書;至於改胡名的問題,陳寅恪先生曾經 提及,但迄今沒有人進行過專題考察。

胡姓改為漢姓之後,就可以像漢人士族那樣講門第了。為了儘快使鮮卑

第七講走向文明

貴族認識到門第的重要性,在改姓氏之後,孝文帝又為六個弟弟聘娶中原士 族婦女為妻,分別是:鹹陽王元禧娶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元乾娶代郡穆明樂 女、廣陵王元羽娶滎陽鄭平城女、潁川王元雍娶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元勰 娶隴西李沖女、北海王元詳娶滎陽鄭懿女。然而,單是與漢人世家大族通婚, 還不能使鮮卑貴族與漢人士族融為一體,於是孝文帝又開始定姓族。太和十 九年孝文帝下了一道詔書,將前面所提到的“穆、陸、賀、劉、樓、於、嵇 (奚)、尉”八家確定為“勛臣八姓”,要求國家選舉機構在選拔人才時,不 允許任命“勛臣八姓”的子弟充當“猥官”,要把他們和“崔盧李鄭”四姓 一樣看待。姓族確定下來之後,鮮卑貴族門第的高低也就清楚了。

(三)改定郊祀宗廟禮樂。中國古代素有“國之大事,在禮與戎”的說 法,意思就是說,國家最重大的事情莫過於祭祀禮儀和戰爭。歷代對於郊祀 祭天、宗廟祭祀等禮儀都十分重視,都是當成國家最重大政治事務來處理的。 孝文帝放棄拓跋鮮卑原有的郊祀禮儀,正說明他漢化的決心。

拓跋鮮卑原先崇拜的天、神,與漢族不一樣,因此祭天儀式也與漢族不 同。如,北魏前期一直是“祀天於西郊”,據《魏書·禮志》記載:西郊祀 天的當日,皇帝要率文武百官及各部落的首領來到祀天場所。祭禮的時候, 要從和皇室最親近的十個部族中挑選出7名子弟,“以酒灑天神主”,同時還 有女巫在祭壇上敲鼓舞蹈助祭,在這個時候,皇帝、皇后與百官都要叩拜。 北魏西郊祀天的儀式,每年都要舉行一次,時間在農曆四月初四。

孝文帝太和時期,北魏已經開始採用漢族帝王的祭祀天地的儀式,不過 那時還沒有廢棄拓跋鮮卑原有的祭天習俗,可以說是“胡漢雜糅”。到太和十 八年(494)遷都洛陽之後,孝文帝乾脆下令:廢除西郊祀天的儀式,全部改 用漢族的祭祀禮儀。孝文帝這么做,出發點當然是為了實現徹底的漢化。

除祭祀天地外,孝文帝還對拓跋鮮卑的宗廟祭祀禮儀進行了改革。據記 載,從道武帝拓跋珪天興(398 ~403)初年起,在北魏的太廟正中,一直供 奉著平文皇帝拓跋鬱律的牌位,尊為太祖。拓跋珪死後,被尊為烈祖,牌位 陳列在太廟的一邊。孝文帝認為這樣很不合適,因為道武帝乃是北魏君臨中 夏的第一位君主,應該尊他為太廟中的太祖,於是就在太和十五年(491)將

拓跋鬱律的牌位取了下來,而把拓跋珪的牌位供奉在太廟的正中=孝文帝為 什麼要這么做呢?這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大事,孝文帝通過把君臨中夏的第一 位君主奉為太祖,就從文化的高度強化了北魏君臨中夏的政治意義,孝文帝 作為華夏文化正宗繼承者的身份,也就有了根據。

(四)改官制、定律令。北魏初期的職官制度,是比較典型的“胡漢雜 糅”風格,有的使用中原漢族的官名,有的使用鮮卑名。例如,稱皇室子弟 為“直勤”、內左右為“羽真”或“直真”等;再如《魏書》中有“駕部尚 書”,但鮮卑語稱尚書為“俟勤地何”、駕部為“乞銀曹”。諸如此類,讓人 摸不著頭腦。出於漢化改革的需要,孝文帝在廢除鮮卑語的同時,也開始對 “胡漢雜糅”的職官制度加以改革。

幫助孝文帝改革官制的主要人物,是自南朝北奔的王肅。王肅是著名的 世家大族,對於南朝的禮儀文化、典章制度比較熟悉,王肅所擬定的北魏新 宮制,主要就是模仿兩晉、南朝,當然也有新的發展。經過王肅厘定過的北 魏新官制,去掉了舊制中的鮮卑成分,使得北魏的職官系統和兩晉南朝幾乎 沒有什麼區別。

法律建設也是孝文帝漢化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早在孝文帝之前,道武 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燾、文成帝拓跋濬都曾修定過律令。孝文帝太和時期, 北魏統治者曾於太和元年至五年(477〜481)、太和十一年至十六年(487 ~ 492)兩次修訂律令,新律令於太和十六年四月正式頒布實施。新律令與以前 的律令相比,主要表現為文明程度更高,以死刑為例:魏初死刑有轅(車 裂)、腰斬、斬首、絞四種;新律令廢除了轅、腰斬,改為梟首、斬首、絞三 種。再如,北魏前期有所謂“門房之誅”,如崔浩事件發生後,按照“門房之 誅”的規定,凡是與崔浩有親屬連帶關係的,“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 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株連的範圍比漢族的滅“三 族”、“九族”更為殘酷。太和十六年新律令頒布以後,“門房之誅”與夷三 族、五族等野蠻現象基本絕跡了。

孝文帝依靠漢人文士修訂律令,不僅廢除了慘無人道的“門房之誅”和 “族誅”等酷刑,更重要的是通過修訂律令表明一種觀念,以顯示北魏乃是君

臨華夏的正統。

五、漢化過程中的阻力及對漢化的評價

縱觀中國歷史,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風順,都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阻力, 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也一樣。在孝文帝準備進行全面改革的時候,統治集團內 部有三種不同政治傾向:(1)保守派,以鮮卑貴族元老穆泰、元丕、陸截等 人為代表,反對遷都、反對漢化,堅決主張保持鮮卑固有的文化習俗,後來 太子元恂也加人了這一集團。(2)中間派,以鮮卑貴族中的開明分子為代表, 主張不放棄鮮卑文化習俗,但同時可以進行一些漢化改革。(3)改革派,以 孝文帝及漢人士族地主為代表,主張實行徹底的漢化。

在這三派勢力中,改革派自然不用說,都是贊同漢化的。中間派也比較 好辦,因為他們已經認識到漢化的好處了,對於漢化也不會有什麼牴觸。最 難辦的是頑固的保守派,因為他們都是鮮卑貴族中的元老和北魏的國家重臣, 政治勢力比較強大,尤其是穆泰、元丕等人,他們在孝文帝早年繼承、穩固 帝位的過程中,都立有很大功勳。所以,這些人如果堅決反對,很可能會造 成國家的分裂和內爭。對於這批老頑固,孝文帝採用各種方式,對他們進行 耐心的開導和說服,並採用變通的方式,穩住這批思想保守的元老重臣,如 元丕被任命為太傅、錄尚書事,總管代北軍國事務,並特許他繼續穿鮮卑衣 服、講鮮卑話;對穆泰,則任命為恆州刺史,負責北邊事務,不強制他一定 南遷洛陽。另外,對於一些南遷洛陽的鮮卑貴族,孝文帝還特別準許他們在 夏天的時候返回代北,因為有些年齡稍大的代北人確實不適應南方的炎熱天 氣。總之,孝文帝在改革的過程中,非常注意政治策略,想方設法地減少改 革中的阻力。

但是,保守派並不甘心放棄舊有的文化習俗,他們甚至不惜組織發動政 變,以對抗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保守派最後以太子元恂為核心形成了一個勢 力集團。為了將元恂培養成為一個有良好漢化修養的君主,孝文帝特別注意 用儒家經典對他進行教育,並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培養他的漢化禮儀。但元恂

卻非常討厭學習漢人文化禮儀,還藉口洛陽夏天太熱,“意每追樂北方”,並 將孝文帝給他的漢族服飾撕毀,“解發編服左衽”。

太和十九年(495)初,馮太后的兄長馮熙、侄馮誕死,孝文帝讓太子代 自己回平城弔喪。太子恂回到平城後,鮮卑守舊勢力企圖擁立他造反,但這 次陰謀終因時間倉促而沒有能夠成功。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出巡嵩山, 留元恂鎮守京城,但是他卻和左右密謀乘機北奔平城。此事暴露以後,孝文 帝決心廢黜元恂,孝文帝說:“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於是下 詔廢黜太子恂為庶人,不久又將元恂毒殺。

太子恂被廢黜,讓保守派大為驚恐,他們決定鋌而走險。496年冬,穆 泰、陸敘等秘密聯絡鎮北大將軍、樂陵王元思譽,代郡太守元珍,陽平侯賀 賴頭等人,共同策劃推舉朔州刺史、陽平王元頤為帝,陰謀據平城起兵。參 與這次陰謀的鮮卑人很多,史書記載說“代鄉舊族,同惡者多”。保守派陰謀 暴露後,孝文帝派任城王元澄前往鎮壓,隨後他又親自北巡,捕殺很多鮮卑 人,才將這次叛亂鎮壓下去。

由此可見,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也是充滿血腥的。怎樣看待這些流血事 件?我想,這就是改革所要付出的代價,人類社會的任何一項進步,可能都 是以犧牲許多生命作為代價的。

對於孝文帝及其所進行的漢化改革,學術界多數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 孝文帝的改革推進了北魏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對民族融合作出了貢獻, 因此,孝文帝元宏既是鮮卑族傑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國歷史上一位有遠見卓 識的改革家。但也有少數學者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孝文帝改革的消極作用遠 遠大於積極意義,他所推行的文治和漢化路線,加速了北魏國家和鮮卑民族 的衰亡。持此意見者還認為,應該把北魏後期的改革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前期是由馮太后領導的,主要進行了均田制和三長制的改革,後期才由孝文 帝主持,主要是確立儒家禮教的地位,從而實現北魏漢化的目標,孝文帝後 期的改革不過是馮太后前期政策的延續和發展而已。

怎樣認識和理解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與爭執?我認為必須用發展的眼光 來看待這些不同意見,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漢化始終是歷史前進的大方向,

因此漢化的政策也始終是連貫的,漢化不是哪一個人的獨創,當然也包括孝 文帝。北魏必須漢化,否則就無法立足於中原地區。我們說孝文帝是一個有 遠見的傑出歷史人物,不僅僅是從他開創了漢化事業著眼,更是從他自覺的 推行漢化方面來說的。

歷史地看,北魏前期的漢化是不自覺的、被動的,這是由於當時反漢化 的勢力超過漢化的勢力,並因此造成崔浩事件的發生。與前期相比,北魏後 期的漢化是主動的、自覺的,但仍然出現了胡化的逆流,從太子恂事件,到 宣武帝時期所出現的“張彝事件”,再到北魏末年的“六鎮之亂”,直到東 魏、西魏、北齊、北周胡風的盛行。所有這些,從激烈程度而言,比起前期 的“崔浩事件”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說明了什麼?這只能說明民族融合 是一個曲折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充滿了艱辛苦難以及流血犧牲。但正如陳 寅恪先生所說,“胡化無疑是一種退化,但並非完全退化,而是胡漢民族又一 次交混產生的一種新局面。假使一直漢化下去,也可能使北朝變得更腐敗。” 循此思路對北魏後期的漢化及孝文帝漢化改革進行探討,我們應該能夠得出 這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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